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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墉是罗锅吗?刘墉和和珅的关系

发表于 2019-3-11 17:48:0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刘墉是罗锅吗?提起刘墉,人们的脑海里自然而然就会浮现出驼背罗锅的形象,他机智幽默、不畏权贵,与和展开了一系列斗智斗勇的行动,并屡屡揭穿和的恶行。然而,历史上的刘墉却是一个深谙官场规则的人物,他熟知何时该进、何时该退,是封建官僚的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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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墉(1719年—1804年),字崇如,号石庵,祖籍安徽砀山,出生于山东诸城。清朝政治家、书法家。大学士刘统勋长子。

  乾隆十六年(1751年)中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太原府知府、江宁府知府、内阁学士、体仁阁大学士等职,以奉公守法、清正廉洁闻名于世。刘墉的书法造诣深厚,是清代著名的帖学大家,被世人称为“浓墨宰相”。

  嘉庆九年十二月(1805年1月)病逝,时年八十五岁,追赠太子太保,赐谥号文清。

  刘墉出生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山东诸城人,字崇如,号石庵。不过,对于他的名号人们更为熟知的是其绰号“罗锅”。一提起“刘罗锅儿”,人们便觉得很亲切,然而,刘墉究竟是不是罗锅呢?据说,“罗锅”二字是乾隆帝亲口所封。一日乾隆帝闲来无事,故意拿刘墉的生理特征取乐,赐封他为“罗锅”,还题了一首诗:“人生残疾是前缘,口在胸膛耳垂肩。仰面难得见日月,侧身才可见青天。卧似心字缺三点,立如弯弓少一弦。死后装殓省棺椁,笼屉之内即长眠。”这首诗确实刻薄,刘墉却不急不恼,提笔回了一首诗:“驼生嵴背可存粮,人长驼背智谋广。文韬伴君定国策,武略戍边保安邦。臣虽不才知恩遇,承蒙万岁赐封赏。别看罗锅字不多,每年白得两万两。”原来按清朝惯例,凡是皇帝赐封了名号的官员,吏部每年要给2万两银子。这个故事反映出了刘墉的机智。

  其实这个绰号与乾隆帝无关,是嘉庆帝封的,而且嘉庆帝说的不是“罗锅”而是“驼子”。据史书记载,嘉庆帝偶尔称刘墉为“刘驼子”,但当时刘墉已年逾八旬,再加上他常年伏案读书,难免会弯腰驼背,不能以此推断刘墉年轻时便是个罗锅。相反,从种种史料记载来看,刘墉即使算不上相貌堂堂,却也不至于身有残疾。

  这要从清代的选官取士标准论起。在封建社会,要想参加科举考试,必须符合“身、言、书、判”四项标准。身,即形体,需要五官端正,仪表堂堂;言,即言谈举止,需要口齿清楚,语言通顺明晰;书,即书写,字要写得工整,以免潦草误事;判,即思维能力,需要头脑敏捷,审判明断,不能当煳涂官。在这四项标准中,“身”是最直观的,也最为重要。

  相貌的重要性还可从另一个侧面体现出来,按照规定,举人会试三科不中,可应考“大挑”科。这一科不考文章,也不考口才,只论相貌,标准是“同田贯日身甲气由”,以字形来比拟身形,“同”指长方脸,“田”指四方脸,“贯”指方头大脸身体直长,“日”指高矮肥瘦适中,符合以上这四个字者便有入选的可能。“身”指身体歪曲,“甲”指头大身体小,“气”指肩膀一边耸一边平,“由”指头小身体大,凡是与这四个字有关者,落选无疑。清代官场重视官员相貌,而乾隆一朝又为之最,刘墉既然是科举出身,那么就不可能是罗锅儿。

  怎样的一个官

  刘墉一生廉洁奉公,为官清正,这与刘家的门风有很大的关系。刘氏家族是诸城当地的名门望族,他的曾祖父刘必显是顺治年间的进士,祖父刘棨是康熙朝有名的清官,父亲刘统勋位极人臣,官至东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深受乾隆帝器重,死后被谥为“文正”,这是清代对大臣最高的评价。

  刘墉生于官宦之家,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然而不知何故,他却一直没有参加科举考试。直到乾隆十六年(1751),刘墉才因父亲的关系,以恩荫举人的身份参加了当年的会试和殿试,并获进士出身,授翰林院编修,后升至翰林院侍讲。

  乾隆二十一年(1756),刘墉外放做官任安徽学政,在此后的20余年里,他基本担任地方官职,历任学政、知府、巡抚等。在任期间,他办事正直干练,雷厉风行,整顿科场积弊、官场恶习。他为人清廉,一文不取,遇事敢作敢为,不怕得罪上司。

