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的发明及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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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汉字的发明及演变

　　文字的发明和书籍的产生是人类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

　　文字起源于图画。我国古代人和古埃及人很早就用图画作为交流思想、传授知识和经验的工具。当他们要出去打猎时，就画一头野牛和一个手持弓箭的人，表示打猎的意思。所以有人把这种图画叫做图画文字。图画文字起初是画得很逼真的，直到人们习惯以后，便只用简单的线条组成一个大概的轮廓，就知道它代表的意思。随后，图画便逐渐脱离具体事物的描画而变得抽象，经过一定的约定俗成，成为代表一定概念的符号，这就是象形文字。

　　我国文字源远流长。所谓远古时代伏羲和黄帝史官仓颉造字的传说，反映出我国文字的产生历史悠久。

　　根据考古发现，与汉字起源有关的资料，一是原始社会晚期的仰韶、良渚、马家窑和龙山文化时期的刻划记号；一是原始社会晚期山东大汶口文化时期的象形符号。古文字学家以为大汶口出土陶器的刻划图像该是我国汉字之祖。而大汶口遗址约在公元前3000年～前2500年之间。

　　我国现存的汉字以殷墟发掘出来的甲骨文字为最早，已是一种较为成熟的汉字，达四千多单字。这种文字的出现距今约三千五百多年。

　　从甲骨文出现到现在，我国文字有过几次较大的发展变化。在新字创造方面，东汉许慎在他的《说文解字》中指出了我国文字发展的六条规律，即“六书”。“六书”是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和假借。象形、指事、会意都是由字形方面来体会的意义——字所代表的概念的。形声、转注和假借，就逐渐以音来表意了。由于汉字的基本规律是以形为主，以形知义，所以始终停留在表意文字的阶段上，不能发展成为拼音文字。

　　在汉字的形体方面也经历了几次重大变革。史书记载周宣王时（公元前9世纪）曾进行过一次整理，产生了“籀书”，也叫做“大篆”或“古文”。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李斯又进行一次整理，统一了全国的文字，就是“篆书”，也称“小篆”或“秦篆”。同时，出现了主要用来书写官府公文的、笔画简省、书写方便的“隶书”，使汉字成为通行字体。东汉的刘德升创造了“行书”；三国时钟繇又创造了“楷书”。这种“楷书”字体一直沿用到现在，成为标准的手写体。印刷术发明以后，又逐渐形成了印刷体，又称“宋体字”。到1955年我国政府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是我国文字史上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改革，对推动我国文化建设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由于文字是图书产生的基本条件，没有文字就没有图书。文字发明以后，图书的产生也就呼之欲出了。

　　二甲骨文的意义

　　甲骨文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书，它是殷商时代刻在龟甲兽骨上的刻辞。

　　甲骨文

　　甲骨文一般是指出土在河南省安阳小屯村殷代都城——殷墟的一种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又称殷墟甲骨文字。

　　住在小屯村的居民在耕地时很早就发现了这种刻有文字的甲骨，以为是“龙骨”，便把它卖到药店作中药。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甲骨文首先被曾任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发现，知道是古代文物，便开始有意识地搜集。其后，经当时的学者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等的研究，确定这是殷代的一种文书，记录着殷王朝的许多事迹，是研究殷商历史的珍贵资料。

　　甲骨文是怎样产生的呢？尽管殷商时代已是我国历史上强盛的奴隶制国家，但科学文化水平和社会生产力水平仍极为低下，殷人迷信神权现象极为严重，所谓“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礼记·表记》）。从国家大事以至最高统治者的日常生活都要事先进行占卜，如祭祀、疾病、灾害、农事、狩猎、战争等。甲骨包括龟甲和兽骨，占卜的方法是把事先整治好的甲骨在背面钻一圆孔或凿一梭形凹槽，然后用燃烧的木枝烫灼，在甲骨正面相应的部位就显出卜字形的裂纹——卜兆，以此确定吉凶，决定事情的做或不做。占卜完毕则把占卜的时间、卜人的名字、所问的事、占卜结果以及事后的应验刻在占卜的附近。这种文字就是甲骨文或称甲骨卜辞。

　　据不完全统计，安阳小屯村出土的甲骨有二十多万片，其中至少有二至三万片流散海外。从清刘鹗拓印《铁云藏龟》起，陆续拓印、摹印、影印出版的有：罗振玉的《殷墟书契》及其后编、续编，董作宾等编集的《殷墟文字》甲编、乙编，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的《殷墟文字缀合》等。1956年，在郭沫若主持下编辑了《甲骨文合编》，收集了甲骨实物和拓片、照片共二十多万片，由中华书局出版。这部集甲骨文大成的巨书，除图版外还有释文，重要项目索引和有关图表的专册。图版部分为八开本，共十三巨册，总计达六千面。《甲骨文合编》的出版，是甲骨学的一件大事，对于我国古代历史的研究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作为我国最古的文字记载的甲骨文，它是图书的初期形态之一，它所记载的资料对我们研究奴隶社会的历史非常重要。

