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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来
我是一片雪，轻盈地落在了玉龙雪山顶上。
有一天，我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坚硬的冰。和更多的冰挤在一起，缓缓向下流动。在许多年的沉睡里，我变成了玉龙雪山冰川的一部分。我望见了山下绿色的盆地——丽江坝。望见了森林，田野和村庄。张望的时候，我被阳光融化成了一滴水。我想起来，自己的前生，在从高空的雾气化为一片雪，又凝成一粒冰之前，也是一滴水。
是的，我又化成了一滴水，和瀑布里另外的水大声喧哗着扑向山下。在高山上，我们沉默了那么久，终于可以敞开喉咙大声喧哗。一路上，经过了许多高大挺拔的树，名叫松与杉。还有更多的树开满鲜花，叫做杜鹃，叫做山茶。经过马帮来往的驿道，经过纳西族村庄里的人们，他们都在说：丽江坝，丽江坝。那真是一个山间美丽的大盆地。从玉龙雪山脚下，一直向南，铺展开去。视线尽头，几座小山前，人们正在建筑一座城。村庄的里的木匠与石匠，正往那里出发。后来我知道，视野尽头的那些山叫做象山，凤凰山；更远一点，叫做笔架山。后来，我知道，那时是明代，纳西族的首领木氏家族率领百姓筑起了名扬世界的四方街。四方街筑成后，一个名叫徐霞客的远游人来了，把玉龙雪山写进了书里，把丽江古城写进书里，让它们的名字四处流传。
我已经奔流到了丽江坝放牧着牛羊的草甸上，我也要去四方街。
但是，眼前一黑，我就和很多水一起，跌落到地底下去了。丽江人把高山溪流跌落到地下的地方叫做落水洞。落水洞下面，是很深的黑暗，曲折的水道，安静的深潭。在充满寂静和岩石的味道的地下，我又睡去了。
再次醒来，时间又过去了好几百年。
我是被亮光惊醒的，我和很多水从象山脚下的黑龙潭冒出来，咕咚一声翻上水面，看见很多不同模样的人。黑头发的人，黄头发的人。黑眼睛的人，蓝眼睛的人。我看见了潭边的亭台楼阁，看见了花与树。我还顺着人们远眺的目光看见了玉龙雪山，晶莹夺目矗立在蓝天下面。潭水映照雪山，真让人目眩神迷啊。人们在桥上，在堤上，说着不同的语言。在不同的语言里，都有那个词频频出现：丽江，丽江。这时的丽江已经是一座很大的城了。城里也不是只有最初筑城的纳西人了。如今全中国全世界的人都要来丽江，看纳西古城的四方街，看玉龙雪山。
我记起了跌进落水洞前的心愿：也要流过四方街。
顺着玉河，我来到了四方街前。
进城之前，一道闸口出现在前面。过去，把水拦在闸前，是为了在四方街上的市集散去的黄昏，开闸放水，古城的石头街道上，水流漫溢，洗净了街道。今天，一架大水车来把我们扬到高处，游览古城的人要把这水车，和清凉的水作一个美丽的背景摄影留念。我乘水车转轮缓缓升高，看到了古城，看到了凤凰山上苍劲的老柏树，看到了依山而起重重房屋，看见了顺水而去的蜿蜒老街。古城的建筑就这样依止于自然，美丽了自然。
从水车上哗然一声跌落下来，回到了玉河。在这里，我有些犹豫。因为河流将要一分为三，流过古城。作为一滴水，不可能同时从三条河中穿越同一座古城。因此，所有的水，都在稍作徘徊时，被急匆匆的后来者，推着前行。来不及作出选择，我就跌进了三条河中的一条，叫做中河的那一条。
我穿过了一道又一道小桥。
我经过叮叮当当敲打着银器的小店。经过挂着水一样碧绿的翡翠的玉器店。经过一座院子，白须垂胸的老者们，在演奏古代的音乐。经过售卖用纳西族的东巴象形文字的字画店。我想停下来看看，东巴文的“水”字是怎样的写法。但我停不下来，没有看见。我确实想停下来，想被掺入砚池中，被醮到笔尖，被写成东巴象形文的“水”，挂在店中，那样，来自全世界的人都看见我了。在又一座桥边，一个浇花人把手中的大壶没进了渠中。我立即投身进去，让这个浇花的妇人，把我带进了纳西人三坊一照壁的院子。院子里，兰花在盛开。浇花时，我落在了一朵香气隐约的兰花上。我看到了，楼下正屋，主人一家在闲话。楼上回廊，寄居的游客端着相机在眺望远山。楼上的客人和楼下的主人大声交谈。客人问主人当地的掌故。主人问客人远方的情形。太阳出来了，我怕被迅速蒸发，借一阵微风跳下花朵，正好跳回浇花壶中。
黄昏时，主人再去打水浇花时，我又回到了穿城而过的水流之中。这时，古城五彩的灯光把渠水辉映得五彩斑斓。游客聚集的茶楼酒吧中，传来人们的欢笑与歌唱。这些人在自己所来的远处地方，即便是寂静时分，内心也很喧哗。在这里，尽情欢歌处，夜凉如水，他们的心像一滴水一样晶莹。
好像是因为那些鼓点的催动，水流得越来越快。很快，我就和更多的水一起出了古城，来到了城外的果园和田地里。一些露珠从树叶上落下，加入了我们。在宽广的丽江坝中流淌，穿越大地时，头顶上是满天星光。一些薄云掠过月亮时，就像丽江古城中，一个银匠，正在擦拭一只硕大的银盘。
黎明时分，作为一滴水，我来到了喧腾奔流的金沙江边，跃入江流，奔向大海。我知道，作为一滴水，我终于以水的方式走过了丽江。
致大海
——为冰心送行而作
冯骥才
今天是给您送行的日子，冰心老太太！
我病了，没去成，这也许会成为我终生的一个遗憾。但如果您能听到我这话，一准会说：“是你成心不来！”那我不会再笑，反而会落下泪来。
十点钟整，这是朋友们向您鞠躬告别的时刻，我在书房一片散尾竹的绿影里跪伏下来，向着西北方向——您遥远的静卧的地方，恭敬地磕了三个头。然后打开音乐，凝神默对早已备置在案前的一束玫瑰。当然，这就是面对您。本来心里缭乱又沉重，但渐渐的我那特意选放的德彪西的《大海》发生了神奇的效力，涛声所至，愁云扩散。心里渐如海天一般辽阔与平静。于是您往日那些神气十足的音容笑貌全都呈现出来，而且愈来愈清晰，一直逼近眼前。
我原打算与您告别时，对您磕这三个头。当然，绝大部分人一定会诧异于我何以非要行此大礼。他们哪里知道这绝非一种传统方式，一种中国人极致的礼仪，而是我对您特殊的爱的方式，这里边的所有细节我全部牢牢记得。
八十年代末，一个您生命的节日——十月五日。我在天津东郊一位农人家中，听说他家装了电话，还能挂长途，便抓起话筒拨通了您家。我对着话筒大声说：
“老太太，我给您拜寿了！”
您马上来了幽默。您说：“你不来，打电话拜寿可不成。”您的口气还假装有点生气。但我却知道在电话那端，您一定在笑，我好像看见了您那慈祥的并带着童心的笑容。
为了哄您高兴。我说：“我该罚，我在这儿给您磕头了！”
您一听果然笑了，而且抓着这个笑话不放，您说：“我看不见。”
我说：“我旁边有人，可以作证。”
您说：“他们都是你一伙的，我不信。”
本来我想逗您乐，却被您逗得乐不可支。谁说您老，您的机敏和反应能超过任何年轻人。我只好说：“您把这笔账先记在本子上。等我和您见面时，保证补上。”
这便是磕头的来历，对不对？从此，它成了每次见面必说的一个玩笑的由头。只要说说这个笑话，便立即能感受到与您之间那种率真、亲切、又十分美好的感觉。
大约是九二年底，我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画展期间，和妻子顾同昭，还有三两朋友一同去看您。那天您特别爱说话，特别兴奋，特别精神；您一向底气深厚的嗓音由于提高了三度，简直洪亮极了。您说，前不久有一位大人物来看您，说了些“长寿幸福”之类吉祥话。您告诉他，您虽长寿，却不总是幸福的。您说自己的一生正好是“酸甜苦辣”四个字。跟着您把这四个字解释得明白有力，铮铮作响。
您说，您的少时留下许多辛酸——这是酸；青年时代还算留下一些甜美的回忆——这是甜；中年以后，“文革”十年，苦不堪言——这是苦；您现在老了，但您现在却是——“姜是老的辣”。当您说到这个“辣”字时，您的脖子一梗。我便看到了您身上的骨气。老太太，那一刻您身上真是闪闪发光呢！
这话我当您的面是不会说的。我知道，您不喜欢听这种话，但我现在可以说了。
记得那天，您还问我：“要是碰到大人物，你敢说话吗？”没等我说，您又进一步说道，“说话谁都敢，看你说什么。要说别人不敢说、又非说不可的话。冯骥才——你拿的工资可是人民给的，不是领导给的。领导的工资也是人民给的。拿了人民的钱就得为人民说话，不要怕！”
说完您还刻意地看了我一眼。
老太太，您这一眼可好厉害。您似乎要把这几句话注入我的骨头里。但您知道吗？这也正是我总愿意到您那里去的真正缘故。
我喜欢您此时的样子，很气概，很威风，也很清晰。您吐字和您写字一样，一笔一画，从不含混。您一生都明达透彻，思想在脑海里如一颗颗美丽的石子沉在清亮见底的水中。您享受着清晰，从来不委身于糊涂。
再说那天，老太太！您怎么那么高兴。您把我妻子叫到跟前，您亲亲她，还叫我也亲亲她。大家全笑了。您把天堂的画面搬到大家眼前，融融的爱意使每一个人的心情都充满美好。于是在场朋友们说，冯骥才总说给冰心磕头拜寿，却没见过真的磕过头。您笑嘻嘻地说我：“他是个口头革命派！”
我听罢，立即趴在地上给您磕了三个头。您坐在轮椅上无法阻拦我，但我听见您的声音：“你怎么说来就来。”等我起身，见您被逗得正在止不住地笑，同时还第一次看到您挺不好意思的表情。我可不愿意叫您发窘。我说：“照老规矩，晚辈磕头，得给红包。”
您想了想，边拉开抽屉，边说：“我还真的有件奖品给你。今年过生日时，有人给我印了一种寿卡，凡是朋友们来拜寿，我就送一张给他作纪念。我还剩点儿，奖给你一张吧！”
粉红色的卡片精美雅致，名片大小，上边印着金色的寿字，还有您的名字与生日的日子。卡片的背面是您手书自己的那句座右铭：“有了爱便有了一切。”
您说，这寿卡是编号的，限数一百。您还说，这是他们为了叫您长命百岁。
我接过寿卡一看，编号77，顺口说：“看来我既活不到您这分量，也活不到您这岁数了。”
您说：“胡说。你又高又大，比我分量大多了。再说你怎么知道自己不长寿?”
