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客家地区山多田少，交通阻塞，经济落后，百姓生活贫苦，加上械斗频繁，为着生计和子孙后代前程，男子素有外出做工、经商、从军，甚至漂洋过海，到海外谋生的传统。此外，宋末、明末和太平天国运动以及近代的历次战乱，也使客家人流亡海外。于是，不少客家聚居区，例如广东梅县、大埔、丰顺、蕉岭等县，都是中国著名的华侨之乡。据统计，广东梅州（俗称嘉应七属）的客家华侨及其后裔，便有200多万人，约为目前梅州人口的50％左右。
中国人出洋，定居海外，历史悠久。史载，东晋安帝义熙十二年（416）高僧法显去印度取经，乘船回国时，在耶婆提（爪哇岛）发现当地有华侨村(1)。
客家华侨源起何时呢？据考证，第一个出洋的客家人，大概是梅县松口的卓满。宋末（1277）元兵奔袭江西、广东，占领广东嘉应。这时，宋帝封江西客家人文天祥为信国公，令他和张世杰、陆秀夫征兵抗元。他们征募8000名勇士，与元兵激战，曾一度收复梅州，后因寡不敌众，退至松口。抗元将士舍身救国的精神，感动了松口百姓，800名壮丁自愿勤王助战。他们后因兵力悬殊，败走潮州，乘船退至广东新会南海水域。最后在崖门与元兵决战，宋军大败，宰相陆秀夫背负宋帝赵投海殉国。卓满和幸免于难的伙伴，驾舟逃亡，漂泊至婆罗洲（今印尼的加里曼丹岛）定居，开垦荒地，创立家园。现在该岛北岸尚留下中国式城堡废址，当地老辈华人都说，这些城堡废墟就是当年抗元失败南逃的客家人留下的(2)。
那么，这些世代侨居国外的客家人，有何生活习俗呢？在客家华侨之乡，又有哪些特殊的文化习俗呢？
一出国过蕃习俗
客家人称出国谋生为“过蕃”。因为他们大都是去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泰国这些毗邻中国南方的国家，因之又称为“出南洋”。
旧时出南洋，主要方式有俗称“卖猪仔”和由“水客”带过蕃两种途径。其中前者约占华侨的20％，后者为80％。
“卖猪仔”，根据华工出国时间、地域、劳动组织形式的不同，可分为“猪仔”、“契约华工”、“赊单工”等多种类型，这是近代殖民主义者掠夺华工去南洋和世界各地做苦力的一种手段。当南洋传来招募华工的消息后，设在广州、澳门、香港、汕头等地的“猪仔馆”，便派人去内地“招募”。他们或诱骗拐卖，或武力掳掠，还要逼迫被“招募”者签订卖身偿债契约。然后便把这些劳工用猪仔船运往南洋各埠贩卖，因而人称“卖猪仔”。据统计，当年在广州、汕头的“猪仔馆”便有30多间，粤东许多客家人就是从这两个港口被卖“猪仔”出去的。
在被称作“活动地狱”的猪仔船上，华工被锁禁在轮船大舱里，挤得密密麻麻，以致卧无尺地，难以转身。他们吃不饱，喝不上水，加上空气污浊，晕船呕吐，生病者极多，有些人在贩运途中便命丧黄泉，被扔下大海。为此，有一首客家山歌描述过蕃时的苦难情景：“至嘱亲友莫（不）过蕃，海浪抛起高过山，晕船如同天地转，舱底相似下阴间。”
那些侥幸活着上岸的华工，他们过关时，还要被剥光衣服检查，备受凌辱。至于他们后来为主人采矿、垦殖、修路，亦是饱尝人间辛酸。有一首客家山歌描述在锡矿打工的艰难日子：“日头似火热难当，挑担锡泥上跳帮，一身晒到锅底黑，心中苦楚谁思量。”他们中虽有幸存下来的，但更多的是很快就被折磨死去，或终身困苦，因而许多“猪仔”一上船便杳无音信。
由“水客”带过蕃，这是在南洋的亲人，委托水客把家乡某人带去南洋。水客是往返唐山（华侨对中国的俗称）与南洋之间，专门替华侨和侨眷带信、代写书信，带银钱、捎物品的人。由于他们在南洋住的时间长了，熟门熟路，与当地的海关、移民局等都建立了关系。于是，他们接受当地华侨的委托，为家乡的过蕃者代办护照、签证及其他各种手续，并带着他们来到南洋。最后，水客从华侨那里收取俗称“走水钱”的报酬——一般为所花费银钱的3％—10％。
近代过蕃，皆乘轮船，其中通过南中国海需航行七天七夜，于是俗称为“过七洲洋”。南中国海风急浪高，不时还有台风突袭，险恶重重。于是，每有子弟过蕃，其家庭、宗族乃至全村，都要当作一件隆重的大事来办。
