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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府”——宋代的中枢官制
宋朝初年，中央行政机构的设置依然沿袭唐代。中央设置三师（太师、太傅、太保）和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宋徽宗时，权臣蔡京当政，废三公，另置三孤（少师、少傅、少保），三师仅是对贵族宗室的加官、赠官名号，没有实权。尚书、中书、门下三省的机构依然设置，但是三省长官官位尊崇，很少授命于人，即便是授予这些官衔的官员，也不参与朝政，只是作为少数重臣的荣誉虚衔或者死后的赠与。另外，各“殿学士”为宋朝最高级职别衔名。朝廷设此，特用以恩宠离任的宰相和执政，“学士之职，资望极峻，无吏守，无职掌，惟出入待从备顾问而已”，都是虚职。真正的最高国务处理机关是掌管军事的枢密院（西府）和掌管政务的中书门下（政事堂、东府），共同行使行政领导权，并称为“二府”。
北宋前期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宰相的设置多沿袭唐制，即拥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官员是宰相，有“参知政事”名号的官员是副宰相。上述头衔多加在尚书左（右）仆射、中书侍郎或者门下侍郎等官员身上，因此有的宰相称为“尚书左（右）仆射同平章事”，有的称“中书（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资望深的宰相往往加上一些荣誉头衔，如太尉、太保、司空等，以示尊崇。资历稍浅但又为皇帝信任的大臣，可以加“同平章事”，以便参与朝政。宋朝初年以“半部论语治天下”闻名的赵普先是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的身份参与朝政，为皇帝出谋划策，后来升迁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其实就是当朝的宰相。被宋太宗称为“大事不糊涂”的吕易直，也是以户部尚书加同平章事参与朝政。王旦、范仲淹等人则是以“参知政事”的名号参与政务，这时的宰相无定员，一般为三至五人。
明代画家刘俊画的《雪夜访普图》
宋神宗元丰年间，宋朝的官制有所变动。以尚书左右仆射为宰相，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为正宰相，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为副宰相。如司马光就曾任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吕公度曾任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但是正副宰相之间的职权是不平衡的。本来正宰相的权力要大于副宰相。可是事实不然。副宰相身在中书，执掌议政、取旨和出令，事权就重一些。神宗时期，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蔡确权力就比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王珪要大，论名分，蔡确却低于王珪，这就使得他们相互牵制，不能独掌大权。同时中书和门下两省又设立了专职侍郎，他们和尚书左右丞替代了原来的参知政事，成为事实上的副宰相。
高宗建炎三年（1129），南宋的中枢机构再次发生变动，以尚书左右仆射加同平章事为宰相，门下与中书两侍郎为参知政事，即副宰相，废除了尚书左右丞。这时的宰相数目少，权力集中。这是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决定的，金兵不时南下，军务繁兴，政务需要集中处理。相权集中后，必然开始膨胀。汪伯颜任左仆射时，“专权自恣”；黄潜善任右仆射时，逐走主战派李纲，杀死太学生陈东、欧阳澈。秦桧更是历史上出名的权相，掌权时间长达19年，两度出任宰相的赵鼎因为与秦桧意见不合，而被他一贬再贬。秦桧还以“莫须有”的罪名处死了抗金名将岳飞。
宋孝宗乾道年间，又改尚书左右仆射同平章事为左右丞相，以虞允文为左丞相，梁克家为右丞相，副宰相仍然称为参知政事。从此以后，侍中、中书令、尚书令等官名完全废除。
除了上述官职为相职外，宋朝史书中还有“平章军国重务”、“同平章军国事”等官衔，这些也是宰相称呼，但是比较稀少，主要用来尊崇元老重臣。北宋时期的大臣文彦博，前后居官50多年，历经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堪称四朝元老，最后在哲宗朝被任命为太师、平章军国重事。吕公度也是四朝元老，曾经和司马光一同辅政。这些大臣可以数日一朝，也可半月一朝，但大多年老，不怎么参与政事。当然有的“平章军国重事”握有实权。宋宁宗时，外戚韩侂胄加“平章军国重事”，大权独揽，一日一朝，相印在他的府第，位居左右丞相之上。宋度宗时的贾似道，也是以太师之尊，加平章军国事，总揽朝政。其私宅西湖葛岭成为事实上的小朝廷。
“二府”中的另一府就是枢密院。枢密院起源于唐朝末年，唐代宗设枢密使，由宦官担任，典掌机要，出纳王命。后梁时期太祖朱温也是以亲信朝臣出任枢密使，仍然典掌机要，并且备皇帝顾问，但已经不是宦官出任了。后唐时，枢密使很受重用，“军国大政，天子多与之谋”，宰相仅仅“受成命”。枢密使之任，重于宰相。由于当时列国纷争，战事频繁，各个政权都以武事为重，所以枢密使多掌管军事机密，枢密院逐渐演化为最高军事机关。枢密院的设立，一个主要意图是收地方军权，以削弱地方武装割据势力，同时，也有存在分宰相之权的意图。宋初帝王企图借此使二府各司其职、互相牵制。这种意图的贯彻实施，是从太祖开始的。太祖以唐末为鉴，喜欢大权独揽，对臣下相互接纳非常警惕。有一次，宋太祖听说赵普之子迎娶枢密使李崇矩的女儿，“即令分异之”。表明了太祖企图分民政与军政为二途的用意。太宗即位，二府独立行事的倾向更加明显，雍熙三年（986）征战契丹，“上独与枢密院计议，一日至六召，中书不预闻”。二府的序位本来有高下之分，中书居枢密院之上，但统治者又给予枢密院很大权力，因此造成二府之间权力纷争。二府冲突正是太祖、太宗有意识引导的结果。二府的矛盾冲突，造成极大的“内耗”，影响中央权力机构的正常运转，宋代中央机构办事效率低下、官僚拖沓作风盛行与此有关。
