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人及其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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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客家人及其分布

　　客家是中国汉民族的一个稳定而又独特的民系。他们主要是4世纪初（西晋末年）、9世纪末（唐朝末年）和13世纪初（南宋末年），为躲避战乱而从黄河流域逐渐迁徙到南方的汉人。他们都操共同的客家方言，有着共同的生活习俗和共同的心理素质。目前，国内的客家人主要分布在广东、福建、江西、广西、湖南、四川、贵州、台湾、海南等省、自治区。其中，又集中聚居在广东的东北部、福建西部和江西南部，即人们常说的闽粤赣交界地区。

　　由于客家人分布广泛，但又有相对集中的聚居区，为此，学术界将客家居住地分为“纯客住县”和“非纯客住县”：前者指该县的客家人超过90％；后者的客家人数多少不一，但必须是形成了客家人聚居的乡镇、村落或独立文化区的。

　　全国究竟有多少“客住县”？目前，由于缺乏权威的国家统计数字而莫衷一是。1950年，著名客家学专家罗香林教授发表《客家源流考》时，公布其调查结果是全国9个省区，共有客住县184个，其中“纯客住县”33个，“非纯客住县”151个。近年，有些客家学者通过各种途径进行调查，提出其统计结果。其中，房学嘉在《客家源流探奥》中提出，全国9个省区共有“客住县”220个（未区分纯客住县与非纯客住县）。台湾学者陈运栋在《客家人》中称，包括台湾、香港在内，全国16省228县有客家人聚居。林嘉书在《土楼与中国传统文化》(1)中提出，在全国19个省区中，共有286个客住县、市。刘正刚在《闽粤客家人在四川》中，援引崔荣昌先生的调查研究，介绍了四川客家话的分布状况。而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客家方言专家黄雪贞编绘的中国客家话分布图，则比较准确地标示了客家人的分布。

　　参照上述各种调查、客家话分布图以及有关统计资料，客家人的分布区域，计有：

　　1．江西省

　　纯客住县：宁都、兴国、石城、瑞金市、会昌、信丰、安远、寻乌、定南、龙南、全南、于都、赣县、南康市、大余、崇义、铜鼓、上犹（18个县、市）。

　　非纯客住县：赣州、广昌、宁冈、井冈山市、永新、吉安、遂川、万安、泰和、古水、修水、武宁、靖安、奉新、宜丰、万载、萍乡、永丰、横峰、婺源（20个县、市）。

　　2．福建省

　　纯客住县：长汀、永定、上杭、武平、宁化、清流、明溪、连城（8个县）。

　　非纯客住县：顺昌、建宁、泰宁、光泽、龙岩、漳平、南靖、平和、诏安、云霄、武夷山、邵武、南平、将乐、沙县、永安、建瓯、建阳、福鼎、福安、浦城（21个县、市）。

　　3．广东省

　　纯客住县：梅江区、梅县、蕉岭、平远、兴宁市、五华、大埔、龙川、东源、紫金、和平、连平、翁源、新丰、始兴、陆河、仁化、英德（18个县、市）。

　　非纯客住县：丰顺、河源、惠州市、龙门、博罗、惠东、惠阳市、海丰、陆丰市、揭阳市、揭西、惠来、普宁市、饶平、潮州市、潮阳市、韶关、乳源、南雄、曲江、乐昌、广州市、花都市、增城市、从化市、深圳、宝安、珠海市、斗门、佛山市、南海市、三水市、高明市、台山市、新会市、开平市、鹤山市、东莞市、中山市、清远市、佛冈、连州市、连山、连南、阳山、四会市、封开、德庆、新兴、云浮市、郁南、广宁、高要市、阳江市、阳春市、阳西、茂名市、信宜、化州市、电白、廉江市、徐闻、罗定、海康、遂溪、高州（66个县、市）。