我说：“编号一百是百岁，我这是77号，这说明我活77岁。”
您嗔怪地说：“更胡说了。拿来——”您要过我手中的寿卡，好像想也没想，拿起桌上的圆珠笔在编号每个“7”字横笔的下边，勾了半个小圈儿，马上变成99号了！您又写上一句：“骥才万寿，冰心，1992.12.20”。
大家看了大笑，同时无不惊奇。您的智慧、幽默、机敏，令人折服。您的朋友们都常常为此惊叹不已！尽管您坐在轮椅上，您的思维之神速却敢和这世界上任何人赛跑。但对于我，从中更深深的感动则来自一种既是长者又是挚友的爱意。可使我一直不解的是，您历经那么多时代的不幸，对人间的诡诈与丑恶的体验较我深切得多。然而，您为何从不厌世，不避世，不警惕世人，却对人们依然始终紧拥不弃，痴信您那句常常会使自己陷入被动的无限美好的格言“有了爱便有了一切”？这到底是为了一种信念，还是一种天性使然？
我想到一件更远的事。
那时吴文藻先生还在世。那天是您和吴先生金婚的纪念日。我和楚庄、邓伟志等几位文友去看您。您那天新裤新褂，容光焕发；您总是这么神采奕奕，叫人家无论碰到怎样的打击也无法再垂头丧气。
那天聊天时，没等我们问您就自动讲起当年结婚时的情景。您说，您和吴文藻度蜜月，是相约在北京西山的一个古庙里。
您当时的神气真像回到了六十年前——
您说，那天您在燕京大学讲完课，换一件干净的蓝旗袍，把随身用品包一个方方正正的小布包，往胳肢窝里一夹就去了。到了西山，吴文藻还没来——说到这儿，您还笑一笑说：“他就这么糊涂！”
您等待时间长了，口渴了，便在不远的农户那儿买了几根黄瓜，跑到井边洗了洗，坐在庙门口高高的门槛上吃黄瓜，一时引得几个农家的女人来到庙前瞧新媳妇。这样直等到您的新郎吴文藻姗姗来迟。
您结婚的那间房子是庙里后院的一间破屋，门关不上，晚上屋里经常跑大耗子，桌子有一条腿残了，晃晃当当。“这就是我们结婚的情景。”说到这儿，您大笑，很快活，弄不清您是自嘲，还是为自己当年的清贫又洒脱而洋洋自得。这时您话锋一转，忽问我：“冯骥才，你怎么结的婚？”
我说：“我还不如您哪。我是‘文革’高潮时结的婚！”
您听了一怔，便说：“那你说说。”
我说那时我和未婚妻两家都被抄了，结婚没房子，街道赤卫队队长人还算不错，给我们一间几平米的小屋。结婚那天，我和我爱人的全家去了一个小饭馆吃饭。我父亲关在牛棚，母亲的头发被红卫兵铰了，没能去。我把劫后仅有的几件衣服叠了叠，放在自行车后车架上，但在路上颠掉了，结婚时两手空空。由于我们都是被抄户，更不敢说“庆祝”之类的话，大家压低嗓子说：“祝贺你们！”然后不出声地碰一下杯子。
饭后我们就去那间小屋。屋里空荡荡，四个房角，看得见三个。床是用砖块和木板搭的。要命的是，我这间小屋在二楼，楼下是一个红卫兵“总部”。他们得知楼上有两个狗崽子结婚，虽然没上来搜查盘问，却不断跑到院里往楼上吹喇叭，还一个劲儿打手电，电光就在我们天花板上扫来扫去。我们便和衣而卧。我爱人吓得靠在我胸前哆嗦了一个晚上。“这就是我们的新婚之夜！”我说。
我讲述这件事时，您听得认真又紧张。我想完事您一定会说出几句同情的话来。可是您却微笑又严肃地对我说：“冯骥才，你可别抱怨生活，你们这样的结婚才能永远记得，大鱼大肉的结婚都是大同小异，过后是什么也记不住的。”
您的话使我出其不意。
一下子，您把我的目光从一片荆棘的困扰中引向一片大海。
哎哎，您没有把我送给您那幅关于海的画带走吧？
那幅画我可是特意为您画得那么小，您的房间太窄，没有挂大画的墙壁。但是您告诉我：“只要是海，都是无边的大。”
我把您那本译作《先知》的封面都翻掉了。因此我熟悉您这种诗样的语言所裹藏的深邃的寓意。我送给您一幅画，您送给我这一句话。
我在那幅蓝色的画里，给您画了许多阳光；您在这个短句中，给了我无尽的放达的视野。
在与您的交往中，我懂得了什么是“大”。大，不是目空一切，不是作宏观状，不是超然世外，或从权力的高度俯视天下。人间的事物只要富于海的境界都可以既博大又亲近，既辽阔又丰盈。那便是大智、大勇、大仁、大义、大爱，与正大光明。
德彪西的《大海》全是画面。
被狂风掀起的水雾与低垂的阴云融成一片；雪色的排天大浪迸溅出的全是它晶莹透明的水珠。一束夕照射入它蓝幽幽的深处，加倍反映出夺目的光芒。瞬息间，整个世界全是细密的迷人的柔情的微波。大海中从无云影，只有阳光。这因为，它不曾有过瞬息的静止；它永远跃动不已的是那浩瀚又坦荡的生命。
这也正是您的海。我心里的您！
我忽然觉得，我更了解您。
我开始奇怪自己，您在世时，我不是对您已经十分熟悉与理解了吗？但为什么，您去了，反倒对您忽有所悟，从而对您认识更深，感受也更深呢？无论是您的思想、气质、爱，甚至形象，还有您的意义。这真是个神奇的感觉！于是，我不再觉得失去了您，而是更广阔又真切地拥有了您；我不再觉得您愈走愈远，却感到您从来没有像此刻这样的贴近。远离了大海，大海反而进入我的心中。我不曾这样为别人送行过。我实实在在是在享受着一种境界；并不知不觉在我心里响起少年时代记忆得刻骨铭心的普希金那首长诗《致大海》的结尾：
再见吧，大海！我永远不会
忘记你庄严的容光，
我将久久地久久地听着，
你黄昏时分的轰响；
我的心将充满了你，
我将把你的山岩，你的海湾，
你的光和影，你浪花的喋喋，
带到森林，带到寂寞的荒原。
1999.3.19深夜·天津
村上春树喜欢什么样的女性
林少华
闲来翻看村上同读者之间的伊妹儿通讯，发现日本读者的提问真是五花八门。有的问有外遇和一夜风流的区别，有的问持续当女孩儿的条件，有的问村上是不是“恋爱至上主义者”。而村上对这些提问并不虚晃一枪落荒而逃，而大多以其特有的幽默认真回答。例如一位女职员问村上喜欢哪一类型女性，村上说他欣赏“好像没有浆磨过的、款式简洁又有档次不俗的白色棉质衬衫那样的人”。这个村上式回答倒也不令人费解，但我总想进一步探个究竟。后来翻译这本名叫《村上朝日堂是如何铸造的》随笔集时终于如愿以偿。他在书中明确表示：“我觉得自己不至于为长相端庄的所谓美人型女子怎么动心。相对说来，还是喜欢多少有点破绽的有个性的脸庞——有一种气势美。”并进一步交待说“漫长的人生当中也并非没有电光石火般的戏剧性邂逅，准确说来有过两次。”至于这两次具体有何作为，我就不想点破了，还是请读者自己在这本书里慢慢查看为好。
不过总的说来，村上的日常生活也是相当单调的，如他自己所说：“小说家的一天是极其平凡而单调的玩意儿。一边吭哧吭哧写稿一边用棉球签掏耳朵时间里一天就一忽儿过去了。”不同的是，一般人掏完就完了，而村上不一样，能从中掏出哲学来。他最推崇毛姆的这样一句话：“即使剃刀里也有哲学”。凡事皆有哲学——这是村上一个极为宝贵的人生姿态。这使他在庸常的生活当中脑袋上始终架起高度敏感的天线，随时捕捉纵使微乎其微的信息并从中析缕出哲理性。
与此同时，村上还颇有温情和爱心，这使他的随笔蕴含一种悲悯性。村上养的一只名叫缪斯的猫有个奇怪的习惯，产崽必让村上握住爪子。“每次阵痛来临要生的时候就‘喵喵’叫着懒洋洋歪在我怀里，以仿佛对我诉说什么的神情看我的脸。无奈，我就说道‘好、好’握住猫爪。猫也当即用肉球紧紧回握一下。”产崽时，“我从后面托着它握住两爪。猫时不时回头以脉脉含情的眼神盯住我，像是在说‘求你哪也别去，求你了’……从最初阵痛到产下最后一只大约要两个半小时。那时间里我就得一直握住猫爪四目相视。”
可以说，个人性是其随笔的“看点”，哲理性是随笔的基石，悲悯性是其随笔的灵魂。
孙中山与宋庆龄婚事的背后
金满楼
孙中山的早期婚恋史
众所周知，孙中山先生是职业革命家，终其一生，漂泊不定，其婚姻生活也与常人迥异。早在1885年，尚未投身革命的孙中山即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娶同乡卢耀显之女卢慕贞为妻。结婚7年后，生子孙科，后又有二女出生。
作为中国传统妇女，卢慕贞的文化程度不高，她像当时的一般妇女一样，一心希望丈夫能读书做官或者经商致富，她要的是安分守己、家庭安定，对于孙中山来去奔波，尽忙些“造反”的“勾当”，卢慕贞很不理解也不赞成，并将之视为累及家人的危险之举。
由此，两人不仅在理想志向、生活情趣等诸多方面格格不入，而且因为孙中山常年在各地鼓动革命，卢慕贞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带着孩子依附孙中山的长兄孙眉在檀香山生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两人聚少离多，徒有夫妻之名分。
鲜为人知的是，孙中山其实还有另一个妾侍，即陈粹芬。据《香山孙氏族谱》记载，陈粹芬原名香菱，又名端芬，生于1874年（比孙中山小12岁），卒于1962年，当时是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之时（1891年），通过好友陈少白介绍认识的。
陈粹芬出生于香港新界屯门，她的文化程度也不高，但其为人聪敏，性格刚毅，她倒是愿意追随孙中山进行革命。孙中山在日本、南洋各地奔走策动革命的时候，都有她的身影相伴。事实上，当时很多老同盟会员都见过陈粹芬，因为她经常为往来的同志洗衣做饭，甚至承担传递信息等危险工作，广东籍的革命党人还亲切的称她“陈四姑”。在与孙中山十多年的相伴中，“陈四姑”的勤劳、勇敢、任劳任怨，是为革命同志所称道的。
1910年间，陈粹芬因患肺病而返回香港疗养，后来便隐居在澳门和中山石岐。长期以来，孙眉等孙家人都一直把她作为家庭成员加以善待，陈粹芬去世后，也被安葬于孙中山的老家翠亨村北山脚下。过去的史书多“为尊者讳”，以伟人有妾而影响“神圣之光环”，其实大可不必，以当时的时代，如此之事实属常见。
孙中山与宋庆龄的结合
说起孙中山与宋庆龄之间的这段姻缘，还得从宋庆龄的父亲宋嘉树（即宋耀如）说起。宋嘉树，字耀如，生于1864年，海南文昌人，12岁赴美国学徒，后进入神学院学习并成为职业牧师。值得一提的是，宋嘉树虽然是传教士，但暗地里却倾心革命，后来也就成为孙中山的坚定追随者。
宋嘉树共有六个子女（即宋霭龄、宋庆龄、宋子文、宋美龄、宋子良、宋子安），其中宋霭龄、宋庆龄及宋美龄即民国历史上著名的“宋氏三姐妹”。1912年，在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的时候，大姐宋霭龄曾担任孙中山的英文女秘书，协助处理英文信件等事务。“二次革命”失败后，宋嘉树夫妇与宋霭龄均来到日本，继续追随孙中山。但没过不久，宋蔼龄因与孔祥熙结婚而返回国内，而这时正好二妹宋庆龄刚从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毕业归来，于是宋庆龄便代替了姐姐继续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
后来美国记者斯诺在与宋庆龄有了多年的友谊之后，曾问她：“你能确切告诉我吗，你是怎样爱上孙博士的？”“我当时并不是爱上他”，她慢条斯理地说，“而是出于一种对英雄的景仰。我偷偷跑出去协助他工作，是出于少女的罗曼蒂克的念头——但这是一个好念头。我想为拯救中国出力，而孙博士是一位能够拯救中国的人。所以，我想帮助他。”
宋庆龄代替宋霭龄担任孙中山英文秘书的时候，正是孙中山情绪最低落、革命陷于低潮的时期。在危难之时，宋庆龄担负了为孙中山处理来往函件、整理各类文件、经管革命经费等繁重的日常工作，而且完成得非常出色。后来，孙中山干脆将所有的机要通讯密码都交由宋庆龄保管，并让她负责一切对外联络工作。由此，宋庆龄也逐步成为孙中山革命事业中不可或缺的助手和亲密战友。