　　三金石文字记录

　　人类社会由新石器时代进入青铜器时代而向前跨了一大步。青铜器的出现是社会生产力进步的标志，又是文化史上划时代的标志之一。

　　青铜器在我国出现很早，在古书上就有“禹铸九鼎”的记载，到了商、周时代已经很发达了。1939年在河南安阳出土的司母戊鼎，造型优美，花纹复杂，制作精细，表明了当时青铜器铸造已达到了相当高的工艺水平。

　　青铜器在我国古代极受珍视，是奴隶主贵族身份的标志。它的种类很多，可分为礼器、乐器、食器和日用工具等，是统治阶级的用器，特别是礼器作为“重器”，更是统治阶级权力的象征。所谓的“禹铸九鼎”，“九鼎”是最高统治权力的标志，它代表了王权。春秋战国时期，一旦一个国家被消灭，则要“毁其宗庙，迁其重器”。青铜器极受珍视和保护，贵族们一旦遇到重大事情或收到重要文件，往往用文字铸刻于青铜器以传子孙后代。这种文字记载称为铭文，又因为它铸刻在金属的器皿上，于是文字学上又称之为金文、钟鼎文。由于铭文内容涉及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记载许多重大事件，是一种珍贵的历史文献，也是考证历史的重要资料。

　　青铜器上的铭文，起初不过一两个字，以后越来越长。到春秋末期，郑国和晋国还把法律条文铸在鼎上。现在最长铭文是清道光末在陕西岐山出土的毛公鼎铭文，达四百九十七字。

　　我国至今已发现几万件青铜，其中有铭文的达一万多件。这些铭文，反映了我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很多情况，是我们研究古代历史的宝贵文献资料，青铜铭文也是图书的初期形态之一。

　　对于青铜器上铭文的研究，从我国宋代就已开始，出版的图书也很多。目前收集铭文较多的书籍有罗振玉编的《三代吉金文存》、陕西考古研究所等编的《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在考释方面有郭沫若的《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以及容庚的《金文编》等。

　　除了甲骨青铜之外，古人还在石头上刻字。

　　在石上刻字，是古人的一种风气。《墨子》书中有“镂于金石”之说，将铸器记事与刻石记事并提，表明古代石刻与青铜器刻字一样流行。战国以来石刻很多，其中著名的数《侯马盟书》。

　　“盟书”是古代天子与诸侯之间、诸侯相互之间以及诸侯与士大夫之间为了在政治利益上相互约束，向神盟誓时写在石上的载辞。1965年冬，在山西侯马晋国都城遗址出土大批盟书。以朱色或墨色写在玉或石上。其中最大的长三十二厘米，宽三点八厘米，形态规整，呈深灰色。据考证，此是春秋时期盟誓活动的产品，称为“侯马盟书”。立盟人是当时晋国六卿之一的赵鞅（赵简子）。春秋时期正处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过程中，作为晋国新兴地主阶级代表的赵鞅主持订立的“侯马盟书”，反映了晋国新兴地主阶级在向旧奴隶主贵族夺权的过程中，新兴地主阶级与奴隶主贵族之间、新兴地主阶级各个集团之间政治、军事斗争的成果。而在这场激烈的争斗中，新兴的晋国赵氏集团取得了胜利。

　　考古学家将这些盟辞按内容分为五类：宗盟类、委质类、纳室类、诅咒类和卜筮类。这些盟辞篇幅长短不一，最多的二百余字，少的十余字，字体变化多样，形态复杂。盟书虽不是正规的图书，但它所记载的内容为我们研究春秋后期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过程中激烈的阶级斗争，以及古代盟誓制度和书法艺术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史料。

　　其他石刻还有如《管子》中记载，春秋时期管仲在泰山见到七十多种封禅石刻，以及后来秦、汉皇帝的多种记功刻石等。现存最早的石刻是唐代陕西凤翔县出土的春秋时期的石鼓。这些石鼓共有十多个，每个鼓四周都刻有文字，字体属籀文，人们称它为石鼓文。上面刻有四言诗，其内容属有关田猎活动的诗句。原载七百单字，现在仅存三百多字。关于石鼓时代多年以来说法不一，多数认为是秦襄公遗物，距今约二千七百多年。

　　从战国到秦汉时期，刻石风气盛行，最后导致整部图书的石刻，即东汉《熹平石经》的出现。

　　甲骨文、金文和初期石刻，记录了我国古代社会各个方面的事迹和内容，在今天无疑具有图书的作用。但是，由于当时人们并不是自觉地用这些东西来记录和总结经验，特别是甲骨、青铜器还具有其本身的特殊用途，尽管如此，它们的出现，还是为我国图书的产生铺平了道路。春秋战国时期，当人们开始自觉地利用文字来记录和传播知识时，简册作为载体的大量出现，预示着我国图书的正式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