　　4．湖南省

　　纯客住县：汝城、桂东（2个县）。

　　非纯客住县：炎陵、茶陵、攸县、浏阳、平江、江华、江永、道县、临湘、醴陵、安仁、常宁、耒阳、酃县、永兴、新田、郴州市、宜章（18个县、市）。

　　5．广西壮族自治区

　　非纯客住县：防城港、钦州市、合浦、浦北、博白、陆川、玉林市、北流市、横县、贵港市、桂平市、平南、来宾、合山市、象州、柳江、柳州市、鹿寨、柳城、宜州市、融安、恭城、阳朔、荔浦、平乐、蒙山、昭平、钟山、贺县、扶绥、上思、崇左、宁明、龙州、隆安、武鸣、宾阳、上林、马山、邕宁、大新、凭祥、灵山、容县、武宣、金秀、融水、三江、苍梧、藤县、岑溪、富川、临桂、永福、灵川、龙胜、河池、罗城、环江、都安、东兰、凤山、百色、田阳、田东、靖西、那坡、凌云、田林、隆林、西林、大化、平果、巴马、南丹（75个县、市）。

　　6．四川省

　　非纯客住县：成都市、新都、金堂、广汉市、彭州市、什邡、温江、双流、新津、仁寿、简阳市、乐至、安岳、威远、资中、内江市、隆昌、富顺、泸县、合江市、宜宾市、宜宾、仪陇、巴中市、通江、广安、三台、德阳市、绵竹、梓潼、达州、西昌市、会理、华阳、新繁、灌县（36个县、市）。

　　7．重庆市

　　非纯客住县：重庆、荣昌、涪陵市（3个县、市）。

　　8．海南省

　　非纯客住县：儋州市、临高、陵水、定安、澄迈、万宁、琼中、琼山、琼海、文昌、三亚（11个县、市）。

　　9．贵州省

　　非纯客住县：榕江、遵义（2个县、市）。

　　10．台湾省

　　非纯客住县：苗栗、新竹、桃园、南投、台中、台中市、屏东、嘉义、高雄、彰化、花莲、台东、云林、台南、宜兰、台北市（16个县、市）。

　　11．香港特别行政区：非纯客住区。

　　12．澳门特别行政区：非纯客住区。

　　此外，在湖北、安徽、浙江、江苏、河南、山西、陕西等省的一些县、市，也有客家人分布。

　　值得一提的是，据广东省人口普查办公室提供的人口统计资料，在诸多客住县中，客家人占100％的是广东蕉岭县。笔者便生长在这全国唯一的百分之百的客家人聚居县。

　　国内客家人有多少呢？由于历次人口普查中，未按客家民系列项统计，也未对方言人口进行统计，因而目前难以对国内客家人口提供准确数字。语言学家袁家骅根据1956年人口调查资料和1958年汉语方言调查结果，得出客家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4％的比值。目前全国内地人口13亿人，那么客家人约为5200万人，加上台湾客家人460万，香港125万，澳门10万，共约5795万人。

　　迁徙海外的华侨、华人中，也有不少客家人。他们主要分布在亚洲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菲律宾、越南、缅甸、柬埔寨、日本、韩国、印度等国，人口约400万人。在非洲的马达加斯加、南非、毛里求斯，以及美洲、欧洲、大洋洲的许多国家，都有客家人。据估计，海外华侨、华人中的客家人约为500万。有人估计海外客家人约占海外华侨、华人总数的1/3。目前海外华人、华侨约为2200万人。这样，海外客家人约为700万人。

　　根据这些推算数字，全球客家人大约有6495万人。

　　二客家先民的历次大迁徙

　　那么，客家先民究竟经历了几次南迁？目前学术界尚无定论。罗香林提出，客家人经历了5次大迁徙(2)。有的学者则认为客家人有过6次大迁徙(3)。

　　这两种看法的分歧在于：2000多年前的50万秦军南下，是不是客家先民的第一次大迁徙。罗香林没有提到这是客家先民的迁徙。而“六次南迁”论者则认为，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为防止南方百越民族进犯，便派屠椎、赵佗率领50万大军南下，驻扎在五岭南北。不久，秦朝灭亡，这些秦军仍留居驻地，与当地百越民族中的南越人融合后，大部分人成了今天广东、广西一带粤语地区的先民。另一部分便是今天赣南、粤北、粤东地区的客家人的最早祖先。赵佗当年曾任龙川县县令。如今在广东这个纯客住县内，便有四个姓氏是赵佗带来的北方汉人的后裔。他们认为，50万秦军南下是中原汉人的第一次南迁，也是客家先民的第一次迁徙。