临行前一天，过蕃者的父母要备好三牲、酒茶、干鲜果品的斋盘和香烛纸钱，在大门口的禾坪摆设香案，摆上供品，虔诚地敬祀天神，祈求一帆风顺。全家还要用三牲等，到祖宗祠堂去，一来让过蕃的子弟向列祖列宗辞行，更重要的是向祖宗祈求平安：“我儿明天就要出洋过蕃，请祖宗保佑他一路平安，顺风得利。日后，我儿会用桌板扛银子回唐山的……”
是晚，主家便用这些敬神、祭祖的供品烹煮菜肴，摆设酒席，邀请族中长辈、亲友共宴，欢送子弟过蕃，并再三叮嘱到了南洋，切莫忘了唐山的父母兄弟。
第二天清晨出门时，过蕃者依俗要从祠堂或围屋的正门出发上路。长辈、父母、兄弟、亲友都要送行，而且，他们或低声叮嘱，或心中默念，祝福子弟一路平安。
二侨居海外生活习俗
客家华侨生活在南洋（俗称“住蕃”）期间，他们一方面遵守所在国家的法律，与当地居民和睦共事。另一方面，住蕃华侨及其后裔又怀有深厚的爱国爱乡之情，恪守中华文化和客家生活习俗。这方面的表现很多。
客家华侨不论到什么地方谋生，都不忘祖国和家乡，尽管有的已过一二十代，但都会记住自己的祖籍是唐山某州某县某乡某村，并且还要挂上“江夏黄”、“陇西李”、“颍川陈”一类的姓氏堂号，以表明其祖根之地。
为了交际和谋生，他们自然要学习当地语言。但同时也讲客家话。在一些客家华侨聚居的村镇、矿山，客家话往往成为当地的通用语，甚至还影响当地土著居民也学说“唐山话”。他们开设的商号、公司、店铺，常用汉文命名。散居在大城市的华侨，他们在外面讲当地语言，回家便讲客家话。对在国外出生的子女，他们则从孩子牙牙学语时就开始教客家话。至于逢年过节，客家华侨聚会，更非讲客家话不可。在华侨聚居的商埠、村镇，大家集资兴办中华子弟学校或业余义学，讲授华文和客家话，以不忘中华文化和客家话。
华侨在南洋使用公历，但他们依俗要过中国的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等。每到春节，华侨要备置牲醴，焚香点烛，向祖宗牌位或向北方叩首礼拜，向祖国和家乡父老乡亲遥致新春祝福。春节这天，华侨照例要互相拜年或团拜，有的还组织金狮队，到同乡门前参拜祝福。
华侨还念念不忘家乡风味饮食。逢年过节，他们要蒸糖粄（年糕），煎圆粄，搓汤圆，包粽子……操办喜事时，常以瓤豆腐、梅干菜扣肉等家乡菜上席为荣。倘得“水客”带来家乡的茶叶、梅干菜、牛肉干等，更是备受欢迎。那些上了年纪的华侨往往保持祖国的穿着，并把对襟布纽扣的衣服称为“唐装”。他们还保持家乡习惯，每晚皆沐浴洗身，再趿上干爽舒适的木屐……
华侨虽身居海外，但时时心系家乡亲人。他们经常写信回乡问候亲人，不会写信的，则央求乡亲代笔。但凡生活过得下去，必在年节之前给家乡寄钱，对父母、兄弟姐妹、亲友和族中子叔，皆一一写明每人名下给多少钱，以表示慰问。他们一旦发了财，首先想到的也是家乡亲人：或寄钱回乡做新屋、修祠堂，或供子弟读书，或为家乡修桥、铺路、建学校……如若祖国遭受敌国侵略，家乡遇到天灾，他们更是尽力捐款捐物，为祖国和父老乡亲减灾分忧。
华侨及其后裔结婚时，一般都在客家人或华侨中物色对象，以建立保持中华血统的家庭。如若与“蕃婆”结婚，则往往会遭到非议。华侨、华裔在南洋生了男孩，他们要写信向家乡报喜，并寄钱回家乡，委托亲人代买灯笼，在正月十五元宵节，为他们在祠堂上灯，以示向祖宗和宗族报告海外子嗣兴旺的喜讯。
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思想观念的变化，客家华侨的思想观念乃至文化习俗，也有了变化。
首先是华侨国籍有了变化。这既与华侨观念变化有关，也与居住国的独立，与祖国的华侨政策都有关系。早年的华侨，出于浓厚的祖根观念，或未加入所在国国籍而成为无国籍者，或加入所在国国籍后，仍保留中国国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居住国独立了，华侨便从“双重国籍”转为“单一国籍”，从“华侨时代”进入了“华人时代”。
过去，客家华侨出洋后，经济贫困，社会地位低下，备受歧视，他们往往只能干些粗笨活计，靠镰刀、割刀、菜刀、剃刀糊口。现在，随着祖国不断繁荣富强，他们在海外的地位提高了，加上经济收入提高，他们渐渐兴办各种企业、商业，有的甚至办起多元化的大企业。