二“杯酒释兵权”——宋代的军事机构
宋太祖
宋太祖赵匡胤即位后不出半年，就有两个节度使起兵反对宋朝。宋太祖亲自出征，才把他们平定。宋太祖心里对执掌兵权的将领总不大放心。在赵普的谋划下，到了公元961年的一天，宋太祖在宫里举行宴会，请石守信、王审琦等几位老将喝酒。酒过几巡，宋太祖命令在旁侍候的太监退出。他拿起一杯酒，先请大家干了杯，说：“我要不是有你们帮助，也不会有现在这个地位。但是你们哪儿知道，做皇帝也有很大难处，还不如做个节度使自在。不瞒各位说，这一年来，我就没有一夜睡过安稳觉。”石守信等人听了十分惊奇，连忙问这是什么缘故。宋太祖说：“这还不明白？皇帝这个位子，谁不想坐呀？”石守信等听出话音来了。大家着了慌，跪在地上说：“陛下为什么说这样的话？现在天下已经安定了，谁还敢对陛下三心二意？”宋太祖摇摇头说：“对你们几位我还信不过？只怕你们的部下将士当中，有人贪图富贵，把黄袍披在你们身上。你们想不干，能行吗？”石守信等听到这里，不由魂飞魄散，感到大祸临头，为避杀身之祸，连连磕头说：“我们都是粗人，没想到这一点，请陛下指引一条出路。”宋太祖说：“我替你们着想，你们不如把兵权交出来，到地方上去做个闲官，多置良田美宅，给子孙留点家业，快快活活度个晚年。这样我们君臣彼此毫无猜疑，不是更好吗？”石守信等齐声说：“陛下给我们想得太周到啦！”第二天上朝，每人都递上一份奏章，说自己年老多病，请求辞职。宋太祖马上照准，收回他们的兵权，赏给他们一大笔财物，打发他们到各地去做节度使。历史上把这件事称为“杯酒释兵权”。后来，宋太祖用同样的手段解除了其他一些节度使的兵权。
这一事件的发生并非偶然。自唐朝末年以来，藩镇割据，将领弄权，朝廷大权旁落，皇帝如同虚设。五代十国的统治者都是割据一方的军阀，对他们来说，“今世天子，兵强马壮则为之尔！宁有种乎”？这既是对皇权的蔑视，也是对拥有甲兵的自信。只要拥有了一定的武装，军阀们就可以在自己的地盘上称孤道寡，黄袍加身，实在容易得很。宋太祖就是因为掌握了兵权，才在陈桥驿黄袍加身的，对此自然有着更深的体会，因此上台后就对军事机构进行了一系列变革。
宋朝以枢密院为最高军事行政机构，设枢密使、知院事史为长官，以同知院事、枢密副使、签书院事、同签书院事为副长官，佐助皇帝执掌兵政。以下设有北面房、河西房、支差房、在京房、教阅房、兵籍房、民兵房、吏房、知杂房等办事机构。枢密院主要职掌“军国机务、边备、戎马之政令、出纳密令，以佐邦治”。凡是侍卫诸班入值，内外禁兵招募，以及军官的升迁赏罚，都由枢密院掌管。但是枢密院没有指挥和调动军队的权力，这从出任枢密院长官的身份即可看出。据有的学者考证，在北宋一代，枢密院正职（包括枢密使、知枢密院事、领枢密院事及判枢密院事等）共73人，其中文职出身者54人，武职出身者19人，文职出身者人数占总人数比例的73.9％，而武职出身者仅占总人数比例的26.1％；枢密院副职（包括枢密副使、同知枢密院事及签书枢密院事等）共129人，其中文职出身者108人，武职出身者为21人，文职出身者人数占总人数比例的83.7％，武职出身者仅占总人数比例的16.3％。其中从至和三年（1056）到北宋灭亡（1127）为止，枢密院正职一直由文官独自连续担任，前后达71年之久。枢密院内武官不仅有人数逐渐下降的趋势，而且武职出身者的实际地位和影响力也在明显下降。大致而言，宋初枢密院武职出身者尚有较高的地位和一定的权力，到宋真宗以后，其地位和权威便日益降低。特别是在宋仁宗时期，武将出身的或为庸碌之辈，或为小有军功者，几乎成为摆设。嘉祐以后，枢密院实际上成为文臣的一统天下，武将则几乎被清除殆尽。在南宋也有武将出任枢密院长官，如韩世忠、张俊曾经出任枢密使，岳飞曾经出任枢密副使，不过都是由于南宋时期危险的战争形势，而且出任者多在军中领兵作战，未在朝中理事。当时文臣不仅在朝廷主宰了军队的最高指挥权，而且在战场上也成为方面军的统帅。如夏竦、范仲淹、韩琦及庞籍等文臣都是西北前线的指挥官，而武将只能扮演副手和下属的角色。枢密院的主要作用是制约统兵将领，是宋王朝一贯坚持的重文轻武、以文制武政策的具体体现。
宋王朝的精锐军队是禁军。宋太祖在后周时就是禁军的高级将领。此时禁军不再设置最高统帅，废除了殿前都点检、副都点检等高级军队职务。同时，把禁军二司（殿前司和侍卫马步军司）分为三衙，即殿前衙、侍卫马军衙、侍卫步军衙，三者鼎足而立，互不统属。每衙中各设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和都虞侯，共计九员，作为三衙统兵官。三衙管辖全国的禁军，侍卫马、步军司还在名义上管辖各地的厢军。而三衙又各统一部分兵力，以便互相制约，其目的是为提高和巩固皇权，防止兵变。三衙的将领则使用一些资历较浅、容易驾驭的军官出任，并且时常调换。三衙的将领只是负责训练军队，演练阵法。至于禁军外出作战，则由皇帝另外指派将领率领。宋朝一般用文臣主持的枢密院与三衙互相牵制，实行以文制武，禁军的调动和移防要听命于枢密院，而枢密院直接听命于皇帝。更让人叹为观止的是军队实行“更戍法”，禁军的驻防地点每隔几年要更换一次，而将领却原班不动，目的是造成“兵无常帅，将无常帅”，“兵无常将，将无常兵”的局面，隔断帅、将、兵长时间接触而形成的人臣关系，结果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帅，使将帅不得专其兵。禁军的布防是按照“守内虚外”的方针进行的。禁军的精锐部队有一半左右驻防在京师附近，其余则戍守全国各个要地，至于边境地区只驻防少量禁军，以免外重内轻，尾大不掉。这与唐朝的军事布防正好相反。宋太宗曾经说：“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患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这番话传神地说明了宋朝军事如此布防的意图。
宋太祖对于养兵有一套理论，他认为“荒年百姓造反，军队不会反。丰年百姓不会造反，而军队有可能造反”，因此，每当遇到大灾大荒之年，他就大量扩大兵员，强壮的选入禁军，不合格的充作厢兵。这样一来，农民造反的骨干力量就转化为镇压造反者的力量。当然这无疑会造成兵员数量的膨胀。宋太祖末年，全国有军队37万多人。到宋英宗时达到116万人，九十年间，军队增加了两倍多。