　　客家先民的第二次大迁徙，始于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为避战乱，中原汉人开始南迁。魏、蜀、吴三国纷争，黄河流域战火连年，民不聊生，百姓四处逃难。西晋末年的“五胡乱华”和“八王之乱”，历经18年，中原士民纷纷南逃。特别是公元311年的“永嘉之乱”，匈奴贵族率兵攻陷洛阳，俘虏怀帝，杀人三万之众，后来还逼得晋元帝迁都江南建康。于是，苦于连年战乱的中原士族百姓，纷纷跨黄河，渡长江，逐渐迁到安徽和江西的长江两岸。“洛京倾覆，中州仕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晋书》王导传）。当时，在百万南迁的人流中，有70余万南渡长江，一部分迁移到江苏、浙江和福建。“永嘉之乱，中原士族，林、黄、陈、郭四姓先入闽”（唐代林谞谓《闽中记》）。“晋永嘉二年，中州板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所谓林、黄、陈、郑、詹、丘、何、胡是也”（明代何乔远《闽书》）。另一部分则迁往江西北部，再溯赣江而上，来到赣南地区，有的甚至迁到赣闽交界处。

　　唐代末年的黄巢农民战争和藩镇割据，特别是黄巢起义军的征战，波及长江中下游和南方各省，使客家先民住地成了战祸的要冲。于是，他们只好再次迁徙，移居到当时未蒙战乱的江西东南部和福建西部，还有一些则进入广东东北部。这是客家先民的第三次大迁徙。

　　第四次大迁徙是南宋末年。当兴起于北方草原的蒙古贵族的铁骑席卷而来时，怯懦无能的南宋帝室，仓皇逃往福建、广东。这时，定居江西、福建的客家先民，或随之南迁，流入广东东北部，或响应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等人的号召，勤王抗元。

　　元代初期，在元朝统治者的高压下，客家聚居区人口大减，经济、文化也受到摧残。后来，经过明代的休养生息，闽粤赣交界处的客家地区，经济复兴，人口繁衍了。然而，这些地区山多田少，此时已不能满足发展。到了清代初叶，朝廷实行移民政策，于是客家人便积极响应，大举南下、西迁。南移者，迁入珠江三角洲及广东西部一些沿海地区，其中包括今日深圳和香港九龙、新界等地。与此同时，还有渡海迁入台湾的。这是客家人的第五次大迁徙。

　　第六次大迁徙，源起广东西部的土、客大械斗。这是由于居住在广东台山、开平、四会等地的客家人，人口激增，与当地居民的矛盾日益加剧，终于在1856年爆发了持续12年之久的大械斗。清朝政府在调解、弹压之余，再次移民。于是，由官府拨钱，“成年者每人八两，未成年者每人四两，各发执照，使往他处垦殖”(4)，将这一带的客家人迁至信宜、徐闻等粤西山区和雷州半岛，以及今日的广西合浦、钦州和海南岛等地。

　　本书采用五次迁徙的说法。

　　三与南方土著民族的融合

　　客家人的主体是中原南迁的汉人，客家文化的主体承袭了中原文化。但客家先民在南迁及定居后，也不断吸收和融合南方土著民族的古越文化和畲（shē）族、瑶族等文化。其中，最重要的是吸收和融合了畲族文化。

　　秦汉时期，广东、江西、福建是古代百越民族的居住地。从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在今日客家住地的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生活着史称为“蛮”、“蛮僚”、“峒蛮”、“峒僚”的土著居民。据考证，他们是百越民族一个分支的后裔，是今日畲族的先民。但是，直到13世纪中叶南宋末年，汉文史籍、文书上才开始出现畲族的名称：“畲民”或“（shē）民”(5)。客家先民正是在与畲族的共处和交流中，相互影响，相互融合，最后才形成客家民系和客家文化的。