在东京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孙、宋两人曾谈起过结合问题，但1915年6月宋庆龄回到上海征求家人意见时，立刻遭到了宋家人的强烈反对，原因是双方年龄悬殊太大（孙比宋大27岁）、孙中山家里已有妻儿子女等，宋嘉树一时也无法接受曾经是自己亲密战友的孙中山娶自己的亲生女儿。为此，宋家在震惊愤怒之余，将宋庆龄软禁在家中，不准她外出。
而在这时，孙中山将原配夫人卢慕贞从澳门接到东京，并与之办理了分离手续，随后便开始准备与宋庆龄的婚事。10月中旬，孙中山请同乡朱卓文和他的女儿慕菲亚前去上海迎接宋庆龄。
在得知孙中山已经和原配办理了离婚手续后，宋庆龄深受感动，她不顾家人的反对和朋友的劝阻，在冒着与家庭决裂的风险下从窗户里爬了出来，随后离家出走，并偕同朱卓文父女潜返日本，重新回到了孙中山的身边。
一度被误解的孙宋婚事
1915年10月25日，孙中山与宋庆龄在东京办理了结婚手续并举行了简单的仪式，当时由于大部分革命党人也反对这门婚事，因此只有廖仲恺夫妇（何香凝）、陈其美及其几个日本友人到场祝贺。对于革命同志的非议，孙中山表示：“我是革命者，我不能受社会恶习惯所支配”；“我不是神，我是人”。
在发现自己女儿逃跑后，宋嘉树随即与妻子倪桂珍一路追赶到日本，但这时已晚了一步，婚礼已经举行完毕。据孙中山居所房东梅屋庄吉的女儿千世子回忆，当时宋嘉树站在她家门口，怒气冲冲的叫喊道：“我要见抢走我女儿的总理！”
梅屋庄吉夫妇正要去劝解宋嘉树的时候，孙中山拦住他们，说：“不，这是我的事情”。随后孙中山便走出去，稳稳的站住，问：“请问，找我什么事情？”这时，正在暴怒中的宋嘉树却突然跪在地上：“我的不懂规矩的女儿，就拜托给你了，请千万多关照！”说完，宋嘉树便扭头回去了。
几个月后，宋嘉树对他的老朋友传教士步惠廉谈起这事时，曾说了这样一句话：“比尔，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这么伤心过，是我自己的女儿和我最好的朋友给害的。”不过话说回来，宋嘉树突然当了自己老朋友和同辈的岳父，一时间难以接受，也是人之常情。
但是，既然木已成舟，宋家人也只好接受现实。尽管宋庆龄姐妹间曾一度互不理睬，宋嘉树也发誓与孙中山和他的党断绝一切关系，但他们还是尽可能的不想将这件事情张扬出去。直到后来，等到怒气稍微平息了一些后，宋嘉树还是给女儿补送了一套家具和百子图缎绣被面的嫁妆，而这也是宋庆龄一生中最为珍重的一套礼物，她一直将它们带着身边，保存十分完好。本次宋庆龄故居所发现的这张旧影，似乎也证明了宋家人最终认可了这段婚姻并接纳了孙中山，之前的各种流言，可以说是不攻自破。
认真的说起来，孙中山先生其实也是个普通人，他因为平凡而可爱，在这段非常时期里，他与宋庆龄的结合也可以说是一段难得的革命佳话。不管人们的褒贬毁誉，孙中山和宋庆龄婚后的生活还是很和谐幸福的，这对革命伴侣共同渡过了最艰难的时期，并对之后的中国革命史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明十三陵风水之谜
岳南
公元1398年闰5月，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南京西宫的御榻上进入弥留之际，他竭力睁大眼睛，望着皇太孙朱允炆，浑浊的眸子里闪现着几分忧郁和惶惑。在他71年的漫长生涯中，朱元璋由一个无家可归的和尚成长为一个拥有八荒四海的皇帝，他经受了无数次刀光剑影的生死考验，而每一次都凭借自己杰出的胆略和才能，钢铁般的意志，正当的或卑劣的手段扼住了命运的咽喉，由胜利步入辉煌。而步入辉煌的他在权力的顶峰，又做出了一系列令世人震惊的事情。他废除了中书省、丞相制，以六部为最高政务机关，直接对皇帝负责；废除了行省制度，代之以布政司、按察司、都司；废除了大都督府，设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大肆屠戮宿将元勋；颁布了一系列旨在防止后宫和宦官干政的禁令；借鉴汉唐时期的封藩制，将26个儿子封为藩王，又采取措施，限制藩王势力……所有这些，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保证朱家永远处于权力的顶峰而不被摔下。
既然这一切都安置完备，那么，在撒手人寰之前，这位颇具文韬武略的皇帝，除了对自己即将离去的不情愿，还要担忧什么呢？他动了下嘴唇，似乎要跟长孙——这位自己权位的继承人交待些什么，但嘴唇抽搐了一阵，却没有说出话来。也许，朱元璋凭借那种在酷烈的政治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敏锐直觉，他预感到有一个人，一个在相貌、性情、禀赋、才干等各个方面都与自己酷肖的人，将在他死后掀起一场巨大的波澜。这个人就是他的第四个儿子——燕王朱棣。或许是出于更加复杂的考虑，朱元璋最终还是没有对皇孙朱允炆说出这个可怕的预感，他只是把身边一个心腹太监叫过来，有气无力地悄悄叮嘱了几句秘语便闭上了眼睛，一代枭雄——大明江山的开国之君，就这样离开了他亲手创造的煌煌大业，走进了南京郊野、钟山之下那座规模宏大、气度非凡的陵墓——孝陵去了。
太祖驾崩的消息传至北平后，一队人马立即驰出古城向京师飞奔，跑在队伍最前边的就是燕王朱棣。朱棣本是朱元璋第四子，封国在北平（今北京），北平为古燕地，故称燕王。此刻，他心急如焚，恨不得插翅飞到京城，弄清朝廷虚实，掂量一下能否将那个诱人的梦化为现实。由藩王到皇帝，这个梦从洪武十三年他被封北平藩王开始，已在心中埋藏了18年。
当朱棣兴冲冲向南疾驰，快要抵达淮安时，突然碰到新皇帝朱允炆派来的特使。使者向他宣读了太祖遗诏：“传位于皇太孙朱允炆；诸王各守信地，勿到京师会葬；王所在地，所有文臣武将悉听朝廷节制。”
听罢遗诏，朱棣大惊失色。诏书的意图很明确：不让诸王接近京城这个权力中心，以免影响政权的顺利更替。削弱诸王的政治、军事实力，以确保皇权的绝对优势。
朱棣强按怒火，率队返回北平……
现在的朱棣已今非昔比了。从这个威风凛凛地雄踞于马背上的中年汉子身上，很难找到十八年前那年轻初封的藩王影子。十几载寒来暑往、雨雪秋霜，无数次呐喊冲杀，拼死搏斗，大大地改变了他的形象：在那金光粼粼的坚甲内，一身坚实而富有弹性的肌肉取代了昔日柔弱的肌肤，正随着骏马的颠簸而跃动。原先白皙而细腻的脸庞已刻上了深深的皱纹，古铜色的皮肤在阳光的照映下泛出暗褐色的光泽。细长而微微外凸的眼睛凝视着远方，时而阴沉，时而炽烈，时而迷蒙，时而豁朗。高鼻梁、鼻尖微微内勾，使人联想到苍鹰的利爪。往昔那带着乳臭的唇髭，已变成漆黑而浓密的长髯，正同烈马的雄鬃一道在风中飘拂。
当年的毛头小伙子已接近不惑之年。38岁，这是一个成就伟大事业的黄金岁月。
长期的漠北征战生活，赋予他一个古代优秀军事家所需要的一切素质：深谋远虑的战略眼光，狐狸般狡诈的用兵方略，不惧死亡的勇猛气魄，精湛的武艺以及邀买军心的种种花样。更重要的是朝中现状十分有利，颇受朝野好评的太子朱标早已去世，势力不在自己之下的秦王朱、晋王朱先后病死，当年那班富有文韬武略的开国元勋，几乎被他的父亲以各种罪名杀光了。现在声威赫赫的父皇已命归黄泉，新继位的侄儿只有16岁，围绕在他身边的只是几个貌似胸有城府，多谋善断，实则只是拘法古人的迂腐儒生。所有这一切无疑给朱棣造就了一个夺取皇位的绝好时机。在经过漫长而焦虑的等待之后，潜藏在心底的梦终于不可遏止地激荡起来，催促他不惜生命去完成伟大而惊险的事业。
燕王朱棣是朱元璋的儿子，朱允炆是朱元璋的孙子。皇孙朱允炆已经称帝，建元建文，而作为皇帝叔叔的朱棣纂夺侄儿的王位，于情理不通，于礼法不容。于是在朱元璋崩驾一年零两个月后，燕王朱棣便以朝中齐泰、黄子澄等奸臣在皇帝面前拨弄是非为借口，毅然打起“清君侧”的大旗，宣布起兵，以靖“国难”。
大风起兮，猛士如云。朱棣手执丈八蛇矛亲率大军离开北平，一路车骑交错、戈矛并举、刀剑迸击、战马鸣嘶。燕军过固安，渡巨马河，趟白水沟，横跨长江天堑……经过4年的征战厮杀，终于攻克了南京城。
燕军入城后，朱棣立即派出人马，前往皇宫捉拿建文帝朱允炆。这时，皇宫突然起火，烈焰冲天，混乱中却找不到建文帝的踪迹。朱棣闻讯，急忙下令紧闭宫门、城门，派人四处搜寻。一连数日，一无所获。把一些没死的太监和宫女找来询问，一位大胆的太监指着一具烧焦的尸体说这便是皇帝，其余内侍也随声附和。于是朱棣命人把这具尸体当作皇帝盛殓起来。至于那是真皇帝、假皇帝抑或是一名太监宫女，却无从证实。因为有的太监说，皇帝死于大火。一个当年服侍朱元璋后又服侍朱建文的太监，在经受了一顿拷打和恐吓后，又说出了皇帝朱建文已经逃走的故事，并把逃走经过说得极为具体详细——
当金川门失守的消息传至皇宫后，建文帝长吁短叹，徘徊前庭，打算自尽。这时一个老太监猛然想起了太祖朱元璋的遗嘱，便急忙拿出一个铁皮箱递给皇帝，说是太祖临终前交给他收藏的，太祖特意叮嘱：“遇大难，启之。”建文帝打开铁箱一看，里面有三张度牒，分别写着“应文”、“应贤”、“应能”三个名字。有三副袈裟，僧靴僧帽，一把剃刀，十锭银子。另外还有太祖朱元璋亲笔朱书一封：“应文从鬼门出逃，余人从御沟出走。”
刚巧建文帝身边的两个太监一个叫杨应能，一个叫叶希贤，两人读罢朱书，像是心有所悟，解开了“天机”，便自愿与朱允炆一起落发为僧，按朱书所示，分头逃离京城。
关于建文帝的生死，众说纷纭，难辨真伪。有人说他出逃后先到神乐观暂避战乱，之后三人相伴浪迹江湖，行踪遍及云南、四川、贵州、陕西、江苏等地，并在国外度过了后半生……各种传说已无确切文字史料记载，至今仍是明史上的一大悬案。不过，朱棣称帝后，确实派出许多心腹查访过朱允炆的踪迹。大臣胡荧到处巡游就领有这一旨意，后来郑和率船队下西洋，就曾肩负这项重大使命，其主要目的就是打探建文帝是否已逃往海外并建立新的政权。
明成祖朱棣经过四年的血战，终于用无数尸骨铺成了一条通往皇宫的大道，当年那个辉煌的梦实现了。他在群臣的一片劝进声中在南京称帝后，改年号为永乐。由于他镇守北平多年，深知它在军事上的重要地位，便决定迁都北平，并于永乐四年征调工匠、民夫上百万人，开始营建北京宫殿。今天的故宫、天坛、太庙（劳动人民文化宫）等规模宏大的建筑，就是在此期间及以后陆续建造而成并为后人留下的珍贵文化遗产。
永乐五年，皇后徐氏死去，因为正在修建北京，所以朱棣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没有在南京建陵安葬，而是派人去北京寻找“吉壤”。他们遍访北京四郊，足足跑了两年时间，才找到几处可供挑选的地方。最先是口外的屠家营，但因皇帝姓朱，“朱”和“猪”同音，皇帝认为猪家要进了屠家定要被宰杀吞刮，未能同意。另一处选在昌平西南的羊山脚下，羊和猪本可相安无事地各自生活，但山后有个村子叫“狼儿峪”，猪的旁边有狼出没危险可怕，也未被采用。再一处是京西的“燕家台”，可那位永乐皇帝感到“燕家”和“晏驾”是谐音，不吉利，又遭否定。京西的潭柘寺景色虽好，但山间深处地方狭窄，没有子孙发展之余地，亦未能当选。直到永乐七年，才在昌平县黄土山下选中陵地，并由朱棣亲自察看后决定下来。
