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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漫笔

发表于 2019-1-23 11:28:2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一九九五年秋冬之间,我第四次来到香港。这次留住的时间比较长,较仔细地看了看香港。

虽然处于世纪末,香港还是和以往一样繁荣、繁忙、有生气。在地球上,它是和纽约、洛杉矶、东京、巴黎一样强大的城市恐龙。三十年代的上海,也曾是这样的恐龙,后来历史的沧桑把它埋葬了。一九八六年我到上海时,上海只剩下恐龙的骨架,现在黄浦江上的这只东方恐龙正在复活,我在海的另一岸已听到它翻身的咆哮。而香港恐龙则面临新的历史沧桑。我在逗留的两个月里,一再表达历史见证者的心愿,让这只恐龙生存发展下去,保持它的廉政、自由新闻系统和高度繁荣,我希望在跨进二十一世纪之门时仍然听到它强健的龙吟。


我礼赞过香港,现在还礼赞。这么小的空间,创造这么密集庞大的文明。窗户像盛绽的花朵朝着四方开放,人类现代化的一切成果都在这里汇聚。后现代主义者倘若要研究“并置”,探讨时间如何在空间凝固,应当来香港看看。香港这种容纳古今、容纳中外的文化心态,正是汉唐那种把一切都拿来的心态。在历史的江津口上,我真担心这种心态会丢失。汉唐心态该不会变成世纪末的黄昏的心态吧。我期待着不变。

香港包容了一切,还包容来自大陆的许许多多丧魂失魄的兄弟和几乎被贫穷吸干了美与天真的姐妹,还有那些拒绝心灵专政而寻求南方热带自由气息的人们也到香港喘息。在大陆处于饥饿线上呻吟的五六十年代之交,香港的糖、油和大米曾经滋润过同胞们浮肿的身躯与脸颊。而在故国从阶级斗争的噩梦中半醉半醒之后,香港又吹奏了一支早晨的太阳曲。中国有香港,才有市场的记忆。俄国没有香港,所以俄国新的步伐显得沉重。香港还常常发出正义的呼唤,恐龙之心的深处蕴藏的温热,我在一九八九年和其他许多时间中都感受到。这种温热使我感到人类的良心没有灭绝,许多香港人可敬可爱。


我爱香港。我在世界上其他恐龙般的城市街头漫步的时候,也常常想起香港。

在新加坡时,我想到香港和新加坡一样不简单,地方那么小,能量那么大。潮水般的人群,构筑的却是一个有序有动力的社会,但是,相比之下,我更爱香港。香港可以更自由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我喜欢自由叫唤自由歌唱的恐龙,不喜欢带着金甲的面若冰霜的恐龙。所以我很怕龙吟的消失。东方世界里的这一恐龙之声如果消失,世界将会寂寞很多。

在巴黎时,我也想到香港。但我更喜欢巴黎。巴黎是一个有灵魂的城市,那里汇聚着人间的美与天才的创造,人们崇尚一切卓越的思想者与艺术家,心灵紧紧连着卢浮宫、巴黎圣母院这些人类的骄傲,伏尔泰、卢梭、雨果、巴尔扎克、罗丹、莫奈的名字一直被巴黎的市民高高举起。塞纳河边全是书摊、雕塑和翠绿的草树,许多精彩的思想和艺术伴随着塞纳河水不断地涌流。

香港缺少巴黎似的文化大灵魂。这里太多金钱崇拜而少有艺术崇拜。人们的眼睛仰望着高楼金字塔尖上的财阀,很少人仰望柏拉图与毕加索,也没有时间仰望灿烂的星空。一位朋友说,香港的最大财主也是最高的精神帝王,人们膜拜他们,争写他们的传记,以为他们是人生的楷模。我走遍香港并留心它的街头艺术,才发现香港的街头没有艺术,从罗湖桥一直到铜锣湾,竟找不到一幅有个性的画和一座现代派的雕塑,所有的个性都消失在股票、餐厅与交易所里。在香港产生不了巴黎似的艺术沙龙并不奇怪。奇怪的是没有一个企业家想到建设一个艺术博物馆。在巴黎,艺术馆到处都是,在香港,期待一个艺术馆,就像期待神的奇迹。


香港的金钱太强大了,强大到把世界变得很古怪。人们一上电车想的就是钱,孩子们一踏进中学校门想的也是钱。金钱把城市人变得很现实,很会算计,生活里缺乏诗意。但金钱又使整个岛屿充满魔幻故事。一个偶然的机会真的鸡毛就上天,穷棒子真的一下子就变成百万富翁。一座楼房转手可以赢得一个思想者十辈子的工资,一天股票的起落可以决定一个人终生的命运。在香港,遍地都是暴发户与破落户的传奇。