禁军外出作战，由皇帝另派将帅，并且由皇帝制定作战计划，遥控军队的军事行动。为了监视将帅的行动，常常利用太监充任监军，或者干脆以文臣领兵打仗。如向敏中曾经指挥西北战事，范仲淹、韩琦也先后担任西北边防统帅。文人本来不擅长军事，因此，宋朝的军事行动往往败多胜少，边患连连。夏竦指挥西北边防时，就被西夏人所轻视。王钦若出镇大名，看到辽兵从城下经过，吓得烧香拜佛，祈求上天保佑。宋朝边防不振，这是原因之一。
北宋对军事机构和军队组织的改革，对解决藩镇割据、武人拥兵称雄的现象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但是由此而来的矫枉过正，却种下了“积贫积弱”的恶果，如实行兵将分离的政策，带来了兵将互不熟悉、军队指挥不灵的弊端，军队的战斗力被大大削弱。虽然北宋豢养了百万大兵，是当时各个并存的政权中最多的，却依然抵挡不住辽和西夏的进攻，屡屡丧师失地，不得不以每年付出巨额的白银丝茶来换取边境的安宁。
三文臣知州事——宋代的地方官制
宋太祖对唐朝末年以来节度使因权重而形成的割据之祸深有体会，他认为100个儒臣的贪污所造成的危害，也比不上一个武将造反所造成的危害大。因此，他采纳了谋士的建议，对地方政权机构进行了精心设计，以消除地方的离心倾向。
宋朝的地方行政机构分为路、州（府、军、监）、县三级。路是地方最高行政机构。宋太宗时，将全国划分为15路，宋仁宗时有18路，宋徽宗时有26路。南宋版图大为缩小，故只设了16路。“路”的行政机关是“四司”：经略安抚司、转运司、提点刑狱司和提举常平司，这些机关分别掌管一路的军事、财政、民政、司法、监察等方面的事务。转运司又叫“漕司”，执掌一路的财赋之权，负责征收下属州县的皇粮国税并解送中央，同时审查各州县的财政收支情况，监督州县官员的行政工作，惩处不法官吏，战争时期则负责调运军需物资。转运司长官叫转运使，其他官员还有转运副使、判官等。提点刑狱司，又称“宪司”，主管一路的司法刑狱、社会治安、军用物资的守护以及地方保甲事务，宪司的长官叫提点刑狱公事，资历浅的叫同提点刑狱公事，也有监督地方官吏之权。提举常平司又叫“仓司”，主管常平义仓、赈济灾荒、治理河道等事务，长官叫提举常平使，也有监察权，以上合称“三监司”。经略安抚司又叫“帅司”，宋朝初年只设在边境，以后遍设于内地，长官安抚使，官阶正三品，也有由二品大员出任的，叫做“安抚大使”。帅司下设参谋官、参议官等官员，主要负责一路的军事和行政事务，但是安抚使没有财权，其行政权也不完整，治民权往往被下属州县分解，同时要接受监司的监督。帅司虽然主管军事，但是出任帅司的往往都是文人，不擅长军旅事务，有些还是中央大员临时派去担任这个职务的。如尚敏中以参知政事的身份出典永兴军，文彦博、明镐出任河北安抚使，夏竦出任山西经略安抚使。上述四司之间互不统属，都直属中央，彼此相互制约，任何一司都不能左右一个路的局面，四个司合起来才能完整地构成一个政权机关的所有职能。此外，在有些路，根据实际情况和政务处理的需要，还临时设置招讨使、招抚使（少数民族地区）、提举茶马司（少数民族地区的茶马交易）、提举市舶司（商业中心和港口码头）、提举坑冶司（出产矿产的地方）等官。这些职务有的由四司长官兼任，有的由中央派出官员担任，他们与四司长官之间是平行关系，都直属中央。这样，一路的职权被众多机构分割，由众多官员所分任，削弱了地方长官的职权。
路的下一级行政单位是州。唐末以来州的长官如节度使、观察使、刺史等官名依然存在，但是都是虚职，如节度使作为贵重头衔授予亲王及少数有资望的大臣。州的具体行政事务另有朝廷派遣的京官带原衔前往视事，称为“权知某州”，简称“知某州事”或者叫“知州”，也就是权且代理某州的兵民事务。如范仲淹曾经以户部郎中的身份知延州，冯京以翰林学士的身份知开封府，苏轼以翰林学士的身份知杭州。由此可见，出任州（府、军、监）政务的官员本是京官，属于临时差遣，数年一换，不能专任一方；同时他们也都是文官，“以文臣知州事”，有效地避免了武人割据称雄之祸，有利于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在宋朝，与州相同行政级别的政权机关还有府、军和监。一般而言，京师、重要城镇以及皇帝即位之前曾经任过职务的地方，都设立府这个行政单位，如开封作为北宋的都城就设府；江宁府原来称为升州，宋仁宗即位前曾经受封此地，仁宗即位后，改升州为江宁府。“军”一般设在边疆或者内地的战略冲要之区，有时下辖数县，有时仅辖一县。“监”设在产盐或铁的矿区，下辖区域大小不等，视矿区大小而定，如宋朝的仙井监产盐，利国监产铁。宋朝版图最大时，共设38个府、254个州，5个军、4个监。至于官员设置方式，也视同一律，由朝官出任知府事、知军事、知监事，如包拯以龙图阁大学士的身份知开封府，吕大放以朝官的身份知永兴军。如果以二品以上大员或者带中书、枢密院使的职衔出任者，称为“判某州（府、军、监）事”，如王安石以镇南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身份判江宁府，也就是以宰相的身份出任地方官。在州一级的机构内，还设有“通判”一职，也以京官出任，大的府、州设两员，小的设一员，主管财政，也有权处理政务，拥有监察权，职位显要，可以随时向皇帝奏报地方官的言行，对州府长官牵制很大。
宋朝州（府、军、监）的属官设置和前代一样，如州有录事参军、司理参军、判官、推官等；府有司录参军、功曹、户曹、兵曹、法曹等属官，这些属官是真正的具体政务处理者。州府属官往往由初中进士的官员担任，以便历练吏治、熟悉政务，如范仲淹中进士后，担任广德军司理参军，欧阳修中进士后，被授予河南府的推官。
宋代的县也分多种，有赤县（京城开封府的属县）、畿县（京城外的郊县）、望县（4000户以上）、紧县（3000户以上）、上县（2000户以上）、中县（1000户以上）、下县（1000户以下）。宋朝最盛时设县1234个。县级长官也是由京官出任，称为“知县事”，并且数年一换，更迭频繁。
综上所述，宋代的地方官制比较复杂。其地方长官并非正式专任的地方官，而是由在中央任职的朝官出任，按照其在京时的品级高低出任不同职务的地方官，而且地方官属于临时差遣性质，任期短暂。这改变了以往地方官有专职、专员、专门级别、专门官阶的现状，剥夺了以前地方官“专地、专兵、专利、专杀”的种种事权。其次，所有临时差遺到地方任职的官员都受到严密监督，如州府有通判，路有三监司。再次，所有地方官都由文职官员出任，“以文臣知州事”作为一种制度创新，也为后来的王朝所效法。最后，地方上不再出现总理全局的最高行政长官，一级政府的事权被众多互不统属的官员所分割，任何一位官员都很难左右一级政府的事务。不过这并不影响地方政务的处理和运转，众多职务合起来就构成了完整的政务处理单位。