这里确是一块最为理想的风水宝地，燕山余脉自西北高原逶迤而来，曲折环绕，成为一道天然的屏障。中间一片平原，广袤宽阔，风景绮丽，泉水顺山而下，沿平原两侧缓缓流过，真可谓山清水秀。更为奇特的是，在平原的东西两侧，有青山两座，成守卫之势，俨然是两位顶天立地的将军。在此处兴建陵墓，不只风景美好，更主要的是这里山势如屏、易守难攻，一旦驻军把守，既可护卫陵寝，又便于保卫京师。朱棣立即降旨，“圈地八十里为陵区禁地”，开始动工修建长陵，并派军守护。
朱棣不愧是明代少有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对陵区的选择和驻军的守卫，再一次显示了他非凡的才华，其苦心远见，在他死后不久便可得到证实。无论是北方的俺答、瓦剌大军，还是努尔哈赤的铁骑，都把十三陵视为通向北京的咽喉和畏途，从而费尽心机、不惜余力进行攻打。即是在中原纵横驰骋的李闯王，也是从柳沟先入德胜口，再下十三陵，只因居庸关守将投降，才使十三陵变得唇亡齿寒，导致北京陷落。
自永乐皇帝圈地筑陵的圣旨传下，黄土山四周百余里便成为禁地，凡在此住居的百姓，十日之内必须迁往外乡。于是，一幅悲惨的帷幕随之拉开。官兵们披挂整齐，手持棍棒，残忍地殴打和驱赶着迟迟不肯离去的百姓。男人推车挑担，女人抱着婴儿，面对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家园顷刻间变为废墟，不禁声泪俱下，孩童的啼哭和老人的呼喊，在凄冷的旷野里回荡。其悲苦之状，撼天地、泣鬼神。
有一叫李焕的白发老者，面对烈焰升腾的两间茅屋，扑卧在地，抓起一把黄土放在怀里，死死不愿离去。撕裂肺腑的哀嚎和头上溅出的热血，使执棒的官兵都为之动情，泪湿衣襟。最后，李焕老人口吐鲜血，一命呜呼。永乐皇帝得知此情，感其对家园的依恋，特传旨将他葬在天寿山旁侧。至今，这座荒冢还和十三陵一样默默地守在天寿山麓。
永乐七年，浩大的陵墓工程在黄土山下正式动工，所用军工、民夫四十余万。据《太宗永乐实录》等书记载，当年朱棣生日，在黄土山上饮酒作歌，百官上寿时为讨他欢喜，称此山为天寿山。朱棣听罢大喜，即传旨改黄土山为天寿山。
长陵的营建，先后用18年时间方完成。朱棣的皇后徐氏，于永乐五年去世后，在南京停尸6年，直到永乐十一年，长陵的地宫建成后，才由南京移来入葬，成为十三陵第一个入葬者。
公元1424年，朱棣第五次率大军出征漠北，病死于归途中。这位在历史的中心舞台上活动了23年的一代君王，终于走进了长陵的地下玄宫，寻找他的生前伴侣去了。
从成祖朱棣在天寿山下建造长陵起，到明代最后一个皇帝思宗朱由检（年号崇祯）止，除景帝朱祁钰因故别葬外，其他诸帝都在天寿山附近营葬，共十三处，成为明代中后期皇帝陵墓的集中区。陵区周围因山势筑有围墙，长达12公里，围墙设垛口、城关、敌楼，驻军守护。十三陵各陵建筑自成整体，布局、形制与皇祖朱元璋的孝陵一脉相承。祭殿在前，寝宫在后，门廊、殿堂、明楼、宝城排列得层次分明，严肃整齐，从宫前庄严的神道、石桥、无字碑，直达宝城，一线相贯，地势逐步升高，有曲有直，有高有低，远山近水，连成一个气势宏伟壮丽的建筑整体。十三陵的地上或地下建筑，无疑是封建剥削阶级的产物。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又是中国古代人民非凡的智慧与才华的结晶，是一种文明与文化的创造。
遗憾的是，这笔财富大都没能完整地保留下来。从正统十四年“土木之变”，来自北方的瓦剌大军在十三陵燃起焚烧殿宇的大火之后，这文明便开始了它悲剧性的毁灭。最能象征十三陵各陵建筑艺术与风格的祾恩殿，经过数次战火之后，也只剩长陵的一座孤影自怜了。这座建成于宣德二年的辉煌建筑，历经五百余年沧桑而无恙。祾恩殿以六十根金丝楠木大柱形成构架，其中，中间四根高为14.3米，直径1.17米。这样高大的楠木柱，是我国古建筑史上独一无二的奇迹，即使故宫的太和殿也不能与之匹敌。祾恩殿无论是形体结构、建筑风格，都堪称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典范，它的出现同样反映了当时国家的富庶与强盛。
1956年，十三陵中的定陵地下宫殿被考古人员发掘，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也让世人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明代陵寝地下宫殿的规模、规制与陈设。由于定陵发掘并不成功，许多文物被毁坏，其他的陵墓至今没有发掘，仍完好无损地存于今天的十三陵特区中。
周有光的智慧
解玺璋
我对周有光先生了解得很少，二十年前曾读过他的《语文闲谈》，觉得很有意思。近年来常常在一些场合听到周先生的消息，也读了一些他的文章。2010年7月15日，周先生开了博客，我当天便写了一篇祝贺的短文，表达自己的敬慕之情。对我来说，读周先生的博文真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事，就像听一位慈祥的老爷爷在聊家常，如逢春雨，如沐春风，润物无声，却又沁人心脾。悠长的岁月在他身上已经演化成为人生的智慧，点点滴滴，寻常之事，都能透视对人心幽微的观照。比如他说：“我不发愁，发愁没有用处。我遇到过许多困难，已经有经验了，觉得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不要慌。”最后这三个字，对生活在今天的我们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如今又有几人能够做到遇事不慌而平心静气呢？实在是少之又少。
这正是得道高人与凡夫俗子最主要的差别所在。这里所谓得道，其实是生活之道，而非道学之道。许多人总以为得道之人生命境界必较常人超越、洒脱，其实不然。他们也是普普通通的常人，因为生活中有了种种难以超越的困惑，才思解脱。坦白地说，这点“自知之明”，才是得道之人所以得道的根本，是他们从生活入手，参透人心幽微的结果。我们从周老先生的博文中便深深地体会到这一点。人们总以为，博客是个是非之地，喧闹之地，欲望之地，红尘滚滚，乱象纷呈，当我们遭遇周有光先生的博客之后，也许会改变这种偏见。
然而，周先生又非独善其身，他还是思想启蒙大师，他的思想把常识当作愚昧的“解药”，每读他的文章，我们都或多或少地得到一些启发。他的文章明白好懂，语言简洁平实，不绕弯子，不兜圈子，一目了然，心为所动。他讲的那些话，对于打破他所说的“潜在惯性”实在是太有帮助了。据我观察，对西方文化有偏见，不信任，大约就是近几十年来政治环境之下所形成的“潜在惯性”。周先生则告诉我们，近现代以来的文化发展趋势，恰恰是文化的融合，而非文化的分裂。他在一些文章中反复强调，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时代，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区，虽然各自的传统文化依然存在，但是，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地球缩小成为地球村，各地文化便有了更多相互接触的机会，它们相互碰撞，相互吸收，其中具有普遍价值的部分，经过融合，最终形成了不分民族，不分国家，不分阶级，不分地区的“国际现代文化”。其特征表现为经济一体化（共同市场）、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化。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人类文明“共创、共有、共享”的世界潮流，这个潮流是不可阻挡的，我们只能顺应这个潮流，不能逆潮流而动，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他还提醒我们，中国的视野不能只局限于“四海之内”，更要兼顾“四海之外”，要融入世界，做世界公民，不要自我孤立。
中国同世界的关系，至少在最近这150年内都是备受关注的热门话题。这里面自然有在西方列强干涉之下被迫做出的选择，却也有中国学者从自身内在需求中发展出来的对西方文明的探索。核心是中国要富强，要成为世界民族之林的一棵树。这里有一条十分清晰的中国学者的精神进路，他们最初看到的只是西方的船坚炮利；继而他们摸索并逐渐理解到，军事技术的进步是不能与整个西方工业体系的优越相分离的，因而，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都对发展工商业以及相关的教育、邮政、铁路运输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但是他们希望这一切不必动摇中国文化传统的根基，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正是他们一厢情愿的主张；只不过，这个底线很快因为甲午战争败于日本而被突破，以康梁为代表的年轻学者已经注意到，西方和新兴日本的不可战胜，显然不是军事技术问题，甚至超出了与之相关的工业体系和商业流通的问题，其中很可能包含着西方社会整个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和司法体系方面的因素，以及背后所支撑的思想观念、价值原则和精神信仰。维新变法及其后来对宪政、民主、共和的追求，直至“五四”前后对科学、民主的呼唤，都表现为百余年来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努力要把中国引向近代化、现代化目标的诉求。这才是顺应历史潮流的进步力量。
周有光先生是一个走在世界发展前沿的人，他并不排斥传统文化，更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他提出中国要融入世界，做世界公民，这个世界也有中国文化所做的贡献，而并非全盘西化。他说，我们要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要有世界眼光，这样才能看清世界，也看清中国。
吃吃喝喝的民主
熊培云
卡尔·波普尔说，“人类历史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历史。”一个社会的民主历程同样包含了各种生活方式与生活观念的进步。
由于民主与社会生活的这种紧密联系，在我们考察民主的生成与发展时不得不将目光投向那些生长于日常生活中的细枝末节，而本文所要关注的正是那些为许多宏大叙事论者所不愿提及却又在真刀实枪地影响着人类文明进程的“吃吃喝喝”。
显而易见的是，民主实践并非只是建立起一种简单的投票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完成所谓民主精神的“间歇性发作”。民主不仅仅是一种制度，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与精神气质。