经济地位的提高还带来文化、社会方面的变化。早年客籍华侨往往只能干苦力活儿。现在华人加入了居住国国籍，通晓当地语言文字和社会政治，他们积极参政议政了，其中一些杰出人物还竞选议员，担任政府的重要职务。
婚姻观念变化更大。过去，老一辈华侨或回乡娶妻生子，或只与海外客家人或华人联姻。现在的华人后裔观念变了，与当地异族结婚的越来越多了。
还有，老一辈华侨、华人对祖国、家乡思念不已，他们尽可能地带领儿孙回乡拜祖寻根。他们还念念不忘“叶落归根”，不愿骨埋异乡。而现代出洋的华侨及后裔受了侨居国和西方文化的影响，对中国风俗习惯较为淡薄，已产生了“落地生根”的观念。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安定，经济迅速发展，这使广大客籍华侨华人备受鼓舞，他们积极参与祖籍国的建设，热心兴办乡梓公益事业。特别是中国的广大市场和吸引投资合作的优惠条件，对华侨、华人企业家有着巨大吸引力。于是，他们纷纷回国投资，兴办各种合资企业，这也成了海外客家华侨、华人的新风尚之一。
三华侨社团及其作用
早年漂泊南洋的客家华侨，寄人篱下，生活艰难，因而他们极重视华侨的团结互助。于是，许多城市、商埠乃至村镇成立了客家华侨社团组织。据考证，1801年创办的槟榔屿“嘉应馆”，1805年在马六甲成立的“惠州会馆”，1822年成立的“应和会馆”，以及1865年在印度尼西亚巴城成立的“华侨公会”，是海外客家华侨创办较早的社团组织(3)。海外华侨社团，形式、名称甚多，其中主要有四种：一是以地域组织的社团，例如永定会馆、嘉应会馆等；二是以血缘组织的社团，例如新加坡刘氏宗亲会、江夏公所等；三是以职业组织的社团，如中华商会、嘉应商会等等；四是以善缘组织的社团，以及学校校友组织的社团。
据统计，目前重要的客属社团组织约有300个，遍布五大洲的许多国家（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及美洲地区）。其中，新加坡南洋客属总会属下有28个团体会员，马来西亚客属公会联合会有49个团体会员，泰国客属总会下属有22个分会或办事处，美洲地区有16个客属社团组织……
客属华侨社团，组织相当完善，普遍都制定有成文的章程、规约和特定组织形式，有社团领袖、会徽、会旗及监督机构。例如新加坡南洋客属总会，1929年成立，领导机构为董事会，每届两年，选出正副会长、董事若干人，董事会下设13个委员会或部，分管产业信托、监察、调解、总务、财政、文书、稽核、组织、福利、文教、体育、娱乐、交际等事宜。
当年，海外客属华侨“为着职业、居住、疾病、保护、丧葬、年老救济、失业接济、互通信息、修理坟场、捡运骸骨、助川资回国等互助目的”，而成立了各种客属华侨社团。今天，这些社团为同胞乡亲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
在社会教育方面，这些社团组织积极筹资兴办公学，推广华文教育，设立助学金、奖学金，资助华侨子女求学。例如在新加坡，由胡文虎创办的民众义学，学生完全免费，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华侨子弟。
在为华侨谋福利方面，各地客属社团组织，设法开办医院，普济华侨大众；修建义庄，慎终追远；颁发年老度岁金，以尊老敬贤；开展各种文娱体育活动，以娱乐健体。例如越南崇正医院，由客属先贤徐智权、余南喜于1924年所倡议，经四年努力终于落成，这所免费医院为贫病客家华侨解困济危，备受赞扬。而各地社团组织修建的义庄，接受先侨安葬和祭祀先祖，使华侨终有所归。对于贫困华侨，有关社团还义施棺材和赠送丧葬费或赠葬墓穴，更让贫苦华侨感到温暖。每有中国传统年节或社团组织聚会，由体育、文娱、宣传部组织的文娱体育活动，或观赏汉剧，或演唱客家山歌，或表演其他文娱节目，既传播了客家传统文化，娱心健体，又凝聚了乡情亲情。
四侨乡风情