  乾隆三十四年(1769),刘墉授江宁府知府。在一年多的在任时间里,他不畏强豪,屡破疑案。创作于嘉庆初年的弹词《刘公案》便主要是以刘墉在江宁知府任上决断疑案、为民申冤的故事为蓝本改编而成的,可见他在江宁知府任上确实有政绩,是难得的清官。

  与此同时,刘墉也有不光彩的一面,他身为清朝的忠臣,不遗余力地维护清室的统治,推行文化高压政策。乾隆二十六年(1761),刘墉担任江苏学政。这一年,江苏沛县监生阎大镛因抗粮被捕入狱,刘墉派人到阎大镛家搜查,结果搜出了他认为有问题的诗稿,急忙上报乾隆帝,结果阎大镛因诗稿中有字句犯讳被斩首。

  乾隆四十二年(1777),刘墉第二次任江苏学政。

  江苏东台县举人徐食田兄弟因土地买卖与同乡蔡嘉树发生纠纷,蔡嘉树告发徐氏兄弟祖父徐述夔的文集《一柱楼诗集》中有悖逆之语。刘墉审阅,发现其中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的诗句,他如获至宝,上奏乾隆帝,最终酿成大狱。徐述夔及其子徐怀祖被开棺戮尸,徐食田等人被斩首,多名官员遭到革职、流放的处分。刘墉以劾举徐述夔著作悖逆事有功和督学政绩显著,迁户部右侍郎,后又调任吏部右侍郎。乾隆四十七年(1782),刘墉调任回京,任三通馆总裁,兼任吏部尚书、都察院左御史。

  刘墉和乾隆帝

  在民间故事中,刘墉总是被描述成一个遇事化险为夷,乾隆帝对其又爱又恨,偏偏拿他没办法的形象。然而事实上,刘墉的仕途并不是十分顺畅,他屡次因事受罚,受到乾隆帝的呵斥。

  乾隆二十一年(1756),刘墉担任安徽学政。他赴任前,乾隆帝特意召见他并赐诗,希望他学习其父的刚正之风,不辱门楣,有所建树。乾隆二十七年(1762),刘墉任山西太原府知府。乾隆三十年(1765),刘墉任冀宁道台。次年,山西阳曲县知县段成功贪污公款案发,刘墉虽然已经离任,但仍脱不了干系,以失察罪被发配到边疆军队效力赎罪长达一年。乾隆三十二年(1767),刘墉回京后担任翰林院编修,在一个叫作“修书处”的闲散机构里蹉跎了两年。乾隆三十三年(1768),刘统勋70寿辰,乾隆帝御书匾额致贺,还加恩刘墉以知府候补。第二年,刘墉获授江宁府知府。

  乾隆五十二年(1787),刘墉因泄露了他和乾隆帝关于两位大臣评价的对话,受到申斥,并失去了本应获得的大学士一职。同年八月,乾隆帝让刘墉主持祭拜文庙。

  刘墉因没有按照礼仪行事被太常寺卿参劾。乾隆五十三年(1788),刘墉兼理国子监时,发生乡试预选考试中考生向监考官行贿之事,被御史祝德麟弹劾,刘墉受到牵连,也被处分。

  乾隆五十四年(1789)二月底至三月初,因连天阴雨,负责皇子教育的尚书房诸师傅没有入值。乾隆帝得知后大为恼火,严厉训斥了时任尚书房总师傅的刘墉,措辞严厉,说他遇事不尽职,于国为不忠,于父为不孝。刘墉被降职为侍郎。乾隆五十八年(1793),刘墉出任会试主考官,办事失当,以至于造成阅卷草率,违制和不合格的卷子很多,因此被乾隆帝严行申饬。

  嘉庆元年(1796),户部尚书董诰超过资历深厚的刘墉被破格增补为大学士。以嘉庆帝名义颁布的上谕中批评刘墉不肯用心办事,命令他自省悔过。嘉庆二年(1797),刘墉授体仁阁大学士,然而上谕仍然指责他办事不肯出力,行为懒散,而且说是因为实在无人,才将他擢升此任。虽然这两条上谕是以嘉庆帝的名义发出的,但因为朝政仍由太上皇乾隆帝掌控,所以代表的仍是乾隆帝的意见。

  刘墉确有令乾隆帝不满意的地方,一日,乾隆帝向他询问官员戴世仪是否可胜任知府一职,刘墉回答尚可,实际上戴世仪是个庸才。乾隆帝很恼火,认为他敷衍塞责,平日对人才选拔全无用心。

  刘墉为何在地方官任上雷厉风行、果敢勤勉,回到京城后反而遇事模棱两可、懒散松懈?从刘墉后来的表现看,他绝不是个因处境优越而懒惰之徒,其实,小错不断、大错不犯只不过是他的为官之道。刘墉深知,皇帝是整个官场的主宰者,顺他者生,逆他者亡。乾隆帝又是个极为自负的人,曾有一个所谓“本朝无名臣”的理论,认为朝廷纲纪整肃,所以没有名臣,也没有奸臣,只有圣主,所有大臣都是遵从圣主旨意办事的。晚年的乾隆帝更是得意自满,在他的身边,只需要忠心办事、顺从皇帝的奴才。