饮品中流淌江河
中国人习惯用“源远流长”来概括自己的文明。和世界上许多文明一样，饮料有着同样悠久的历史。且不说进化论相信人是从水里一点点变出来的，回顾有史可载的文明，那些曾经盛极一时的文明古国无一不是择水而居。
水是人类最早的饮品。随着文明的发展，水不断地被赋予意义。在中国，除了洪水记忆之外，诸如“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上善若水，厚德载物”、“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摸着石头过河”等等都印证了水与文明进程息息相关。至于《红楼梦》里的“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更说明在文人墨客的眼中“水”就是“茫茫人海”。
托尔斯泰曾经在《酒色与生命》里质问人们拒绝清醒：喝酒是为了窒息自己的良心。无疑，中国历史是充满了酒气的，其中既有天子呼来不上船也不上床的才子佳人，亦有像魏晋刘伶那样的自我放逐者——整日醉醺醺，像个村干部，还让人扛一把锄头跟在后面，嘱咐“死便埋我”。
为什么人们愿意通过饮料来寻欢作乐？美国作家汤姆·斯丹迪奇在《六个瓶子里的历史》一书里对此作了细致的分析。以酒为例，在斯丹迪奇看来，这种饮品之所以受欢迎就在于它是均质物，只要是同一坛子里的酒，每个人得到的都是一样的。在这方面，它比鱼肉更有优势。
显然，这种便于分享的特性使饮品天然地获得了进入公共生活的通行证。与此同时，这种开放性与流动性意味着一旦有人下了药，所有饮用者都会中毒。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人们会在共饮时产生一种“同壶共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公共精神。或许正是这个原因，古今中外的“梁山好汉”们在搞“和谐黑社会”时要大碗喝酒、开香槟庆贺。尽管椅子上早已排出了座次的高低，但在喝酒时大家觉得自己还是平等的。
今天，包括咖啡、茶、酒、可乐在内的各种饮品可以轻而易举地抵达世界每一个角落。如上所述，饮料的作用并不限于解渴，它同样作为一种完备的意义系统在参与人类的社会生活。当反全球化人士将象征“美国势力”的可口可乐打翻在地，我们不难看到饮料被赋予了一种怎样的文化内涵。它们汇成一条条看不见的江河，在社会中载浮载沉、见证各自的命运。
从雅典到罗马，两种饮酒方式
埃斯库罗斯说，“铜器是外貌的镜子，葡萄酒是思想的镜子。”显然，古希腊人更钟情于葡萄酒。在他们看来，只有野蛮人才喝啤酒。不过，具体到饮酒方式上，同样钟情葡萄酒的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却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古希腊人的交际酒会是一种类似现代沙龙的聚会，人们相聚畅饮，分组辩论，展示各自的才情与立场。酒的均质与平等以及人们约定俗成地从同一个容器中取酒，无疑使古希腊的交际酒会具有某种民主的品格。
据说苏格拉底能饮善辩，当时也经常光顾这种交际酒会，而且当别人都喝醉时，他能保持清醒。柏拉图因此称赞他能够通过葡萄酒寻找真理，却又不为美酒所奴役。不过，在柏拉图看来，更多的人并不配享受美酒。在《理想国》中他反对民主，认为把过多的权力放到民众手中会导致无政府状态，更多人“饮少则醉”，不配享有民主的美酒——而且，只有专制才能改变这种无政府状态，恢复社会秩序。
罗马人曾经慨叹自己征服了希腊，却被希腊文化打败了。这句话多少有些言过其实。显然，他们虽然继承了希腊人喝葡萄酒的风俗，却没有继承希腊人的民主精神。在取代希腊人成为地中海霸主后，罗马人很快将葡萄酒分出了三六九等。希腊人的交际酒会是平等的论坛，人们一边讨论哲学与人生，一边在公用的容器中取酒；而罗马人却在酒宴上为不同地位的人修筑了阶梯，大家在自己的碗里掺水兑酒，不再有公共的调酒器。与此同时，阔绰的主人还会带上仆人，以显示自己的地位和身份。
或许有人说，酒是个好东西。然而，在罗马时代，这个本可由世人共享的“好东西”，却因为程序的差异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这种差别难免让人想起古中国人发明了“阴阳壶”。这种壶的外表与普通壶并无区别，在宴会上也被视为一个公共的容器；不同的是壶内被分隔成两半，可以一半装美酒，一半装毒酒。在这里，“阴阳壶”更像是一个隐喻。人们将“喝着相同的酒”视为一种平等，为此甚至激动得抱头痛哭，然而，在不合理的制度或人为安排下，任何貌似平等的东西都有可能被破坏。设若装在“阴阳壶”里的美酒被人下了毒，那些未曾领略“民主美酒”的人，完全可能遭到“二次迫害”：他们不仅在肉体上中了“冒牌民主”的毒，更会在精神上得出一个“民主是毒药”的结论，仓惶逃离现场。
理性时代的网络咖啡
相较于理性时代的万种风情，我们今日生活似乎略显平庸，至少在饮料的发明方面乏善可陈。
17世纪以前，欧洲是啤酒和葡萄酒的天下。不过，好景不长，它们很快被一个崭新的时代所抛弃——咖啡成了理性时代的最佳饮品。用一位英国观察家的话来说：“咖啡使欧洲各国的轮廓逐渐清晰起来。”
1667年，托马斯·乔丹在《来自咖啡馆的新闻》里写到，“如果你是个追求智慧与欢乐的人，如果你喜欢打探新闻，就像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一样——就像荷兰人、丹麦人、土耳其人和犹太人一样，那我向你推荐一个去处，那里的新闻无所不有、包罗万象：去咖啡馆里倾听吧——那儿的消息句句属实……上至君主大事，下到老鼠轶闻，古今多少事，都在咖啡馆。”
从17世纪开始，欧洲的咖啡馆里聚集了越来越多的客人。他们谈论生意与政治，交流思想与见闻。为了招揽客人，一些店主特意将近日货品价格，股票价格及航海时刻表贴在墙上，订阅外国刊物供客人阅读，顾客甚至能读到刚从印刷机上印出来的小册子。
耐人寻味的是，在1680年伦敦出现廉价的邮政服务设施后，咖啡馆成了人们收寄信件的重要场所。每个咖啡馆都有自己的老主顾，就像我们今天在家上网，他们一天通常会光顾几次，边喝咖啡，边听人们谈论大事小情，时而检查是否有自己的新邮件。毫无疑问，咖啡馆为我们铺开了一个新社会的蓝图，这是一个开放的不断有陌生人加入的新世界。如有政府要员在其日记中见证：在咖啡馆里，无论是深刻的哲理，还是繁复的生活琐事，你都可以自由地谈论，但是，你永远无法预料到你下一秒钟将遇见谁，以及会听到什么。
事实上，许多著名思想家便是在咖啡馆里完成自己的著作。比如亚当·斯密在“大不列颠”咖啡馆完成了《国富论》的大部分章节，并且会将它们拿出来与大家讨论。与此同时，活跃于巴黎的咖啡馆同样成为启蒙运动的重要源头。众所周知，狄德罗编撰《百科全书》的大部分工作便是在巴黎的“摄政咖啡馆”里完成。与英国咖啡馆谈天说地，无拘无束不同的是，当时的法国咖啡馆表面上虽然可以自由进入，但是里面藏了不少政府的耳目。人们不得不学会忍气吞声，直到有朝一日法国大革命乌云压城，一些激进主义者举起手枪，旁若无人地站到咖啡馆的桌子上高喊，“拿起武器，公民们，拿起武器！”
国王查理之烦恼
当然，咖啡占领欧洲并非一帆风顺。1652年，亚美尼亚人帕卡·罗西在伦敦开设了第一家咖啡馆后，火爆的生意很快引起当地酒馆老板的强烈抗议。不久，这个外乡人被赶走。而就在伦敦的咖啡馆遍地开花时，一些知名的学者与评论家加入到反对派的阵营，指责咖啡馆消磨了人们的斗志。更有女性抱怨咖啡吞没了她们的生活：由于喝了过多的咖啡，他们的丈夫“像沙漠一样不结果子”。
任何新生事物的崛起都会触及一部分人的利益，后者的反抗难免为专制者的倒行逆施提供某种民意上的庇护。显然，伦敦市民的抱怨正中查理二世的下怀。1660年，这位年方三十的落魄者因为得到聚集在咖啡馆里的民众的支持成功复辟。但是，敏锐的国王很快注意到以清教徒为首的反对派不时在咖啡馆里“为反叛密谋”。像所有嗜权者一样，曾经依靠咖啡馆登上王位的查理二世深谙个中玄机，于是动用了一种我们姑且称之为“过河拆桥”的政治手腕，试图通过关闭伦敦所有的咖啡馆来避免自己的成功之路被“野心家”们依葫芦画瓢。
查理二世的“居安思危”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那些靠造反起家的“革命者”一旦大权在握，其针对潜在反对派的镇压往往比世袭王者还要用心险恶、变本加厉的原因所在。人们不会忘记，就在几百年后，为避免读书人的种子生根发芽冲破自己的统治，同为读书人的波尔·布特们将海内外无数柬埔寨人诱杀。
无疑，理性时代的咖啡馆更像是21世纪互联网的文化雏形。今日世界，我们很难想象将有怎样胆大妄为的政府会查禁互联网。然而，1675年12月，查理二世着实冒天下之大不韪颁布了一道查禁咖啡馆的公告。不过，这个公告一宣布，立刻引起全社会的反对，因为经过二十几年的发展，咖啡馆已经成为伦敦社会生活，商业生活与政治生活的中心场所。
就这样，这道禁令变成了一纸空文。查理二世虽然贵为君王，有权有势，却不得不拜倒在几粒咖啡豆面前，这或许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形势比人强”。一份来自官方的统计表明，到17世纪末，英国的咖啡馆有3000多家，而当时英国人口不过60万人。
餐桌上的民主
“茶杯里的风暴！”18世纪，当孟德斯鸠听说圣马力诺发生政治动乱时曾经这样评价。在他看来，发生在圣马力诺这个仅有万余人口的小国里的动乱，对整个欧洲局势无足轻重。然而，对于处于转型期的国家来说，“茶杯里的风暴”往往是生活与思想之双元革命的开端，不容小觑——细心者甚至可以从中听到一个旧时代被摧枯拉朽的声音。
不可否认，人类文明史同时也是一部民主发展史。人们通常错误地以为，历史上的那些伟大的时代变革不过得益于几位时代英雄的“历史拍拖”与“一夜风流”。然而，文明的发展终归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懒汉播种，可以毕其功于一夜。正如民主，无论你是否愿意，它更多是在经年累月地吃吃喝喝、唠唠叨叨中发生与消长。
回顾中国历史，人们或许会惊叹，同样是提神醒脑的茶叶为什么在英国奇货可居，而中国人却用它们换回了鸦片。关于这一点，我们或许可以“莫谈国事”等招牌中找到答案。黑暗时代，“莫谈国事”不过是一个社会无力反抗时的“免战招牌”。所幸历史终究要跨过泥潭，如今大行其道的“网络咖啡”让所有后进国家终于有机会异地重温了十七八世纪欧洲咖啡馆文化的万千气象。“网络咖啡”像是一种饮品滋润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如有学者指出：“国家是我的，凭什么要我莫谈国事？”
今天，当我们回首英、法等国家的转型，不难发现，由咖啡馆文化应运而生的餐桌上的民主与自由，作为一种秩序文明会沿着既有的逻辑自发地拓展。任何自由都可能从餐桌上生长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从餐桌到书桌，从厨房到广场。君不见，今日巴西的议会大厦，其造型不就是一个面包外加一副碗筷？
为开放社会立约