宋朝地方官制设计精密，颇具用心，确实使地方官无法专权，但是同时也造成了机构庞大、冗官众多、机构重叠等缺陷，而且由于事权不一，导致了整个权力机构运转不灵、号令不一、行政效率低下的弊端。嘉祐八年（1063），国家官吏“十倍于国初”，不仅浪费了大量的财政收入，而且造成整个官僚机构臃肿、低效、无能。
四祠禄之制——宋代官员的俸禄及致仕
宋朝官员的待遇特别优厚，主要表现在官员的俸禄标准高，俸禄的内容丰富。这一切都使得宋代大小官员锦衣美食，奢侈无度，为官数载，一世富贵。
两宋时期，官员的官阶等级实行九品制，即从一品至九品，各分正从，一共十八级。宋神宗改革官制，分别阶官和职事官，用阶官定俸禄，阶官的俸禄称为“料钱”。这个官阶等级是大小官员领取俸禄多少的依据。正一品官员，每月领到禄米150石，俸钱12万文，另外每年还领到绫20匹、罗1匹、绵50两。一品以下各有等差，到从九品官员，每月领到禄米5石、俸钱8000文，另外每年有绵12两。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官员首次大幅度加薪，仁宗嘉祐年间正式制定“禄令”，宰相、枢密使月俸高达三百贯（古代穿钱的绳索，把方孔钱穿在绳子上，每一千个为一贯，1贯等于1000钱）。
由于宋朝实行任官差遣制，官员的官阶与职位分离，如果皇帝没有派他出任某一职务，官员就不能出任具体的职务，这样的官员就成为只领俸禄而不视事的闲官，这样的闲官叫做“寄禄官”，他们只能根据自己的官阶领取相应的俸禄。如果他们出任地方某官，知某府或者某州，那么不仅可以领取原来官阶所规定的俸禄，而且也能领取州府长官的俸禄，即兼官也兼俸，这叫“职钱”，这样的官叫做“职事官”。如王安石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身份判江宁府，他的收入包括宰相级官员的俸禄和州府级官员的俸禄，数目相当可观。再如包拯“倒坐南衙开封府”时，身上有3个职务，即龙图阁直学士、尚书省右司郎中、权知开封府事。按宋仁宗嘉祐年间颁布的《嘉祐禄令》，包拯作为龙图阁直学士，每年有1656贯的货币收入，还有10匹绫、34匹绢、2匹罗和100两绵的实物收入；按《宋史·职官志》，包拯在开封府任上，每月有30石月粮，其中包括15石米、15石麦，此外每月还有20捆（每捆13斤）柴禾、40捆干草、1500贯“公使钱”；再查《嘉祐禄令》，权知开封府事每月还有100贯的添支，每年冬天又发给15秤（每秤15斤）的木炭。
宋徽宗
除了俸禄以外，宋代官员还有林林总总数量众多的福利待遇和补贴，如茶酒钱、橱料钱、薪炭钱、马料钱，等等。另外，官员家中的仆人的衣食费用也由国家支付，每名仆人每年3000文。官员在任上还有“公使钱”和“职田”。包拯外任开封府时，朝廷划拨给包拯20顷职田，也就是2000亩耕地，允许他每年收租，并且无需纳粮。这2000亩耕地按每亩租米一石估算，每年也有2000石米的进项。这些“公使钱”和“职田”本来作为充当各级官府的办公费用，可是基本上成为各级官吏收入中的一部分。官员出差或者赴任，可以凭借朝廷发给的“给卷”在地方上免费食宿，甚至领用粮食衣物。总之，宋朝官员的经济待遇极为优厚，以宰相、枢密使等高级官员的正俸而言，每年的俸钱相当于北宋中期24000亩土地的收入。据宋徽宗时淮南转运使张根说，他掌管淮南20个州，每年上缴中央的财税有30万贯，平均一个州缴税才1.5万贯。一个州的收入还不足以养一个宰相级官员。加上机构重叠，官员众多，养官的行政支出十分浩大，给国家财政带来沉重负担。
官员的物质生活水平与当时的物价密切相关，那么当时的物价是什么水平呢？宋真宗熙宁二年，开封米价400文一石，麦价300文一石。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官定绫价1600文一匹。宋真宗咸平年间，开封每匹绢最低1200文。宋徽宗宣和年间，每匹罗定价4000文。宋仁宗天圣七年（1029），官府规定每两绵不得超过85文。宋真宗时官府出售木炭，每秤售价100文。宋仁宗后期，官府收购柴禾，每捆定价50文。宋仁宗宝元二年（1039），开封干草最低19文一捆。从这样的物价水平可以看出当时官员生活之优裕了。
宋朝对高级官员特别优待，除了优厚的俸禄以外，还设立了“祠禄之制”，就是由国家在风景名胜之地建宫筑祠，定期让官员们前往短期疗养，疗养结束，再行任职。不仅如此，宋代由于“入仕多门”，使得“天下有定，官无限员”，拥有数量庞大的官员队伍。熙宁三年（1071）朝廷供养的小吏就有53万人。到了偏安江南的南宋，虽然只剩了半壁江山，但官吏人数并不少于北宋，南宋灭亡前夕，内外官员仍达4万人，其中竟有半数以上的官员是有官无职的闲员。冗官冗吏使俸禄总量增加、国家财政负担加重，以致自朝廷至于郡县财用，常患不足。
尽管宋王朝“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但是高薪并未产生养廉的效果。贪婪的本性使官员们继续掠夺财富，其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如官封卫国公的石守信，家财豪富，但是他极其吝啬，在洛阳修建崇德寺，却不给民工支付工钱，让他们白白干活，为舆论所鄙视。工部侍郎种放经常依靠势力，强买强占民田，晚年辞官后，亲自到各处庄园巡视田亩，收取租税。南宋人王迈曾经说，“权贵之民田，有至数千万亩或绵亘数百里者”，这的确不是妄言。宋代官僚天天歌舞升平，游山玩水，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如枢密使张俊穷奢极欲，一次宋高宗和秦桧过往其家，张俊用几百种精美的酒食果蔬进行招待，有些连高宗都没有见过，使他大开眼界。这还不算，高宗临走时，张俊又献上价值1000两的金器、珍珠69000颗、玛瑙碗20件，还有名贵的瓷器、古玩、字画100多件，绵、罗、绫1000匹。最后又犒赏下级侍从人员，用去了罗1000匹、钱3万贯（相当于两个州的年收入之和）、肉300斤、酒2000瓶。其花费之大，令人浩叹。
