清代的“花雅之争”

阎宁

　　花，即花部，又称“地方乱弹”，指在清康熙年间兴起的，如京腔、秦腔、梆子腔、二黄调等地方戏曲；“雅”，即雅部，指在元代末年兴起的昆曲。

　　“花部”、“雅部”的说法最初出现于清代乾隆年间，吴长元所著的《燕兰小谱》中多次提到北京的戏分花、雅两部。李斗在《扬州画舫录》中记载道：“两淮盐务例花、雅两部以备大戏。雅部即昆山腔；花部为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黄调，统谓之乱弹。”又说：“郡城花部，皆是土人，谓之‘本地乱弹’，此土班也。至城外邵伯、宜陵、马家桥、僧道桥、月来集、陈家集人，自集成班，戏文亦间用元人百种，而音节服饰极俚，谓之草台戏——此又土班之甚者也。若郡城演唱，皆重昆腔，谓之堂戏。本地乱弹只行之祷祀，谓之台戏。迨五月昆腔散班，乱弹不散，谓之火班。后句容有以梆子腔来者，安庆有以二黄调来者，弋阳有以高腔来者，湖广有以罗罗腔来者，始行之城外四乡，继或于暑月入城，谓之赶火班。而安庆色艺最优，盖于本地乱弹，故本地乱弹间有聘之入班者。”

　　具有“雅部”之称的昆曲在元代末年只是南曲的一个支派，是流行于吴中的“小集南唱”的清曲。它兴盛于明代隆庆、万历之交，一直到清代嘉庆初年，称霸剧坛长达230多年，曾出现“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的繁荣景象。昆曲的剧作家们创作出了大量优秀的剧目，如洪昇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等，拥有许多演技高超的演员和戏班，如南京的沈周班，北京的聚和、三也，苏州的寒香、凝碧等。

　　明代晚期，昆曲经常在宫廷中为封建贵族们进行表演，逐渐开始脱离群众，形式主义的倾向也越来越严重。清代中叶，由于昆曲的题材日益缩小，忽视对剧目内容的要求而只重视曲词，所以逐渐走向衰落。

　　康熙年间，各种地方声腔开始蓬勃兴起，内容清新质朴，文词也比较通俗易懂，以版式变化体的音乐结构为主，采用七字句或十字句的唱词句法，语言大部分为当地的方言，深为普通民众所熟悉，比较贴近人们的生活，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乾隆学派的著名学者焦循所撰的《花部农谭》将“花部”进行了透彻的分析，他说：“梨园共尚吴音，花部者，其曲文俚质，共称为乱弹者也，乃余独好之。盖吴音繁缛，其曲虽极谐于律，而听者使未睹其文，无不茫然不知所谓……花部原本于元剧，其事多忠、孝、节、义，足以动人；其词直质，虽妇孺亦能解；其音慷慨，血气为之动荡……田事余闲，群坐柳阴豆棚之下，侈谈故事，多不出花部所演。余因略为解说，莫不鼓掌解颐。有村夫子者笔之于册，用之示余，余曰：‘此农谭耳，不足以辱大雅之目。’”

　　乾隆五十五年（1790），乾隆皇帝八十寿诞，各地官员征召戏班入京庆贺。浙江盐务大臣召最优秀的徽班——“三庆班”进京表演，此事在李斗的《扬州画舫录》中也有记载：“迨长生还四川，高朗亭入京师，以安庆花部合京、秦两腔，名取班曰‘三庆’。”这是“花雅之争”中的一件大事。徽调进入京城之后，受到人们的欢迎，于是四喜、和春、春台三大徽班也陆续进入北京，而这时的“雅部”昆曲已经衰落，丝毫没有任何的发展，面对花部的逐渐深入人心也没有任何办法。于是，“花雅之争”以花部的全面胜利、雅部昆曲的消衰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