转型时代必定经历一个辞旧迎新的过程。当旧的已去，新的未建之时，出现价值认同危机在所难免。在此意义上，咖啡馆对于两三百年前正处于激荡中的欧洲国家来说可谓居功至伟。一方面，咖啡馆把人们从旧有生活仪式与体制中解放出来，使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压垮旧制度的最后一根稻草；另一方面，因咖啡馆而搭建的公共生活又让那些思想或灵魂失去了庙宇的人不至于无家可归。咖啡馆成了社会生活的枢纽，为人们在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间搭起桥梁。就像今天在中国开花结果的互联网一样，在理论上向所有公民开放。
不难发现，无论是传统咖啡馆还是现在的网络咖啡屋，其所订立的规则从本质上说就是为一个开放的社会立约。在这里，人们应该遵守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将自己的社会地位关在咖啡馆门外。如那些做“启蒙运动的生意”的咖啡馆老板一再声明，“不论是贵族绅士，还是商业人士，我们皆欢迎，在这里，大家笑语盈盈，平起平坐。”“此处不设上座，以省去你的担心。阁下尽管随便入座，纵有贵人驾到，亦不必起身退避。”
刘易斯·科塞在《理念人》一书中指出，咖啡馆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去除了等级，并且在彼此接触中，形成了新的标准。在咖啡馆时代以前，标准是由贵族或宗教精英人物制定的，那些听命决策的人们处于相对隔离的状态，并不能公开讨论并检验这些标准。然而，当大家在咖啡馆里聚集一堂，人们不再只是悄悄地坚持自己的观点，而且还可以通过自由辩论形成一个群体意见并由此做出决策。如果人们每天享受跨越出身、等级和地位的交往，他们也必须尊重彼此的看法，培养倾听的艺术，“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尊重别人思想的合群、宽容的态度，填平沟壑，使分歧失去棱角。”
正是因为这种融合与重组，当许多人为往日中国价值体系的分崩离析而忧心忡忡，或为现实的羁绊而一筹莫展时，另一些人却选择了一种相对乐观的态度——一个社会改天换地的进程正在悄无声息的自斟自饮中酝酿，而那个咖啡香浓、虚拟或现实的所在，于无数键盘与杯盘的辗转起伏间，人们听见了一个时代的脉搏。
马云告诉了我们什么
石述思
5月10日，淘宝网成立10周年纪念日。
这一天的夜晚属于它的缔造者马云。他宣布正式卸任集团CEO一职。
这一年他48岁，比上一代企业领袖柳传志卸任的年龄提前将近20年。
卸任仪式上，他唱了两首歌《我爱你中国》和《朋友》，表达了双重的感恩。
随后他做的卸任演讲不仅在现场引起了巨大轰动，事后迅速传播开来，撞击着太多年轻的心脏，宛如闪电划过人生的夜空。
马云说：“明天起，生活将是我的工作。”
这或许是一个男人的成熟，或许是鸟倦知返的疲惫。很多人甚至相信，卸任只是马云短暂的离别，整个阿里巴巴的命运仍牢牢掌握在他手中。
抛开马云奇异的长相、鲜明的个性、巨大的魅力以及卓越的才华，更重要的是，他是个幸运儿。他的成功无法复制。
如果按照传统教育体制设计的路径，马云就是一个事故，从小不爱读书，屡次高考落第，创业屡屡受挫。但他坚持自我的选择，固执而坚韧地将事故变成了一个万人追捧的故事。身后是一个变幻莫测又华彩四溢的时代背景：市场经济和电子商务的浪潮双流并至。
转型时代的历史往往是成功者书写的。
14年的奋斗，使马云有资格面对其千千万万的支持者宣布：我们很多人埋怨昨天，30年以前的问题，中国发展到今天，谁都没有经验，世界发展到今天，谁都没有经验，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昨天，但是30年以后的今天，是我们今天这帮人决定的，改变自己，从点滴做起。
相对于马云对于电子商务现状未来的描述，相对于他对团队员工的真诚凝聚，他演讲中流露的人生观却是最大的亮点。
马云说，我感谢这个变化的时代，我感谢无数人的抱怨，因为在别人抱怨的时候，才是你的机会，只有变换的时代，才是每一个人看清自己有什么要什么该放弃什么的时候。
没有完美的人生，更没有完美的社会。世界本来就是不美好的，而改变它正是人们存在的理由。不要总是因为抱怨黑暗而忘记自己发光，否则只能万劫不复。
你不会成为马云，但你可以利用任何一个年代赋予你的缝隙完成自我的崛起。越是集体困顿迷惘的年代，越是检验一个人是否足够自信和独立的绝佳考场。毕竟，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怨妇能在残酷竞争的年代脱颖而出。
在改革开放35年后，由于体制变革的滞后，当代年轻人面对逐渐固化的阶层和日益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投身商海获得成功的难度要远远大过马云的年代，但即使如此，手握巨额中奖彩票的马云依旧会成为一种可贵的动力和希望。毕竟，伴随着整体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会释放出崭新的市场空间，在新技术新产业浪潮的推动下，必将成就新的英雄。
必须承认，马云选择在人生的黄金岁月退居二线，除了他公之于众的幸运和放心，也潜伏着深层的焦虑和危机：借助市场经济中最开放的互联网平台，阿里巴巴帝国在一个相对自由宽松的环境中迅速崛起，已经无限接近世界一流公司，但和华为、腾讯、百度等民企巨人一样，也无限接近成长的天花板。对内，各种利益集团借助权力环饲；对外，遭遇跨国集团资本技术甚至政治的倾轧——革命浪漫主义的成长已经完结，批判现实主义的发展遭遇围城。聪明如马云，似乎也短时无望找到突围路径。
拒绝苟活、积极进取、追求卓越是所有真正优秀企业家的共同人格特征。与其在事业上苦苦支撑，不如激流勇退好好生活。这不是马云一个人的困局，而是属于这个时代所有民营企业家的。不同的是，马云选择在中国坚守，而不少人选择了移民。
当马云身着潮服演唱《我爱你中国》的时候，已经流露出爱什么样中国的强烈冲动：我们一起努力除了工作以外，完善中国的环境，让水清澈，让天空湛蓝，让粮食安全，我拜托大家！他单膝下跪既表明一种期许，更展示了一种当代企业家的责任。
但其实，今天比自然环境改善更迫切的是制度环境改善——没有体制改革的全面深入推进，对于寒门子弟来说，未来在中国的土地上超越马云的只能是外星人。
马云心中一定对此洞若观火，但他已成熟到对此一言不发。希望他展示的一切足以激励更多人为自己获得更公平博弈机会而战，而不仅仅渴望奇迹降临。
我师萧乾
唐师曾
按计划这里本来应该是我师萧乾的一篇序，就像几年前他为《我从战场归来》作序那样，很可惜他老人家不幸作古。多年来我师萧乾一直和我以“同志”相称，“同志”是志同道合的意思，所以我把自己看成是萧乾播下的种子……
一
萧乾是20年前我念大学一年级时崇拜的偶像，也是我开始初晓人事、胡乱崇拜并坚持至今的唯一一位中国人。在此之前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已日积月累向数不清的英雄人物学习致敬：挖地道触电身亡的胡业桃、抢救串联红卫兵牺牲的李文忠、面对新沙皇“生命不息冲锋不止”的于向阳、“身居长工屋拉革命车不松套”的王国福、“小车不倒只管推，一直推到共产主义”的杨水财……连阿尔巴尼亚的霍查、越南的阮文追都是我心目中的革命英雄。当时祖国江山一片红，我们的朋友遍天下，连美帝阵营中的革命派也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远有《老三篇》中“去年春上到延安”的白求恩，近有被毛主席请上天安门的斯诺。我由于赶上一个英雄辈出的革命年代，英雄太多又逝者如斯，到现在除了上海知青金训华为抢救一根电线杆子被大水冲走外，其他已记不清谁是谁。任主编批评我这么写对革命先烈有失尊敬，可我想得更多的是比我年轻的新一代如何把仅有一次的生命过得更有价值。
1979年我年满18岁，侥幸考进北大国际政治系，终于开始第一次有价值的人生崇拜。那年我在未名湖司徒雷登故宅正东发现有座斯诺墓，斯诺是伟大领袖屈指可数的美国朋友，自然属于崇拜之列。据系里老师介绍，斯诺半个世纪前来中国参加革命，先在燕园教书，后投身学生运动，再潜入延安，直到“文化大革命”被毛主席请上天安门。20年前的北大国政系还很时髦，老师中有声震华夏的“梁效”，同学们大多在广阔天地经过风雨，个个文韬武略期望在政治上有所建树。唯有我胸无大志驰心旁骛，整天沉湎于武器、弹药、战争史，梦想当格瓦拉式的革命英雄。天长日久连老师也发现我朽木难雕：既无政客的城府，更不是当学者的材料。唯一可取之处是笃信国际主义，对参加世界革命的里德、斯诺、卡帕顶礼膜拜。老师以为我根红苗壮，殊不知我自幼游手好闲东游西逛，自然对走南闯北以革命为业者肃然起敬。
斯诺不仅追逐热门新闻，而且热衷一切有价值的进步事业，这更令“爱管闲事”的我神往。为勉励后人热爱生活尊重历史，斯诺还立下遗嘱把自己遗骨埋在北大，继续充当民主科学的种子。由此我才知道记者不仅可以留下一部战争编年史，更可以留下一种精神。从此我把斯诺、里德和阵亡的卡帕视为人生偶像，每次下课路过斯诺墓，都不忘献上一花一草以示缅怀。北大是中国民主科学的始发圣地，可正如民主科学在中国步履艰难一样，想在中国全盘效法卡帕、斯诺，总有点隔山取火。幸亏斯诺亲手带出一位中国徒弟，由于赋予了西方思想，中西合璧土生洋长，终于成为跨越时空的世界级记者，这就是萧乾。
萧乾一直到现在都感激斯诺：“我学新闻也是受了埃德加·斯诺的影响。当时我在大学英语系读书，斯诺先生是新闻系的教授。自与斯诺先生接触后，我感到执教英语的局限性太大，大学三年级时，就从英语系转到新闻系。”“从斯诺的一生可以看到一个新闻记者决不仅是一个热门新闻的追逐者，对于世界事务决不能作壁上观。他必须认真观察，通过表面现象透视到本质。他必须侠肠义胆，坚决站在受欺压者一边，揭露邪恶，反对横暴。他的职务是报道，他更加神圣的职责是扶持正义、捍卫真理。”至今萧乾回忆创作欲望最旺盛的时期，还念念不忘未名湖学生时代。当时他为节省住宿费搬到湖边六楼，人多屋挤，就躲到湖心石舫上去写。我为应付考试，也常去石舫背《苏**史》，可总没有萧乾讲过的那种“脑中冒出的灵感”。
整整20年弹指过去，沧海桑田，我已从“而立”奔向“不惑”，可年届九十的萧老仍然是我“勇敢诚实”信条的楷模。穷其原因，大概唯有对萧乾的崇拜发自内心。沈从文教授把萧乾称做“生气勃勃勇敢结实的都市里的乡下人”，由于我们情趣接近又同属劳苦大众，亦友亦师才保持至今。
二
在萧乾影响下，我还没出校门就幻想自由翱翔，仿佛越渺茫越合乎我漂泊的心。以后分到政法大学教书，却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大约在1986年，政法教书的同事吴霖不知从哪儿弄到萧乾地址，带了我找上门去。当时我诚惶诚恐，只记得萧乾养了乌龟之类的小动物，其他什么也没记住。此后我抛弃大学教书的稳定工作，连考几家报纸，最终进了新华社。鉴于萧乾写文章沦为右派的惨痛经验，我发誓永不写字，铁了心只当摄影记者。1987年我在新华社开创BP机、手提电话跑新闻的方式，几乎控制北京地区的所有突发事件，名声大噪。《中国青年报》用半个版介绍我和我的“闪击”理论，受到我师萧乾喝彩。他称赞我“就像当年的美国记者一样，脖颈上挂着一具弧光摄影机，以强烈刺目的灯光，一闪闪把咱们照个糊涂。然后照相机向肩后一背，又拿出一册速记本子开问，真是闪击”。老人家还特别送我一本他的《北京城杂忆》，并题词：“师曾同志惠存，并祝鹏程万里。”勉励我继续探索新的新闻采集方式。