由于在职时待遇优厚，官员们往往留恋职位，不愿让贤，很少会出现提前致仕者，有的到了70岁也不上报吏部，故意装糊涂，有的为了推迟致仕，延长任期年限，竟然私自改动年龄，虚报年岁，以至“可令八九十，齿堕双目昏。朝霞贪名利，夕阳忧子孙”。毫无疑问，这种状况阻碍了官员的正常更替，而开科录取的官员无从安置，导致官员队伍的日趋膨胀。因此中央政府经常强迫官员致仕，当然手段依然柔性化，如对到了70岁依然恋栈者，吏部不予以考课，也不予以升迁，也不安排实际职务，让其自生自灭。同时大力提高官员致仕后的待遇，如加官晋级，提高政治待遇。宰辅去职，或调任，或罢免，或致仕，或去世，只要不是被贬谪的，朝廷都有格外施恩，以示优厚，而且其趋势是越来越丰厚。如赵普因病致仕，加封魏国公，吕端致仕时，加官太子太保，吕夷简以太尉致仕，加封沈国公；包拯临终前，被封为东海郡开国侯。宰相离任之后也可以继续维持着丰裕的生活，如王安石辞官后就闲居“半山园”，追求精雅的山水闲情生活，过得轻松惬意。同时规定，凡是带平章事官衔的致仕官员，可以继续参与朝政；自动致仕者，其子孙可以荫补一定职务的官职。
为了安置致仕官员，宋朝还特地设立了祠禄官。凡是高级官员致仕，就让他们担任宫观官、监岳庙等闲官，不用到职视事，就可以坐领“祠禄”。不少官员回原籍养老后，不纳赋税，不服徭役，仍是社会上的特权阶层。陆游晚年在籍就有一笔可观的“庙祝”收入，即是一例。也有的安置在观阁，给以丰厚的待遇，发挥他们文化修养高的特长，让他们修撰图书，“卒老于文字之间”。
五西夏官制
党项族是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之一，属西羌族的一支，故有“党项羌”的称谓。羌族发源于“赐支”或者“析支”，即今青海省东南部黄河一带。汉代时，羌族大量内迁至河陇及关中一带。此时的党项族过着不知稼穑、草木记岁的原始游牧部落生活。他们以部落为划分单位，以姓氏为部落名称，逐渐形成了著名的党项八部，其中以拓跋氏最为强盛。此外，还有黑党项、雪山党项等部落。隋朝时，部分党项羌开始内附，追随中原政权。唐朝时，经过两次内迁，党项族逐渐集中到甘肃东部、陕西北部一带，包括灵、庆、夏、银、绥、延、胜等州，仍以分散的部落为主。他们与室韦、内迁的吐谷浑及汉族杂居相处，经济以畜牧业为主，“党项马”在当时名噪一时。唐中央多在党项民族聚集地设立机构进行管理，有功的党项部落酋长被任命为州刺史或其他官职。唐末，黄巢起义，唐僖宗传檄天下勤王。党项族宥州刺史拓跋思恭出兵，联合其他力量共同击败起义军。战斗中，拓跋思恭的弟弟拓跋思忠战死。唐僖宗赐拓跋思恭为“定难军节度使”，后被封为夏国公，赐姓李。至此，党项拓跋氏集团有了领地，辖境包括夏、银（今陕西榆林东南）、绥（今绥德）、宥（今靖边东）、静（今米脂东）五州之地，握有兵权，成为名副其实的藩镇之一。
宋太祖时，夏州定难军节度使李彝殷附宋，并助兵对北汉作战。宋朝亦对夏州李氏政权予以承认。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传至李继捧，发生了党项贵族内部争夺权位的斗争。太平兴国七年，李继捧率族人投附宋朝，献夏、绥、银、宥、静五州之地。宋封继捧为彰德军节度使，留居京城，党项族内部由此引起了急剧的分裂。继捧弟李继迁采纳部下张浦的建策，率领贵族逃入夏州东北300里的地斤泽，抗宋自立。1032年，元昊继任党项族首领。元昊是党项族杰出的领袖，他文武兼资，武略出众，又精通汉文，熟读宋朝的法律兵书，注意吸收汉族统治者的政治经验，多方争取宋朝境内失意的汉族知识分子为他所用，使得国力强盛，控地万余里，其政治野心也随之膨胀，1038年正式称帝，成为与宋、辽并立的政权之一。元昊在汉人张元（此人在殿试时落选，愤而出走西夏，受到重用，轰动朝野）、吴昊等人的协助下，仿照唐宋的政治制度，参照西夏的国情，建立了一套完备的官僚制度。
西夏的中央政权机构与宋朝一样，也是二府建制。其中中书省主掌和处理国家行政事务，属官有侍郎、散骑常侍、谏议大夫、舍人等官职。枢密院执掌军国兵备，与中书省分掌文武大权，属官有枢密、同知、枢密副使等官职。另外设有御史台，职掌纠察官场，肃正朝纲，监督朝廷百官。属官有御史大夫、中丞、殿中御史、监察御史等官。后来又设立了尚书省，具体执行政务，尚书令是执行机构的长官。以下有官计司（主管官员的考课调动升迁事务）、受纳司（管理仓储）、农田司（主管农田水利）、群牧司（管理畜牧事宜）等16司。在首都兴庆设开封府，主要官员有尹判官、左右军巡使等官员，掌管京城的行政治安等各项事务。除了仿照汉制而设立的官以外，还保存着适应西夏部族国情的“蕃官”体系，如宁令（大王）、漠宁令（诸王）、祖儒（大首领）、吕则（首领）、枢铭（副首领）等官。在整个官僚国家机器中，党项贵族占据政治主导地位，一切重大军国政务都由蕃官机构决定。
西夏王妃供养图
西夏政权由于统治地域广阔，民族成分复杂，因而在地方政权机构上也是因俗而治，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在统治核心地域设置州县，州设刺史，县设县令；在边防要地设郡，郡守多由宗室亲王出任。在兴庆和西平两地设置府，号称东京、西京，在甘州设宣化府，负责处理与回鹘、吐蕃等民族交往及防守事务。州县郡府按照人口多少及地理位置的重要程度，依次分为上、次、中、下、末五等。
枢密院是西夏最高的军事机构，下设诸司。军队由中央侍卫军、擒生军和地方军三部分组成。中央侍卫军包括“质子军”、皇帝卫队和京师卫戍部队。“质子军”人数约5000人，是由豪族子弟中选拔善于骑射者组成的一支卫戍部队，负责保卫皇帝安全，号称“御围内六班直”，分三番宿卫。另有皇帝亲信卫队3000人，是从境内各军中精选出来的强勇之士组成，皆为重甲骑兵，分为10队，每队300人，随皇帝出征作战。京城地区还驻扎一支训练有素的卫戍部队，共2.5万人，装备优良，是中央侍卫军的主力。擒生军人数约10万，是西夏的精锐部队，主要任务是承担攻坚和机动作战。因在战斗中生擒敌军为奴隶，故此得名。西夏当时与辽、宋两国为邻，经常发生边境冲突，为了适应战争需要，把全国划分为左右两厢，每厢下辖6个监军司（军区），即共划分为12个军区。监军司都设在战略地位重要的州府，长官有都统军、副统军、监军使等，这些要职均由西夏贵族担任，以下武官还有指挥使、教练使、左右侍卫、禁官等，他们具体统领军队，这些官职由党项人和汉人担任，这是西夏的地方军。