　　唐代末年的黄巢农民战争，延续了九年，波及中原及南方的10个省区，而闽、粤、赣交界处，却因地处偏僻山区而幸免这场战祸。于是，西晋末年迁入江西北部的客家先民，纷纷迁到江西南部、福建西部，还有进入粤东、粤北地区的。

　　随着大量汉人的迁入，加之这时增设郡县，封建统治力量不断扩展和深入，使得居住在这一带的畲民，一部分被迫迁往他乡，大部分则与客家先民共同生活。如今客家地区那些带畲字的地名，表明当年这里曾是畲族居住地。例如今日蕉岭县地图上，诸如“高南畲”、“樟东畲”等村寨地名多达30余处。客家先民与畲族在长期的杂处和互相通婚中，不仅血缘混合，而且由于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多层面的相互交流、相互吸收，出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融合，并最终形成了客家民系，造就了独具特色的客家文化。这方面的例证，不胜枚举。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人们的交流工具。客家人讲客家话，而今天居住在福建、浙江、江西、安徽、广东的畲族人民，除了广东的海丰、增城、惠阳、博罗等县极少数畲族使用接近瑶族“布努”语（属苗语支）以外，99％的人都操与客家话接近的畲语，以至有人认为畲族人讲客家话(6)。这种有趣的奇特语言现象，就是客家文化与畲族文化交流和融合的结果。

　　原来，历史上客家先民与畲族长期生活在交通闭塞的山区，他们进行交流，首先要有通用的语言为媒介，于是导致他们的母语出现了变异，彼此互相靠拢，互相交融——原先讲北方语言的客家先民，其母语有所变化，吸收了畲族语汇等等。这里只举一例。“母亲”一词，在广东梅县一带称“阿娓（méi）”，在福建长汀一带称“娓娓”或“姆娓”，皆用“娓”来称呼母亲，这在汉语普通话和其他方言中都是少见的。然而，在畲语和苗、瑶语中，则多用“娓”来称母亲，从中不难看出渊源关系。当然，在相互交融中，畲族的母语也变了。由于先进的语言往往在交融中起主导作用，从而使得畲语向汉语靠拢为多，正是古畲语被汉化的结果。据研究，这一语言混化的过程，始于唐代末年，而在南宋，大量客家先民迁入闽、粤、赣地区后，便已初步完成。换句话说，客家话初步形成于南宋时期。

　　在经济生产与物质文化方面的相互交流和吸收也相当广泛。客家先民向畲族学习当地的耕作方法和生产技术。例如，开垦梯田；种植适于山坡旱作的稻子“畲禾”和适于山区的早熟水稻“百日子”，以及单季稻“八月白”等；施用草木灰作肥料；将石灰施入深山冷水田，使“田得其煖（nuǎn，实为用碱性石灰来中和酸性土壤）”；利用田边地角种植芋头，等等(7)。畲族的这些垦殖耕作方法，直到20世纪50年代，在作者家乡蕉岭县山区中仍可见到。同时，客家先民还向畲民学习种植、管护毛竹，利用嫩竹造纸等技能。至于在饮食和生活器物方面，如畲民用大匏瓜作水勺，以长柄匏瓜当舀酒的酒勺等日常器物，也传给了客家人。

　　在住房方面，畲民最初用竹木搭盖简陋的茅草房，因而畲语称房屋为“寮”。在与客家人共处交融中，畲族不但有了木结构的泥墙瓦房，还吸收了客家人的建筑形式，讲究选址和方位，甚至迷信风水了。

　　在风俗习惯方面相互交融的地方更多。其中，突出的例证是生育与丧葬习俗。从前，客家产妇大多请来接生婆，在自己家里分娩。若生下儿子，接生婆将毛笔劈开，用笔管的竹片割断脐带，以祝愿男儿长大后勤奋好学，读书仕进；如生下女儿，则将烧火吹风的吹火筒劈开，用其竹片割断脐带，希望她日后好生烧火做饭，料理家务。还有，产妇在坐月子期间，要用温开水洗脸，不吃稀饭，不吃青菜等等(8)。这些习俗都与畲族完全一样。