1991年5月，我结束半年多的海湾战争采访，打点行囊准备回国。行前，我特地到巴格达曼苏尔食品店买了一听巴格达咖啡，准备献给我师萧乾，报答知遇之恩。回到北京，头一件事是跑到萧乾家展示我的战场心得。他见我足登美军军靴威风凛凛，十分艳羡，继而感慨万端。说当年采访欧战，他也有这么一双，一直穿在脚上炫耀，不料后来竟被诬为勾结美帝罪证，现在也不知道穿到什么人脚上去了。他看我送给他的咖啡罐上全是蚯蚓般的阿拉伯文，就让我写上“唐老鸭在巴格达给萧乾买的”，说：“唐老鸭从战场背回来的东西得有个标识才好摆在桌上，向客人展示。”他看到我拍的照片中所有以色列人每人一个防毒面具，还有人给面具配上好看的塑料盒子，说上次大战他在英国，“每人也都发了一具类似的防毒面罩。很奇怪女人带它远比男人更热心，而且和巴黎一样，许多彩色‘面罩匣子’还被陈列在市面上，花上三五先令，便能把这猪八戒脸谱似的玩意儿装饰起来，天蓝、水绿、橘红，很富于个性。”接着萧老一口气讲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老百姓可笑的“爱国发明”：军靴上绑刺刀，遇上敌人可以拿脚踹；步枪上装电钮，肉搏时电钮一按，刺刀霍地飞出将敌扎死；平地撒鱼网，网上装有《七侠五义》中的那种响铃，专捉敌国伞兵；在空草坪上缠以蛇腹铁蒺藜，使着陆敌机如藏珍楼里的白玉堂插翅难飞；向敌后散布毒蛇饿鼠；将天空彩云冻成冰坨子再架上高射炮……每天都有上百种发明送到英国陆军部，稀奇古怪十分好玩，“可惜不是唐老鸭，没有‘闪击’、‘抓拍’，没能留下证据。”说着萧老想起一个摄影记者的故事。
说莱茵河畔有个家伙好吹牛，曾向村民夸口自己亲手杀了3000犹太人，不料德国战败后遭人举报被捕。《伦敦画报》一名摄影记者听说此事，想趁机造个噱头。他见萧乾不搞摄影不构成竞争，就请萧乾当帮手：“一个杀过3000犹太人的战犯！一定轰动！”萧乾问：“要是那家伙瞎吹，谁也没杀呢？”这名记者说：“我只管拍照片，不是战犯判决。”搬桌弄椅、架相机、试镁光泡，还请来两位会德语的少校并排坐在上首扮法官。折腾到更深夜静，才把好吹牛的家伙押上来。他以为要被枪决，一进门就瑟瑟发抖。问什么都先打一躬，再矢口否认。《伦敦画报》记者几次提醒法官设法“激怒他，逗他露出狰狞面目”，可一直审到半夜，镜头前只有“熊相”不见“凶相”。别说亲手杀了3000犹太人，也许连杀三个的胆子也没有，只会一口气地喊“饶命”！……记者失望之极，最后干脆亲自出马，命令他表演行纳粹礼，可这家伙就是不敢配合，一个劲儿点头哈腰：“当时全这么敬礼，现在打死也不敢了。”各位原本要他扮演一个死硬纳粹，可这草包只配演悔过者。阴差阳错，摆拍一张“新闻佳作”的努力就这样落了空。折腾了半夜的《伦敦画报》记者一边收拾器材一边破口大骂：“希特勒白栽培他了，敬个礼也不肯，真**！”
三
我一直认为萧乾属于天底下为数不多的勇敢男人，战争是表现勇敢、承担责任的最佳机会，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西欧战场上唯一的中国记者，他亲历了两次轰炸伦敦，随美4军挺进莱茵河，还是攻克柏林后首批进城采访的战地记者。我这里讲的勇敢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明知有危险而临危不惧；二是内心自由不受金钱权力等物欲的驱使。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疲惫不堪的萧乾满怀着赤子之心回到祖国，看到国内腐败甚为愤懑。“余以人民利益为至上，国家利益为第二，党的利益为第三。”为躲避迫害，萧乾佯装洋人以“塔塔木林”为笔名，抨击社会不公。他呼吁：“民主在中国不再是专供玩弄之名词，而应变成一种上下共同持有的态度！”“民主的含义尽管不同，但有一个不可缺少的要素，那便是容许与自己意见或作风不同者存在。”他还呼吁文艺界应该“为祖先为子孙，替窒息而枯涸的文坛开条生路，想法增加作品的销路，保障其著作版权，减少官方登记的留难……把笔放到作品上，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写下这一辈中国人民的希望与悲哀、遭际与奋斗，使文坛由战场而变为花圃：在那里，平民化的向日葵与贵族化的芝兰可以并肩而立。”
1946年，萧乾借英国文豪萧伯纳年逾九十生日那天还为原子问题向报馆投稿之事，批评中国文人不该在国家贫血、国民神经衰弱的国情下以权威自居，动辄操办五十大寿，劳民伤财，腐蚀民众。这样无意中开罪了操办五十大寿的“文艺界的最高领导”郭沫若，引来飞来横祸。郭老祭起红色大旗，将沈从文斥为“桃红小生”、朱光潜贬做“蓝色警察”、萧乾则沦为反动的“黑色鸦片”。郭老写道：“什么是黑？人们在这一色下最好请想到鸦片，而我想举以为代表的，便是《大公报》的萧乾。……舶来品中的阿芙蓉，帝国主义的康伯度而已！摩登得很，真真正正月亮都只有外国的圆。……钻在集御用于大成的《大公报》这个大反动堡垒里大量发散其为幽渺、微妙的毒素。”
1957年，萧乾与几十万知识分子因右派沦为次等国民，一去22年。“中国向来对活人刻薄诋毁，对死人忠厚宽宏。”“越是对有能力、贡献大的，下起手来就更凶狠，株连起来也漫无边际。”可勇敢者萧乾从未在训斥面前低过头，“继续为这个东亚病夫挤脓、剜疮、清除积垢”。“尽管自己不是马列学院的毕业生，手里什么地图都没有，可作为普通中国人，更希望自己的国家摆脱贫穷愚昧。”“人类历史绝不是命定的，它是由有脊骨的人们用血肉筑成的。”“和平时期的冷静、坚定、尽责比不上战士的英勇，可的确是好公民的起码品德。”
1999年2月4日，北大老学长张中行做九十大寿，管鲍之交鱼龙混杂，我夹杂着与张中行、启功、王世襄、钟敬文共坐一桌。席间张中行列数居京老友沧桑飘零，我插话说前一天去看望萧乾，他由于大面积心肌梗塞、冠心病、肾功能衰竭等病，已经在北京医院住了一年有余。一句话引得诸位九十老翁唏嘘不断，说这都是由于年轻时为国九死一生，不懂保养，过分透支了生命。人到中年，连连反右文革，在牛棚喝了太多脏水，切去左肾……看着诸老摇头晃脑感慨万端，我怎么也没想到我师萧乾在文化界著名耄耋老者中竟有如此好的口碑。启功老对我苦笑道：“我是满人，满人是胡人，胡人是胡说八道之人，代表不了主流社会。萧乾是蒙古人，蒙人和满人一样都是胡人，在今天时髦社会都属于北方少数民族。”
四
海湾战争结束后我上司心血来潮，突然看中我的领袖天才，想让我当新闻中心的头儿。尽管我这人素来政治觉悟低，深知当官紧邻发财，可鬼使神差恍惚觉得这件事本身就很悬。于是找到我师萧乾，萧乾慨然长叹：“民国以来，中国的毛病是官员们做的是民国的官，心里却还在当皇帝。”我这才知道还是当我的记者好。负隅顽抗了半年，终于遂愿去了中东。行前与萧乾道别，他送我一本《红毛长谈》，题字：“师曾同志惠存。萧乾1991年11月。”踌躇一阵又找出一本《西欧战场特写选》给我，题词道：“师曾同志，跑吧，跑吧，把世界跑遍，但不要忘记写日记、记笔记、积累生活经验。萧乾1991年11月。”他告诉我，但凡伟大的作品实质上多是自传性的，一个人只能活一次，要尽量体验多种人生。接着萧老让夫人文洁若去休息，说他“要和唐老鸭谈些男人之间的事”，由锻炼身体、注意卫生到结交女友……连我老爹都从未如此细致地指点我的人生。关照再三，才依依惜别。
次年4月中旬，我在利比亚班加西附近采访卡扎菲后，给我师萧乾寄了一张与卡氏的合影。6月17日萧乾给我老爹写信：“您可真培养出一个虎将，它的前途是不可计量的。与卡扎菲的合照我认为应刊载（如新华社的“参考报”），如能有师曾的访问记则更为出色。因卡扎菲确实是80年代的新闻人物，我一直以为他是位混世魔王。师曾的文及画如交给新华社的出版社编成一书，定能畅销。希望老鸭多掌握外语。”
在萧乾指示下，我在开罗连夜炮制了《我见到了卡扎菲》，“图文并茂”地寄回北京。因不合时宜辗转多处，最终被《世界博览》主编任幼强一眼看中，头版头条全文刊发，从此开始我在《世界博览》的连载生涯，由此萧乾把任幼强大姐比做“唐老鸭的杨刚”。因为当年萧乾走上新闻道路，也是多亏一位未名湖校友——杨刚大姐帮助，才飞向世界的。从此日渐发现，我与萧老相似之处日多，连生日都同为一月下旬，萧老笑我：“跟人学，变狗毛；跟人走，变黄狗……”我接着唱：“跟人上大街，变个大土鳖；跟人迈门槛儿，变个炉灰渣儿……”
此后萧老软硬兼施，硬逼着我这只“懒鸭”把海湾战争亲历写成一本图文并茂的小书，他亲自给我作序。这才有了那本至今已畅销20多万册的《我从战场归来》。
1995年2月，萧乾把再版的《人生采访》送给我，自称他自己“总把生命看做是一次旅行。作为采访人生的记者，不能老待在上层，处处占上风，甜酸苦辣都得尝尝”。“自然美大有可描述的，我们更应该继承杜甫那种一生关心民间疾苦的衣钵。”“一个驻外记者的心情就更是这样。看到好的，恨不得立刻把它带回国来。看见不好的，总希望家里能幸免。”“我认为一个记者最起码的职业道德是讲真话，实事求是，或者至少做到尽量讲真话，坚决不说假话。”此后我到贫困的鄂西北神农架寻找野人、独自驾车环绕美国、不间断地给《世界博览》写连载……都不忘我师教诲的写作真谛。
与萧乾同时代的旅美记者赵浩生教授对我说：“世界上大多数新闻记者的作品，生命力不足一天，有些特定地区特定时代的新闻作品寿命更短。现在有些记者不会跑新闻，或者会跑而不会写新闻。萧乾不同于一般记者，他的作品不仅有新闻的时效，而且有文学的艺术、历史学的严谨。他把文学技法，把对历史的严肃感情写进新闻，所以他作品的寿命不是一天，而是永远。萧乾是一个成功的人。”
五
现在我不仅崇拜萧乾九死一生的人生，更崇拜他坦然面对死亡的超然态度。他镇定地把庄子“生也死之徙，死也生之始”与英国诗人约翰·邓恩“人的一生是一种死亡过渡到另一种死亡”联在一起，把人生说成是生生死死的连环套。文革“黑色的世界笼罩头顶时一度把死亡看得比生命更美丽”，他索性吞下一整瓶安眠药，结果被人发现后送至隆福医院强行洗胃，自杀未遂。尽管我师萧乾归根结底是热爱生命的，可这匹识途老马已经预感自己走到生命的尽头。1999年1月27日，萧乾按中国传统给自己过了虚岁九十大寿生日，朱镕基亲笔致贺：“我在中学时期，先生就是我的文学启蒙人之一。先生毕生勤奋，耕耘文坛，著作等身，为中国的文学、新闻、翻译事业做出了宝贵贡献。”其时已死过几遭的萧乾大概再次听到了死神的脚步。
1999年2月3日是星期三，按星相学每逢三六我逢凶化吉。在此之前我大病住院一直没敢去看我师萧乾，原因之一是怕两个病篓子互相交叉感染；二是由于朋友嘲笑我命硬妨人。因为我采访过的陈岱孙、潘国定相继过世，吓得我九十岁的姑父邓广铭不敢让我去医院看他。直到我手术、住院、获释出院，才获悉邓广铭教授已然仙逝，我这才恍然国宝们相继陨落与本人无关。尽管如此，我还是没敢贸然参加我师萧乾的九十华诞。偷偷查了皇历，择良辰吉日，去北京医院看望萧乾。