由于党项族接受了先进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日益强大，所以对宋朝构成严重威胁。从1040年以来，元昊就展开了对宋王朝一连串的进攻。无奈之下，从1044年开始，宋王朝每年向西夏缴纳绸缎13万匹、银币5万两、茶叶2万斤，西夏接受了这批丰厚的馈赠，答应向宋朝称臣，并且不再进攻宋朝。每逢宋朝皇帝诞辰，还要额外加恩，在原来的基础上，追加绸缎12000匹、银币2.2万两、茶叶5000斤。这样才维持了几十年稳定的和平。西夏政权给宋朝的军事打击是相当严重的。由于防备西夏的军事进攻，宋朝大肆扩张军队，禁军从原来的40多万增加到80多万，依然难以解除西夏的军事威胁。
1115年金朝立国，开始发动对辽的进攻。1123年辽天祚皇帝兵败逃到西夏。同时金使到西夏劝李干顺将辽帝擒拿送往金，以保障西夏不被金攻击。李干顺看到辽灭已不可挽回，答应了金的条件。蒙古强大起来以后，西夏又开始依附此时不断强大起来的蒙古族，并发动了与金长达十多年的战争，使国家力量大为削弱，而附蒙抗金的策略并没有给西夏带来什么好处。从1205年起，蒙古族就开始进攻西夏。至1209年蒙古三次出征西夏。夏无以抵挡。1224年蒙古攻克银川。1225年成吉思汗西征得胜后又开始对西夏的进攻。1227年西夏最后一个皇帝李（xiàn）投降蒙古。西夏从此灭亡。
六辽国官制
辽是契丹族建立的政权。契丹族源于东胡后裔鲜卑的柔然部。北魏时，始见契丹族名。原分八部，居潢水（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之南，黄龙（今辽宁朝阳）之北。常以名马皮毛贡献北魏，并进行贸易。公元389年，柔然部被北魏战败，其中北柔然退到外兴安岭一带，而南柔然则避居今内蒙古的西拉木伦河以南、老哈河以北地区，以聚族分部的组织形式过着游牧和渔猎的氏族社会生活。在战争动荡的岁月中，各部走向联合，形成契丹民族，先后经过了大贺氏和遥辇氏两个部落联盟时代，臣服于漠北的突厥汗国。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契丹部落联盟背弃突厥，归附唐朝。契丹与唐朝之间，既有朝贡、入仕和贸易，也有战争和掳掠。907年，契丹建立了政权，成为中国北方一个强大势力。公元916年，契丹贵族耶律阿保机称帝，建立政权，国号为“辽”。
契丹官吏
辽政权是一个广土众民的国家，有52个部族，60个属国，主要由汉人、渤海人、契丹人等组成。为了适应不同民族的政治文化，耶律德光即位后，设南面官和北面官双轨官制，以“本族之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
北面官在辽代一直是辽国的权力中心。中央北面官大致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政务系统，以北、南宰相府总领，北、南宰相（不是南面官的宰相，北面官宰相分南北，下同）总柄国政，很有实权，主要由皇室直系亲属担任，如萧孝穆、室昉、萧思温等曾经出任宰相。北、南宰相府以下设北枢密院（掌军旅事务，相当于兵部）、南枢密院（负责官员的选拔、升迁和考课，相当于吏部）、北南大王府（主管政府财赋收支，相当于户部）、夷离毕院（相当于刑部）、宣徽院（相当于工部）、敌烈麻都司（相当于礼部），具体处理分管事务。第二部分是皇帝及其皇室的诸帐官，有御帐和族帐组成。御帐包括侍卫司，北、南护卫府，三班院，宿卫司，奉宸司，宿直司，硬寨司，皇太子惕隐司等诸多机构。其具体职责是：“出入贵戚为侍卫，北南部族为护卫，武臣为宿卫，亲军为禁卫，百官番宿为宿直，奉宸以司供御，三班以肃朝会，硬寨以严晨夜。”这些都是皇帝的御用机构，任务是护卫皇帝安全，侍候皇帝的衣食住行，纠察朝仪等。族帐分为“二院皇族”、“四帐皇族”和“遥辇氏九帐”。“二院皇族”是辽帝耶律阿保机先祖的分支子孙，四帐皇族是指耶律阿保机本人极其亲近血统的后代子孙，九帐是遥辇氏九代可汗的后代，他们之间从血缘上来说，有亲有疏，以四帐与皇帝最近，九帐最远。皇帝诸帐是指皇太后、皇后、外戚及其后代，皇帝诸帐官与皇帝关系最密切，经常出任朝廷高级职务，是辽国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皇太后可以临朝称制，如萧太后富有政治经验，临朝裁决国事达40年之久，在辽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南面官是用来治理汉人和渤海人居住区的职官体系，主要设有枢密院、三省、六部、台院、寺、监等诸多机构。这些机构往往因人而设，并不固定，多由汉人出任，有时也杂以契丹贵族，但权力远小于北面官，许多职位有名无实，很难与闻军国重事，宗室巨卿都不愿意出任南面官。
这种因俗而治的官制设置还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它适应了南北地区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实际情况，对不同的民族实施不同的统治方式。在不改变各民族原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的前提下，允许各从其俗，稳定了政治局势，有利于生产的进一步发展。以汉制治理汉人，对于汉民而言，从心理上减少了对辽政权的不满，缓和了民族矛盾，有利于辽国的统治。
辽国的地方行政区划根据三种情况进行设置：以治民为主的地区，军民兼治的区域，军事管制地区。以治民为主的地区设立三级地方政权，即道（路）、州（府、军、监）和县。道主要设在五京，即上京临潢、中京大定（今宁城）、东京辽阳、南京析津（今北京）、西京大同，分别设宰相府、诸使、留守司等官员管理本道事务。州为道的下一级行政单位，在不设道的区域，则为最高地方行政区划单位，主要官员有节度使、观察使、团练使、防御使、刺史等州级长官，分不同地区情况而分别设立。另外，在各州还设置钱帛司、转运司，主管赋税的征收和转运；设有刑狱使、采访使，监察地方刑狱案件的处理以及吏治事宜。与州同级的府有6个，设在五京等重要城市，府的长官有府尹，另有警巡、府学等，具体负责一府的治安和教育。军和监，设在地位比较重要的地区。县设县令、县丞等官，一如唐制，辽共设县209个。以上这些政府机关都由南面官节制。
在契丹和其他少数民族居住区，则设置军政合一的政权机关。在辽国内地以及松花江下游和黑龙江一带的五国部，任命当地部族首领为节度使，下设详稳司、石烈（相当于县）、弥尔（乡）等行政单位，长官由辽政府任命。在边远地区，设置大王府直接管理，大王由辽政府任命，定期贡奉所在地的出产。上述行政单位由北面官管理。