　　畲族历史上曾盛行火葬，后来，客家人实行的土葬和“拾骨重葬”习俗，影响了畲民，畲民也普遍实行二次葬。至于葬礼过程的各种礼仪，客家人与畲族也多有相似之处。例如为逝者沐浴，客家习俗是到河边焚香化纸，再丢几文钱币于河中，向河神买水，再顺水舀水，拿回灵堂为逝者抹浴。畲民亦有“买水”之俗，但逝者男性为顺流取水，以示男在天；逝者女性则逆流取水，表示女居地(9)。

　　在文化生活方面，客家人和畲族人民都喜唱山歌。畲民不论在闲暇休息、生产劳动、节日喜庆、谈情说爱、会亲访友，乃至男婚女嫁、祭祀祖先、举哀丧葬，无不吟唱山歌。客家人受了畲民的影响，也喜唱山歌，他们在生产劳动、节日闲暇和男女相慕、谈情说爱中，常常以歌为乐，以歌传情。客家人和畲族在唱山歌中互相影响，还表现在客家人给畲族山歌带来了唐诗的韵味，以及采用七字一句、四句一首的形式，和比、兴、双关、重章叠句等表现手法。

　　在信仰崇拜方面，客家人有浓厚的崇拜祖先观念，重视以直系血缘为基础的宗族关系，讲究姓氏渊源，门第堂号，续修祖谱，建立祠堂，修建祖坟，祭祀祖先。受客家人的影响，畲族在崇拜图腾、笃信远祖盘瓠（hù）之外，也编纂族谱，甚至也像客家人一样，把自己的祖先说成是来自中原，出身权贵。

　　在民族精神方面，表现在妇女身上的民族精神尤为典型。客家妇女和畲族妇女在历史上都保持天足。她们吃苦耐劳，艰苦创业，勤俭持家，孝顺父母，侍奉丈夫，抚育子女，表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品德。客家妇女以中原儒家礼教和思想道德影响畲族，而畲族妇女则以勤劳节约、艰苦创业和淳厚质朴的品德影响了客家妇女。

　　此外，客家人和畲族男女从前皆以长衫马褂为礼服，女子喜爱戴遮阳挡雨的竹笠，婚姻礼俗中有许多中原古风，以及共同过春节、上元、二月二、清明、端午、乞巧、盂兰、中秋、重阳、冬至等节日。从上所述，人们不难看出客家先民与畲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多层面的文化互动及民族融合。

　　四客家民系的形成及其界定

　　目前，关于客家民系形成的时代，学术界众说纷纭。其中，主要有下列六种说法：（1）房学嘉的“秦至南朝”说；（2）吴炳奎的“南朝”说；（3）罗香林、陈运栋的“五代至宋初”说；（4）吴福文的“唐末至北宋”说；（5）李默、张溥祥的“明正德年间以后”说；（6）刘佐泉的“清朝”说。

　　判断一个民族或民系的形成，应以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和共同心理素质等四大要素为其标志。

　　首先，从共同的居住地域来看，目前客家人主要聚居在赣南、闽西和粤东、粤北地区，这一带集中了全部“纯客住县”，人口约为国内客家人的60％左右。

　　这一块客家聚居区是在中华民族历次大迁徙中逐步形成的。西晋末年的第一次大迁徙，百万汉人南迁，主要居住在长江中下游的安徽和江西北部，只有一部分进入赣南；迁入闽西的更是少数。据载，直至唐开元年间（712—741），开发较早、交通较为便利的赣南，已有37600户，而此时闽西、粤东一带，仍是山高林密、交通闭塞之地，当时闽西汀州仅有4680户，而粤东梅州的户籍统计尚缺。

　　唐代末年的第二次大迁徙，大部分南迁汉人进入赣南、闽西定居，后来还有一部分人从赣南进入粤东、粤北。据载，粤东梅州在北宋太平兴国年间（976—984）为1577户，到宋神宗元丰年间（1068—1077）已增至12390户。同样，元丰年间赣南户数已增至133899户，闽西汀州增至81454户(10)。在北宋时期，在赣南、闽西和粤东一带的客家聚居区已初具规模了。