经过艰苦奋斗，苦心经营，一些华侨渐渐在海外站稳了脚跟，事业发达了，他们有了钱，于是或寄钱回家乡置产业、盖新屋，或在家乡投资发展工商业，或兴办文化、教育、卫生及其他公益事业。同时，由于“水客”和华侨自己常常回乡，促进了家乡与南洋在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于是，贫穷、闭塞的客家山村，逐渐变成了比较发达富裕、比较开放的华侨之乡，并形成了四个显著特点：海外华侨多，在乡侨眷、侨属也多；侨汇、侨资多，物质生活水平较高；工商、文化、教育事业比较发达；与海外联系频繁，容易接受和传播海外新观念、新技术等。为此，侨乡便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生活习俗。
在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方面，侨乡特色较为突出。
在民居方面，一些华侨对比了客家民居与外国建筑的优缺点后，取长补短，将外国的建筑形式与传统民居结合起来。例如前述梅县白宫的“联芳楼”即为一例。
侨乡的衣饰也有别于其他乡村。例如20世纪三四十年代，客家侨乡男子喜戴一种宽边硬质、状如龟甲的椭圆形白色通帽。这种从南洋传来的“荷兰帽”，遮阳透气，凉爽舒适，最宜夏日使用。侨乡男子上衣式样，也受海外影响。例如有一种名曰“甘姆艳”的圆脚翻领衬衣，是从印尼传人的。而平脚翻领的短袖衬衣，则呼之为“夏威夷”。
在饮食方面，侨乡也吸收了海外的某些饮食习惯。诸如，在煲汤、煮牛肉丸、烧瓤豆腐时，常常撒些从南洋带回的胡椒粉，以提味、暖胃；吃面条，多用盘碟盛放；宴毕要烹煮浓香的南洋咖啡待客……此外，有一种俗称“蕃鬼粄”的米糕，也颇有趣味：将米浆一分为三，分别掺入红曲、黄栀子，染成红、黄颜色，而后便蒸熟一层红的，再浇一层黄的米浆，使之红、黄、白三色相间，最上面再撒铺椰蓉，既松软香甜，又几色相间，很是美观。据说，这也是从印尼传来的。
水客、华侨的来来往往和华侨回国定居，还使得侨乡口语，掺入了一些南洋词语。其中，来自印尼语、马来语的较多。例如，称饼干叫“罗蒂”，皮箱为“甲闭”，朋友为“交弯”……但最多的还是直译英语单词，如称小提琴为“歪啊令”，商标为“唛头”，打球为“打波”，球出界外为“坳帅”，等等。
侨乡的人生仪礼习俗，也有一些特殊之处。其中如“讨屯家婆”，便是侨乡的奇特婚姻习俗。华侨离乡背井后，因自己无法伺奉父母，也为了在家乡延续香火，于是，他们或在离家前夕，或在回国省亲期间，匆匆娶妻成婚。他们中有每隔三年五载回乡探亲，生下一男半女的，但也有一去便杳无音信的。
在客家乡村，还有一种“隔海嫁郎”的习俗。这是那些出洋多年不能回乡省亲、娶妻，而又不愿在海外成家的，他们为奉养年迈的父母，以及要有人看管家产，于是人未回乡，而只是汇钱回家乡，由父母为其物色对象，娶回媳妇。这是另一种“讨屯家婆”的形式。
对各种“屯家婆”（或曰“看家婆”），侨乡也有约定俗成的乡规民约。例如“屯家婆”既有侍奉公婆、耕田种地的责任，又有继承家业和享受宗族公产的权利。如若丈夫终生未归，未生儿育女，经过宗族同意和举行一定的仪式，她可以从族中或村中抱养、过继孩子，作为自己的儿女，并成为家庭的合法继承人。
“屯家婆”中确有从未见过丈夫面，而守了一辈子“活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种在特殊环境和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陋俗也随之废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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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3-11 14:0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