在边境要地和军事重镇，辽政府设置了一些单纯的军事机构，如与宋、西夏接壤的地区设置西南路招讨司、西北路招讨司等，这些军事机构不治民事，专门指挥边境地区的武装力量，守备边防。辽国腹地的一些军事重地也设立一些军事机关，如乌古敌烈统军司、黄龙府兵马都部署司等。
辽国地方行政机构中，还设有“头下州县”制度，这样的州县是以被俘掠的汉人或渤海人为主建立的。耶律阿保机攻破宋朝的代北郡后，把所有的人口全部掠到辽境，组建了龙化州，后来又建了龙化县。辽国大小贵族也纷纷效仿，把在战争中劫掠来的人口安置在辽地，然后他们自己派人在那里管理，实际上成为大小贵族的私人领地。
七金国官制
女真是中国境内一个古老的部落，源自三千多年前的“肃慎”，汉朝至晋朝时期称“挹娄”，南北朝时期称“勿吉”，隋唐时期称“黑水靺鞨”，辽时称“女真”，向契丹人称臣。在11世纪中叶时，逐渐形成了以完颜部为中心的部落联盟，完颜部酋长取得了作为部落联盟世袭首领的权力。1113年，女真人的领袖完颜阿骨打统一了女真族各个部落，领导当时东北的汉族、渤海族、契丹族、室韦族、铁麵族、兀惹族人民共同反辽。1115年阿骨打正式称帝，建立金国，定都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县南）并且在很短的时间内攻打下了辽国的北方首府上京，然后染指并占领了宋朝的大部分土地。
建国初期，金还是奴隶主政权，确立了一套“无轻重贵贱之别，刑、赎并行”的简单法制。在皇帝之下，设立勃极烈，组成中央最高政务机构，设有谙班（尊贵）勃极烈、国论（贵）勃极烈、国论阿买（治理）勃极烈和国论移赉勃极烈四种称号，后来又增加了国论乙室（迎送）勃极烈。勃极烈是辅佐皇帝的最高行政机构，所有勃极烈都由皇室成员担任，既可统兵，又可治民，权力很大。如国论移赉勃极烈完颜宗翰是阿骨打的侄子，国论阿买勃极烈完颜宗望是阿骨打的次子，他们既是朝廷大员，又是统兵大将。1125年，宗望任东路军统领，宗翰任左副元帅统兵南下，攻破宋朝的都城开封，俘虏了宋徽宗和宋钦宗，北宋王朝就此灭亡。如果皇帝亲征，国事可以由留守的谙班勃极烈处理，甚至皇帝的废立也要由勃极烈开会决定。这显然不利于皇帝集权，统治者内部经常发生内讧，政权很不稳定。
金熙宗时期，金国的官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动，勃极烈制被废除，并且全面采用比较成熟的汉官制度：在中央设置尚书、中书和门下三省。尚书省设尚书令、左右丞相、左右丞。尚书令是荣誉职务，没有实际事权，左右丞相是实际上的宰相，左右丞为副宰相，后来又设置平章政事和参知政事，协助宰相和副宰相处理政务。中书和门下都成为宰相的兼职，左丞相兼侍中，右丞相兼中书令，中书和门下没有属员，实际是个空架子。三省之下设立了一些政务处理机关，主要有六部、御史台、都元帅府、大宗正府、宣徽院、国史院、翰林院、殿前司、劝农司等，职务有了明确的分工，职能比较健全。原来的诸位勃极烈改任太师、太保或者太傅等没有实权的荣誉职务，有的出任军事长官，诸如都元帅或者左右副元帅，带领军队作战。这对皇权依然存在潜在威胁。海陵王上台后，除了大杀宗室贵族以外，又废除了都元帅府，设立了枢密院，任命枢密使和枢密副使主管全国军事。同时对中央辅政机构大动手术，废除了中书和门下两省，确立了尚书省为唯一的辅政机构，尚书令为全国最高政务长官，以左右丞相为宰相，左右丞和参知政事为副宰相，废除了平章政事，尚书省以下设有部、院、台、司、监、寺、署等政务处理部门。从此以后，职有定位，员有常数，使政出多门的现象有所改善，官制也稳定下来。
在金熙宗以前，金国的地方行政设置比较混乱。到金熙宗时期，才按照辽、宋旧制进行改革，正式确立了行政区划，共分路、府（节镇、郡）和县三级制。全国共分19路，其中设在五京〔指上京（今天的黑龙江阿城）、中京（今北京）、南京（今开封）、西京（今大同）和东京（今辽阳）〕的各路地盘比较大，如东北地区分属北京路、上京路、东京路。北京路以今辽宁宁城县为中心，领辽西地区和吉林北部。上京路以今黑龙江阿城县为中心，领吉林北部、中部及长春、黑龙江。东京路以今辽宁辽阳市为中心，管辖辽东广阔地带。路的机构设置也比较庞大，都设有留守司、按察司和兵马都总管府。留守司设留守、同知留守、判官、推官等官职。按察司设有按察使、按察副使、签事、判官、知事等官，分管刑狱和监察，定期外出巡视地方。兵马都总管府设有总管、副总管等军官，主管一路军务，总管往往由留守司长官兼任，所以留守使军民兼治，权力很大。其他14路则不设留守司，只设总管府，有都总管、同知都总管、副总管、判官、推官等官员，处理一路的军政事务。
金国的府相当于宋朝的州，府有京府和散府之分。京府是设在五京的府，长官为尹，一般由留守司长官担任，但是留守职务众多，难以应付，并不过问府中具体政务，另设同知和少尹处理府中行政事务。京府的属官尚有总管、判官、府判、推官、孔目官、知法官等大小官员。除了5个京府外，还有9个散府，品级稍低于京府官，一般设在商业中心和重要城市，职官设置等同于京府。
与府平级的行政单位还有节镇36个，防御郡22个，刺史郡73个，分别设节度使、防御使和刺史为长官，这些都是军政合一的行政单位，既管民事又领军事，以下的官员设置等同于府。县一级官府只管民政，不掌兵事，长官设置令、丞等，与前代相比，变化不大。另外，金国还在一些重要的镇、堡和寨设置知官，品级等同于县令，但所辖区域要小于县。
金国在一些地区依然存在着猛安谋克制，猛安谋克是女真族在氏族社会末期的部落联盟组织。猛安相当于防御郡，主管整修军备，训练兵员，劝课农桑。谋克相当于县，主管该地的军事训练和民政事宜。
由此可见，金国的官制是随着政治体制的沿革而不断变化的，较好地适应了日益变动的政治形势，较为妥善地调整了政治关系，逐步适应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需要。
八元朝官制
正当宋、辽、金互相攻伐之际，古老的蒙古部落趁机兴起，进窥中原了。
蒙古是室韦族的一支，唐时称蒙兀室韦，居住在额尔古纳河上游，8世纪时开始西迁，游牧于漠北草原一带。十一二世纪蒙古处于辽、金统治之下。当时蒙古族分裂成近百个部落，彼此相互征战。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居于斡难河（鄂温克）流域的蒙古乞颜氏贵族铁木真的实力逐渐强大起来，先后打败了塔塔尔、蔑里乞、札木合、克烈等部，统一了蒙古各部。1206年，各部在斡难河河源召开大会，推举铁木真为大汗，尊称成吉思汗，正式建立了蒙古国。忽必烈即位后，改国号为元，命令大臣刘秉忠、许衡参考周边王朝官制，厘定了内外职官，从此元朝才“官有常位，位有长员”，有了较为稳定的官制。