钱让一些人去冒险去充当骗子与寇盗,但钱却也使人变得规规矩矩。每个人都按财富的多寡认定自己的位置,社会像排好的格子,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格子上,不敢越位。一位朋友告诉我:在香港,“财大气粗”是个真理。财大,才能占有大一点的格子,喘息也才能有粗一点的气。这又使我想到像大陆流行的螺丝钉概念,香港的许多人倒真的是名副其实的螺丝钉。螺丝钉当久了,便遗忘人生该有的一切,以为赚钱花钱及拥有愈来愈多的钱就是生活。


金钱把一部分人抬得很高很高,高入云端,高得不知所措。连高等学校的精英们也被金钱抬得很高。一部分优秀者并不因此昏眩,仍然双脚着地,关怀学校围墙之外的人间。一部分则变得怪怪的,很冰冷,一身寒气与怪味,谈起政治他们着意回避,以示清高,而内心又极为关切,因为政治随时都可以把它从云端拉下而摔碎于现实的地面。于是,着意回避便显得有点酸气。

由于被抬到云端,所以就瞧不起从现实地面上走进的外来人。对于外来人的声音,往往不分是非,总是先攻击一顿,以示自己坐在云层之上。在他们心里,没有真诚。面子大于真理,学者的架子大于人间的真性情。

阶级斗争可以把人变成魔,钱势竞争则会把人变成怪,这个世界处处都是陷阱。人类真的还很幼稚。


然而,金钱并没有把香港变成文化沙漠,沙漠的意象加在香港的头上并不公平。

香港有发达的俗文化,也有可观的雅文化,还有打破雅俗森严壁垒令华语世界倾倒的金庸小说。香港的俗文化是在自己的岛屿上生长起来的,而精英文化则吸收了大陆、台湾、香港和在西方世界深造过的精英,在文字的世界里,我看到从香港产生的精华,例如查良镛、林山木的政治评论,叶灵凤的读书笔记,曹聚仁的各种文章,西西的小说,饶宗颐的考古与历史研究,都极为难得,倘若要把进入香港校园内外的评论家作家画家也算进去,其阵容更为可观。

但是,我跑遍了香港的书店却找不到查先生的政治评论集,也找不到曹聚仁的《文坛五十年》以及叶灵凤的《读书札记》。在书店里我留心人们喜爱的书,我发现天地图书书店放着西方古典与现代名著的书架之前特别寥落。不仅莎士比亚觉得孤独,乔伊斯也很孤独。我买了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川端康成的《古都》、三岛由纪夫的《潮骚》、《午后的曳航》、《假面的告白》、《不道德教育讲座》和大江健三郎的《个人的体验》、《死者的奢华》、《广岛札记》,我一直等着有人去翻翻《尤利西斯》,但是,我留心两个多小时之后最后还是失望。

香港这部金钱开动的机器,像一只快速前进的航船,它的马达声愈是响亮,似乎离荷马、但丁的港湾愈远,也离乔伊斯与川端康成们愈远。我分明看到书架上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马尔克斯在美洲已不孤独,但在香港肯定是孤独的。所有的思想者都应忍受孤独,在香港更应如此。我怕的是有一天,思想者在这块黄金岛屿上要灭绝。


我终于懂得赛马场对于香港的意义了。如果没有跑马场,香港的富豪与中产阶级如何消耗他们的能量?如何排遣他们的乏味的生活?

如果没有赛马场,香港恐怕要革命。每一天,香港淤积了多少紧张、疲劳、厌倦,如果没有赛马场提供一个宣泄的出口,这个社会怎能不动荡?香港报纸的竞争,重要的一页是《马经》副刊的魅力。《马经》办得好,自然就有销路,《马经》可以说是许多香港人的《圣经》,他们能从这一经书中读出快乐、梦与命运。

这次我有幸去看了一次赛马。我最喜欢的动物就是骏马。飞奔的骏马赋予我的美与诗意一直难以磨灭。在我的书架上一直放着一只皮革做的骏马塑像。我参加的这次赛会,有来自世界各洲最优良的马匹,比赛时,陪奏的音乐格外响亮。

可是,我一进入场地,才知道赛马场完全是个赌场,没有一个观众是不赌的。我也买了赌票。结果,我的眼睛很快就被牵制在我所“**”的马上,看得两眼昏花,竟忘记欣赏奔马的英姿。此事过后,我才想起康德关于“美乃是超功利”命题的卓越。眼睛一旦被功利所控制,再美的东西也看不见了。赌徒即使在美的身边,也离美很远很远。至今,我还为那一天没有安静地欣赏骏马的飞奔而后悔不已,真是鬼迷心窍。香港,香港,真会迷住人们的心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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