　　南宋后期的第三次大迁徙，中原百姓渡江南迁，渐次进入江、浙、赣、闽诸省。而早年迁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汉人，则再次南迁。他们有的沿东路从浙江、福建进入粤东梅州地区。也有的沿西路从江西北部进入赣南再迁至粤北和惠州地区。这时，广东的客家人口迅速增长，而且，除了平民百姓还有不少文人墨客和官宦人家，他们带来了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先进文化，提高了客家地区的人口素质。这时，赣南、闽西和粤东、粤北成了客家人口集中的聚居区。换句话说，在南宋后期，以闽、粤、赣交界处为中心的客家人共同地域已经初步形成了。

　　客家话是客家人的共同语言，是客家民系形成的重要标志。正如前面所述，客家话是操北方汉语的中原汉人，在迁入闽、粤、赣交界地区后，与操古畲语的畲民等，在长期杂居共处中相互吸收、融合，而在南宋时期基本形成的。

　　在共同经济、文化方面，宋代随着客家聚居区和客家话的形成，在当时这块相对和平安宁的山区里，经过客家人的艰苦奋斗，发展了垦殖农业，促进了稻作生产的进步。同时，其他物质生产也有了发展，例如制瓷技艺大大提高了，采矿业发展了，也开始出现了反映这一生产水平和居住文化的赣南方楼、闽西土楼。

　　与此同时，随着大批官绅和文人墨客迁入客家住地，他们创办府学、县学和书院，讲学立说，培养人才，大大促进了这里的文化教育的发展。例如赣南的周敦颐和程颢、程颐以及后来的朱熹，都是宋代著名的理学家，史称“程朱学派”，对客家文化和客家精神的形成，深有影响。此后，闽西和粤北、粤东的文化教育有了较快的发展，科举名额大增。例如，广东蕉岭县蓝坊乡是偏僻山乡，但乡人蓝奎在宋代元祐三年（1088）考取进士，首开梅州地区进士纪录，其文章气节，朝野钦崇。他去世后，乡人为纪念他而以其姓为乡名。

　　在共同心理素质方面，客家人继承了中原儒家文化，崇尚忠孝，崇文重教，追宗念祖等道德礼俗，世代相传。同时，他们在长期的迁徙过程中，历经艰辛和磨难，逐渐养成了勇往直前、奋发图强、团结互助的精神。当他们在荒僻山区定居后，在创立家园的过程中，以及与南越、畲、瑶等民族的融合中，吸收了他们艰苦奋斗、刻苦耐劳、勤俭节约等品德。从而形成今天称之为“客家精神”的客家人的共同心理素质。

　　综上所述，南宋时期，在赣南、闽西、粤东和粤北这块客家聚居地域内，已初步形成一支同操客家话、有着共同物质文化生活和共同心理素质的独特的汉族民系客家人。

　　关于客家人的界定，众说纷纭。1997年12月，在广东省梅州市举行的“客家渊源与客家界定”研讨会上，来自全国各地和港、台的124位专家学者，对“客家人”的界定达成共识：“凡具有客家血统、客家文化素质和客家认同意识三项要求中任何两项的人，都是客家人。‘客家血统’是指祖宗是客家人；‘客家文化素质’最主要的是能操客家方言，也包括客家的生活习惯等；‘客家认同意识’，即承认自己是客家人。”

　　(1)林嘉书著：《土楼与中国传统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罗香林著：《客家源流考》，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年版。

　　(3)古进主编：《客家人》（大型画册），中国三峡出版社1994年版。

　　(4)罗香林著：《客家源流考》，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年版。

　　(5)参见施联朱著：《畲族》，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

　　(6)参见施联朱编著：《畲族》，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

　　(7)参见施联朱编著：《畲族》，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

　　(8)参见施联朱编著：《畲族》，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

　　(9)参见施联朱编著：《畲族》，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

　　(10)参见房学嘉著：《客家源流探奥》，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