  伴君如伴虎,一旦触犯了皇上,那就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了,这是刘墉用亲身经验体会来的。早年他担任翰林院侍讲期间,其父刘统勋因办理军务失宜获罪,刘墉遭株连被革职,一家老少下狱,等候秋后处斩。不久,乾隆帝觉得处理有不妥当之处,便释放了刘统勋、刘墉父子,并恢复了他们的官位。这次无妄之灾给刘墉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因此他事事揣摩乾隆帝的旨意行事。曾经有一个故事,说有一日,乾隆帝与刘墉闲谈,说:“朕今年45岁,属马的。”刘墉回答道:“臣也45岁,属驴的。”乾隆帝觉得惊奇:“既然同岁,为何朕属马,你属驴?”刘墉说道:“万岁属马,臣怎敢同属?只好属驴了。”十二生肖中无“驴”之说,刘墉无中生有,乾隆帝非但不怪罪,反而觉得合情合理,大大奖赏了他。这个故事多半是后人虚构出来的,然而从中可以看出,刘墉能够在官场站住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懂得揣摩皇帝的心意,拍皇帝的马屁。

  由此可见,历史上的刘墉与故事传说中的刘墉并不一致,那么他与和珅是不是像小说和影视作品中所描写的那样是忠奸对立的关系?他是否真的能将大贪官和珅戏弄于股掌之中?刘墉与和珅的关系

  刘墉比和珅大了30余岁,刘墉入朝为官时,和珅才刚刚出生。然而和珅的仕途平步青云,晋升的速度比刘墉快得多。两人同朝共事20多年间,他们之间的官职地位始终不平等。刘墉的官位远在和珅之下,受到的信任也远逊于他。可以毫不客气地说,要跟和珅斗,刘墉还不够格。

  实际上,乾隆四十七年(1782),刘墉再度调回京时,和珅已是皇帝面前炙手可热的大红人。他明哲保身,对和珅采取了一种不依附、不对抗的态度,表现出一种圆滑世故。他有可能跟和珅开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但绝对不会公开对抗。

  不过刘墉在任官期间确实与和珅有过一次正面较量。

  乾隆四十七年(1782)四月,御史钱沣参劾山东巡抚国泰伙同布政使于易简贪赃枉法,并以向皇帝纳贡的名义大肆搜刮钱财,以致各州县仓库亏空。

  国泰是乾隆帝妃子的伯父,与和珅往来密切。在钱沣参劾之前,国泰也被大学士阿桂、大将军福康安联名弹劾过。乾隆帝招来山东布政使于易简询问,谁知于易简和珅国泰是一伙的,于易简一口咬定国泰并无劣迹,只不过行事过于严厉。乾隆帝相信了于易简的话。后来钱沣又上书参劾,或许是过分相信于易简,或许是也想弄个水落石出,乾隆帝放手让人去查,下谕委派尚书和珅、左都御史刘墉、工部右侍郎诺穆亲为钦差大臣,与钱沣一同前往山东查办此事。

  钱沣知道事态复杂,他一个人微服先行,前往山东秘密调查。和珅有意袒护国泰,暗中派人向他通风报信。

  国泰得知消息后,赶紧向商贾勒索钱银,存放在库中,暂时掩饰了亏空情况。在刘墉的提示下,钱沣发现库里的银两成色不纯,通过盘诘库吏得知,这些银两是从各商铺借来充数的。他出告示叫各商铺前来认领,如果不来认领,便将其银没收入库。于是商贾纷纷前来认领,库藏为之一空。此案真相大白,国泰和于易简下狱。六月初,乾隆帝勒令国泰、于易简在狱中自尽。

  在这一案中,刘墉秉公行事,案子办得漂亮,却因此得罪了和珅,甚至也开罪了乾隆帝。嘉庆四年(1799)正月,乾隆帝驾崩,嘉庆帝立即向大贪官和珅开刀。刘墉奉旨查办和植党营私、擅权纳贿一案。为了避免案件扩大化,给朝廷带来过大的震荡,刘墉向嘉庆帝提议尽快了结此案。嘉庆帝接受了他的建议,在处死和珅的次日,发布上谕宣布此案已经完结,以此安抚人心。刘墉不以私人恩怨处理公务,赢得了朝中大臣的交口称赞。

  嘉庆七年(1802),嘉庆帝驾幸热河,命刘墉留京主持朝政。刘墉处事条理分明,与他在乾隆朝时的懒散敷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嘉庆九年(1804)十二月,刘墉卒于任上,享年85岁,谥号文清,入祀贤良祠。他的一生,将为官之道发挥得淋漓尽致,保全了身家性命,得以寿终正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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