辗转找到北京医院D214病房，我全身紧张不敢敲门，担心贸然前来，萧老耄耋之年是否还记得我这个倒霉蛋。我轻轻推开房门，只见我师萧乾仰面朝天躺在昏暗的病房里，原本仪表堂堂的大汉，已缩成一个小老头。病房内四季换洗衣服、咸菜腐乳一应俱全，一双破布鞋摆在床边。
听到人声，萧老睁开睡眼，喊着“唐老鸭”一脸委屈地坐了起来。由于他鼻孔、四肢插满了各种管子，只得把起居生活固定在管子长度的范围之内。萧老熟练地捋顺管子，侧身蹭到沙发里，坚持坐起来听唐老鸭讲讲外面的事情。他见我掏出照相机，竭力想拔除鼻子上的细管，做出英武之态，但旋即就放弃了努力。他让我不要在他身上浪费胶卷，省下胶卷去拍普通人。他还要求我永不停息地闪击，“要想办法重返中东，实现从金字塔到万里长城的梦想”。他不顾自家病危，反倒关心我的病情，问我何时可以恢复工作。我说我正像神农皇帝一样遍尝百草，一位中医给我开的药方竟是每天活吞四个麻雀头。萧老听罢大笑，说国术历来如此，他自己十岁前也喝了不少兑香灰的圣水并囫囵吞下一只活癞蛤蟆。提到蛤蟆我向萧老吹牛，说我可以一整天不喝不尿，这是多年追逐新闻锻炼出来的特异功能。萧老闻言连说不可，当年他被押送渤海劳改，十几人合睡大炕，众人劳累一天，起夜颇不得人心，为免犯众怒少惹乱子，他干脆过午滴水不进。当时他颇为得意，以为找到人生窍门，谁知日积月累盐碱水在肾里结成一块块碎石。直到十几年后偶然照X光，左肾阴影，才发现一大簇肾结石，最大的已有蚕豆般大，手术开刀从此失去一个左肾。
说到这里，萧老已经衰弱得不能再讲下去。“唐老鸭，现在只能你说，我听了。”说着疲倦地闭上了眼睛。见我没有动静，他催促道：“快说！唐老鸭，我在闭着眼睛听呢！”我强忍泪水抖擞精神，向我师报告独自驾车环美采访的经过，讲一个礼拜挨三次骨穿，讲《我钻进了金字塔》、《我从战场归来》一路畅销已经累计卖了几十万本……萧老嘴角嚅动：“五年前，我就说过你行。”当我毫无遮拦地比较中国、中东、美国文化风物时，他喃喃自语：“你胆真大。或许你更应该重返中东，或许能为人类干点儿大好事。”临别，我蹲在我师膝前，拉着他柔软的手，问他需要什么吃的，我下回带来。他说：“给我带些杂志，你看过的旧杂志就行。”临出门还不忘再次提醒：“千万别忘了重返中东，再来一本《重返伊拉克》。”
想不到这一别竟成永诀，那天我顺手拍的几张照片，竟成绝照。次日我师萧乾不幸摔倒，从此昏迷，1999年2月11日18时仙逝于北京医院。就在萧老逝世前一天，《北京晚报》还发表了他最后的一篇散文：“在医院的这两年我经常想到死亡这个词，人在一场假死之后，就能正确地面对死亡了。死，使我看透了许多，所以从1979年重新获得艺术生命之后，我就对自己发誓要跑好人生的最后一圈。”
同天，汕头89岁的小学教师萧曙雯突然梦到萧乾，萧老太太是萧乾长篇小说《梦之谷》中“漂亮的大眼睛的潮汕姑娘”，是萧乾的初恋情人。“那天我突然做了梦，梦见萧乾坐在椅子上，面带微笑，过了几天就有一位朋友告诉我这个不幸的消息……我一直都在寻找刊登这一不幸消息的报纸，一直都没有找到。”
早在20年前萧乾已经为自己拟好了墓志铭：“死者是度过平凡一生的一个平凡人。平凡，因为他既不是一个英雄、也不是一个坏蛋。他幼年时是从贫苦中挣扎出来的，受过鞭笞、饥饿、孤独和凌辱。他有时任性、糊涂，但从未忘过本。他有一盏良知的灯，它时明时暗，却从没熄灭过。他经常疏懒，但偶尔也颇知努力。在感情漩涡中他消耗——浪费了不少精力。中年遭受过沉重打击，如晴天霹雳。他从不想做官，只想织一把丝，酿一盅蜜。历史车轮，要靠一切有志气的中国人来推进，他也希望为此竭尽绵力。这是一个平凡人的平凡志向。他是微笑着离去的，因为他有幸看到了恶霸们的末日。”
1999年2月24日，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著名作家、记者、翻译家萧乾同志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著名记者爱泼斯坦、前北大校长丁石孙、书法家启功、剧作家吴祖光、遗孀文洁若、子萧驰、萧桐等出席。我为我师萧乾拍下了最后一张照片。
《我师萧乾》发表之后，收到萧师母文洁若的信：“师曾同志：那天香港《大公报》驻京办事处给您打电话时，我刚好在场。《我师萧乾》是迄今我看到的写萧乾的文章中最好的一篇。我把他寄给马来西亚柯杰雄去发表，没有稿费。如果同意，就不必打电话了。文洁若1999.5.10.”
乔布斯咬了上帝的苹果
朱大可
资本主义的私生子乔布斯，一个稀有的商业天才，向我们展示出技术美学和器物美学的奇迹。而在这方面，另一个叫比尔·盖茨的人，只能望尘莫及。比较一下苹果和微软的视窗平台，就连一个傻瓜，都会做出正确的评判。
技术美学的成就，导致苹果电脑成为全球设计师的最爱。但是，IPHONE和IPAD的最大意义，并非只是技术创新，而是对人性的透彻掌控。乔布斯究竟发现并建构了什么呢？首先是它的功能性——满足从到资讯到游戏的多重需求；其次是便利性，它的“一键还原”，令此前所有手机都黯然失色。
但乔布斯主义的最大特色，还在于工业美学的成就。从未有过任何一款电脑，像苹果那样昂贵，同时又符合精巧、轻盈、简洁、光洁、华丽和匀称的美学尺度；也从未有哪一种手机，像苹果那样，从手感、质感和美感等诸多方面，企及电子器物美学的巅峰，征服了全世界的设计师和手机民众；从未有这么多的电子企业，疯狂抄袭苹果的每一个细节，制造出大量外形酷肖的克隆物。
我们已经发现，正是乔布斯本人，推动了两种类型的崇拜：对美妙的登峰造极的器物及其技术的崇拜，以及对其发明者也即他本人的崇拜。这是器物崇拜在符号资本主义时代的最高典范。随身电子器物，在一个中等价格的平台上，达到了可以进逼著名奢侈品牌（如卡地亚珠宝和迈巴赫汽车等等）的级位。在精神性从人类舞台退场之后，大众日常器物，第一次洋溢出耀眼的美学光辉。
乔布斯的苹果电器是个巨大的财经黑洞，它比任何奢侈品都更强大，有力攫取着消费者的财富和激情。乔布斯的成功秘诀在于，他比其他商人更机智地洞察人性的弱点，并巧妙地加以利用，那就是哲学家所指陈的游戏精神。
利用人性的诸多弱点，是消费主义的逻辑起点，也是资本主义市场的基本法则。但此前还没有任何时代，像符号资本主义那样，赤裸地表达这种商业真理，并把它变成一种大众崇拜的神坛。
在人性的复杂谱系中，陈列着若干可以被市场利用的娱乐基因，目前已经被明确指认的，有情欲、暴力欲（施虐和受虐）、窥私欲、游戏欲和赌博欲等等。它们是五枚奇异的果子，高悬在“知善恶树”的枝头上，等待人类的摘取和偷食。
当年在伊甸园采取违禁行动的，是一个叫做夏娃的女人。她偷吃的第一个果子，名字就叫情欲（有时叫做“智慧”）。她就此发现了情欲、做爱、羞耻和遮蔽的真理。但关于圣园里的果子，此后出现了诸多分歧。它最初被认作无花果，一种人类最早培育驯化的果树。来自考古学的证据表明，人类种植这种植物的历史，长达一万年以上，它的果实是夏娃的第一道美餐，而宽大的叶片，则是人类史上的第一件生态内衣。
但后世的伊甸园叙事，却更倾向于苹果。这种原产于欧洲、中亚、西亚和土耳其的物种，品种多达7200个，遍及世界的每个角落，由此变成被广泛认知的符号，最终，这种寻常的圆形水果，取代了比较稀少的无花果，成为人类始祖原罪的世俗象征。
按圣经《旧约》所给出的描述，伊甸园里有两种树木——生命树和知善恶树。但《旧约》仅仅讲述了后者的故事。此外，知善恶树上的果实数目，也从未被人披露。它似乎是一个重要的神学秘密。但根据密码学的原理，上述两种树的密码可能是互文性的，也就是A树的密码在B树身上，而B树的密码则含于A树之中。这就意味着，生命树可能就是我们解读知善恶树的唯一线索。只要盘查一下犹太秘教的其他典籍，我们就能找到有关于生命树的细致描述。例如，著名的卡巴拉生命树体系，含有3个支柱、10个圆和20条路径，而这10个圆圈，就是知善恶树上10枚苹果的隐喻。它曲折地揭示了后者的数字机密。
在中国四川三星堆，4500年前的青铜神树被挖掘出来，上面悬挂着9只小鸟。它们是9个太阳的象征，也就是9个圆或9只苹果的转喻。这正是被夏娃光顾过的知善恶树。在后夏娃时代，苹果还剩下9只。三星堆的神树，内在地呼应着《旧约》的传说。
伟大的基督诞生之后，那些被偷尝后剩下的九只果实，被使徒们藏匿起来，长达数千年之久。直到资本主义运动的降临。资本家们利用了第一只，并且发现了另外三只，此外还有六只已知或未知的禁果，分布在更隐秘的地点，以待新一代天才的发现。
为证明乔布斯先生的创新贡献，我们不妨简单回顾一下人类偷尝诸果的现代简史。
1964年，传媒大亨默多克在创办《太阳报》，以简单廉价的方式，同时满足了人类的三种欲望：刊登色情漫画专栏（情欲）；发布各种战争暴力的新闻和深度报道（暴力欲）；捕捉英国王室的绯闻，并把追踪机制从狗仔队发展到对名人的全面窃听（窥私欲）。香港人效仿默多克，创办《苹果日报》，堂而皇之地把咬了一口的苹果，作为自己的刊名和标识，由此引发港台传媒和中国大陆传媒（主要是“都市报”类型）“苹果化”的狂潮。
第四只苹果的雏形出现在1962年，比太阳报还早两年。一位叫斯蒂夫·拉塞尔的大学生制作出《宇宙战争》，试图打开游戏的潘多拉之盒。但直到1970年代，随着苹果电脑的问世，这种电脑游戏才真正进入市场程序。而这正是乔布斯的功绩，经过数十年的营造，他的I系列电子产品，以游戏欲的密匙，利用手机和平板电脑为操作平台，打开了全球电玩市场的大门。
乔布斯深谙成人内心的儿童本性，以及遁入游戏来逃避现实的强大欲望。正是他咬了第四只苹果，并把它稀释成大众牌果酱，分配给全球的苹果用户，让他们在一件精美的随身电子器物上实现游戏梦想，而无须端坐在桌面电脑前，或跟其他人合作玩桌面游戏。乔布斯让游戏变得很轻，犹如一种贴身的呼吸。这是器物游戏的最高境界。但全部游戏的最终结局，就是人在其中丧失自我，而成为一个虚拟的存在。游戏是消解人的本质的重要手续。
下一轮器物发明的主题，也许将围绕电子赌博产生。它是目前已知的第五枚娱乐禁果。基督徒乔布斯已逝，电子消费的市场，需要一个更为年轻而强悍的天才，战胜宗教伦理的障碍，以继续唤醒人类内心涌动的欲望。
人类偷尝各种禁果而解放欲望，并创造出全新的科技文明，更由于放纵这欲望和智力而受到诅咒，加速毁灭的进程。那些器物像弗兰克斯坦那样，成为脱离控制的创造物，并反过来消灭人本身。这一悲剧性的命运，被先知们千万次地书写在史诗、小说、电影和启示录里，《2012》是其中最具视觉魅力的文本。它是无比感人的视觉劝喻，却无法动摇符号资本的根基。
消费大众对此无所畏惧。他们在为创新和技术进步而狂热地欢呼，并把这位叫做乔布斯的苹果偷食者，送上粉丝簇拥的高大神坛。也许再需100年，人类就能找到其余的五只禁果，果敢地吃掉它们，设计出更多新奇的怪物。正因为如此，一个可以预见的场景将是这样的：在宇宙的某处，将有一座地球人类的坟墓，上面矗立着由神亲手种植的小树，它会在宇宙时间里缓慢长大，成太空中最孤独的标记，而它的名字就叫“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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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2-1 02:4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