成吉思汗
元代中央官制规定中央政权机关分为四大部分，即管理政务的中书省、主管军务的枢密院、职掌监察的御史台和管理宗教及吐蕃事务的宣政院，上述四大机构互不统属，直接听从于皇帝。中书省是处理全国政务的行政中枢，佐助天子综理万机，统领百官僚属，裁决“天下大事”。中书省的长官中书令，一般由皇太子兼领，左、右丞相总理中枢政务，下设平章政事4员、左右丞2员，都是副宰相，可以参与国政。此外，还有参与中书省事，主管省中文案，也有权与闻政务。中书省下辖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别处理具体事务。中书省是综理朝政的最高机构，以官员的选任而言，除了枢密院、御史台和宣政院官员的选任由这三个部门自行奏闻外，其他官员均要经过中书省（三品以上官员直接由皇帝决定），其中左右丞相权力极大。如元仁宗时期，铁木迭尔三次入相，把持朝政多年。元文宗时期，左丞相燕帖木儿“挟震主之威，肆意无忌”，竟然娶泰定帝的皇后为妻。元朝有7个皇帝是由丞相拥立的，可见相权之重，非同小可。
枢密院是全国最高军事机构，职掌天下兵马机密，可以征讨叛逆，选用和升降武官，调度天下兵马，军旅之事，无所不统。枢密院设有枢密使，由皇太子监领，还有知院、同知院、副使、建院、院判、参议等官员，分管天下兵事。在整个中央机关中，凡是与军政事务有关的部、寺、院、监等都要接受枢密院的调度和指导。
御史台是全国最高监察机构，职掌纠察百官善恶和政治得失，最高长官为御史大夫，该职由蒙古人专任，其他族的官员不得染指。以下设有御史中丞、侍御史、治书侍御史。在地方上也设立了行御史台和肃政廉防使，作为御史台的派出机关，负责监察地方大小官员。忽必烈曾经得意地宣称：“中书省是我的左手，枢密院是我的右手，御史台是用来医治左右手的。”元朝的监察机关属于垂直管理，从中央到地方的监察官员都由御史台长官自定，最后报请皇帝批准，完全不受行政权的浸染和干预，这是元朝的创新。
宣政院是全国最高的宗教事务和民族事务管理机构，同时兼管吐蕃事务。元朝对宗教事务较为重视，经常任命宗教领袖为帝师。帝师地位尊崇，在朝会时可以专席而坐，目的是利用宗教作为政治统治的工具。但是帝师并不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得道高僧，如元世祖时期的帝师杨琏真伽就是一个品行污秽的人物，他经常盗取墓葬，先后掘开南宋皇帝王妃大臣坟墓100多座，盗取陪葬的金银珠宝不计其数，其中有账可查的就有黄金1700多两、白银6800多两、钞11万多锭。
其他中央政务机构尚有：大宗正府，主管诸王、驸马、蒙古、色目人的事务；通政院，掌握天下驿站；崇福司，掌管基督教事务。另外还有翰林院等机构。
元朝的地方行政机构实行四级制。在地方设行中书省，作为地方最高行政管理机构，总管一省的军政大权。其中，靠近大都的河北、山西、山东直属中书省管辖，称为“腹里”。吐蕃归宣政院管辖。其他广大地区，北逾阴山，西及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元政府一共设置了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广、广东共11个行省，各省设有丞相、平章政事、左右丞、参知政事等官员为正副长官，又设了郎中、员外郎、都事等属官。行省制度的设置，是地方行政区划的重要改革，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各行省还设置了行枢密院和行御史台，分掌军事和监察事务。另外，在某些省份设置儒学提举司、都转运使司、茶盐转运司、市舶提举司等专门的办事机构，行省长官无权干涉其事务。
行省之下设有路、府、州、县等行政单位。路统属于行省，全国一共设有185路，各路设有总管府，主要官员有达鲁花赤、总管、同知、治中、判官等。府主要设在一些重要城镇，元代共设府33个，官员有达鲁花赤、知府、府尹、同知、判官等。设州359个，官员有达鲁花赤、州尹、知州等。设县1127个，县设达鲁花赤、县尹、县丞等官。达鲁花赤为监临官，由蒙古人或者色目人担任，位在其他官员之上，以保证蒙古贵族对全国军政系统的监督控制，汉人在各级行政单位充任长官，色目人则充当同知，使之互相牵制。元朝政府还在澎湖设立了澎湖巡检司，管辖台湾和澎湖列岛，澎湖巡检司归江浙省的泉州路管辖。
元朝还在县以下设有社、甲等基层组织，50家为一社，由汉族地主士绅出任社长，负责劝课农桑，派蒙古提点官监督；20户为一甲，设甲主，由蒙古人或者色目人充当，监视当地居民的言行，甲主的衣食由居民供给。可见元朝的民族压迫和控制深入到社会底层，这也是元朝政权崩溃的原因之一。
吐蕃由中央的宣政院直接管理，最高长官宣政使由“国师”即西藏的大喇嘛担任，在地方上设置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等机构，由达鲁花赤任最高监临官。使司以下设万户府、千户所、百户所，各设达鲁花赤、万户、千户、百户为官，管理所部事务。在新疆一带设立开元路和水达达路，归辽阳省管辖，并且开辟了驿道，设立了驿站，加强了与内地的联系。
元朝实行民族压迫政策，把全国人民按照族群分为四个等级：即蒙古人、色目人、汉人（指金统治区的汉、契丹、女真等）、南人（南宋统治区的汉人以及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享受的权力依次降低。元朝对科举制度并不重视，从延佑年间开科，到元朝灭亡一共开科16次，入仕人数仅占文官总数的4％。为官实权都由蒙古人、色目人掌握，汉人只能任副手，南人则很少有入朝官为官的，只能担任卑微官职。这注定了元朝政权的凝聚力是不强的，政治基础脆弱，加速了其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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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3-11 14:1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