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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英豪的政坛悬案 宋教仁暗杀事件

发表于 2019-3-3 12:09:3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宋教仁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是中华民国的主要缔造者,民国初期第一位倡导内阁制的政治家。他的一生,有几样东西或者说几件事情需要被历史铭记。

  一是他的宪政思想;二是他的宪政实践;三则是围绕宋先生被刺的诸多是是非非。宋教仁先生的遇刺,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幕哀怨悲凉的政治悲剧,也是民国最大的一桩政治谋杀案。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从上海动身去北京。这时候全国各省的两院(参议院、众议院)议员已经选出来,国民党以绝对的优势胜出,如果不出意外,宋教仁就会成为国会中多数党的领袖。3月初,袁世凯发电邀请宋教仁“速赴北京,商讨国事”。3月20日晚近11点,火车开始检票,突然“砰”的一声枪响,然后就看见一个男子飞速地跑出候车厅去。其他人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宋教仁手捂腰部说:“我中枪了,有刺客!”袁世凯是幕后的凶手吗

  宋教仁被送到医院做了手术后,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让黄兴发电给袁世凯,大意是说,如今国本未固,老百姓还在受苦,他这样死了心有不甘,所以,请总统一定要以民生为重,保障民主民权,如此他在九泉之下当可慰怀。

  从中可以看出,宋教仁死的时候,并不认为是袁世凯杀了他,不然他不会在临终前跟袁世凯说这种肺腑之言。

  但是后来还是有很多人以为,宋教仁就是袁世凯杀的。

  第一个提出这种说法的人是黄兴,他在宋教仁的挽聯中愤怒地揭露他认为的暗杀真相:“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却是袁世凯!”当然,黄兴是火爆脾气,他在盛怒之下说出来的话,自然是不能尽信的。可是后来,确实有很多人把矛头指向了袁世凯。

  国会选举前后,宋教仁就抨击袁世凯的专制和独裁,积极宣传责任内阁的主张。如果宋教仁的这一主张得以推行,那么袁世凯的权力和统治地位就会大打折扣。后来有人证实,在宋教仁被杀之前,袁世凯就曾和应桂馨、洪述祖等有电报来往。

  在宋教仁被刺杀的前夕,也就是3月13日,应桂馨给洪述祖发了一份电报,称“若不去宋……恐大局必为忧乱。”在21日9点20分,也就是宋教仁被刺的第二天,应桂馨再次发报说“匪魁已灭,我军一无伤亡,堪慰”。这洪述祖是袁世凯的内务部秘书,是袁的亲信,而应桂馨则是个十足的亡命之徒,在1912年8月的武昌兵变中,他被列为是魁首,被副总统黎元洪通缉,逃到北京后,被洪述祖收入旗下,为其卖命。因此,很多人认为,从这些电报中可以看出,刺杀宋教仁就是袁世凯在幕后指使的。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之外。

  3月23日,一个自称古董商的河南人王阿发主动来投案,说在10天前,他的老主顾应桂馨拿了一张照片来,并让他杀了这个人,事成之后给他1000元作为酬劳。王阿发说他当时没有答应,但可以确认那张照片上的人就是宋教仁。这么一来,应桂馨就暴露了,接下来的事情就水到渠成,应桂馨、洪述祖两人先后被抓,并在应桂馨的房子里搜出了密电本及多份电报。这么大的一个刺杀案,就这样轻轻松松地破案了!可是仔细分析,这个所谓的真相,本身就具有很多疑点:暗杀如此重要的一个人物,为什么事后要把那么重要的电报留在家里?那个王阿发只是个商人,而应桂馨早年却是上海流氓帮会的头目,是杀人不眨眼的魔头,王阿发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揭露应桂馨?洪述祖动了手之后,为什么还会留在家里……更可疑的是,在案发前,是袁世凯邀宋教仁北上商议国事的,他在这个时候下手,难道就没想过会落人话柄?据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回忆,袁世凯曾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大意是:我代人受的过多得很,从来没有去辩解过。我没杀过遁初(宋教仁字遁初),遁初却是因见我而死的,我怎么辩呢?明事理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来,我若要杀他,何必要招他来京?我完全可以等他到京后,给他弄个罪名,堂而皇之地杀他,不是更好吗?这种授人以柄的事,傻瓜才会做。袁世凯的这段话,虽然有为自己脱嫌的成分在,但有一定的道理。

  赵秉钧的嫌疑

  关于宋案,也有人说赵秉钧是元凶。他的杀人动机很简单,当时他任代理国务总理,如果宋教仁来了,势必要被取而代之。权力之争,无所不用其极的事历朝历代都有,赵秉钧为了自己的地位而杀人,似乎也说得过去。根据从应桂馨家里搜到的资料显示,内有赵秉钧交由应桂馨的手令。而且,根据案发时的目击证人和其他人士举报,嫌凶很快就锁定在无业流氓武士英头上,据武士英交代,他以前是在云南七十四标二营当管带,后来军队裁员,他就到了上海,之后结识了应桂馨,正是应桂馨指使他去刺杀的。然而在4月24日,武士英却被毒死在狱中,显然是有人想杀人灭口。

  事情发展至此,赵秉钧嫌疑很大,可是疑问也不小。赵秉钧与宋教仁之间私交甚密,是无话不谈的至交好友。如果说赵秉钧要杀宋教仁,他们有这么多见面的机会,何必要选择一种唯恐天下人不知的方式?宋教仁被杀之时,赵秉钧正在主持国务会议,他听到这一噩耗后大惊失色,随即拍案而起,沉着脸在会议室不停地兜圈,愤怒、痛惜之情溢于言表,边走边喃喃自语:“这一下我腌臜了,人家岂不要说我打死了遁初吗,岂不要说我卖友吗,这样的话我还能算人吗?”很显然,听到这消息后,他在担心有人会把脏水泼到他身上去,会怀疑他是凶手,作为一个政坛上的老手,如果真是他指使的,他应该会预料到这种后果,不会采取这样的手段。因此,种种迹象表明,他对此事并不知情。既然不像是袁世凯,也不像是赵秉钧,那么到底谁是凶手呢?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近年来,海外学者对宋案提出了不少新证,认为宋教仁是国民党内部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国民党元老陈其美颇有嫌疑。

  陈其美曾是孙中山的忠实拥护者,他与黄兴同为孙中山的左右股肱,也是蒋介石的好兄弟。1916年5月8日,他被人刺杀后,孙中山扶尸痛哭,悲伤至极。说到这里,陈其美的杀宋动机就出来了,因为宋教仁是一个激进分子,在革命的大浪潮里,他满怀激情,敢想敢说,敢说敢做,树立了许多政敌。在辛亥革命前,同盟会曾发生过两次倒孙风潮,在这两次风潮中,宋教仁都是站在反对孙中山的一方。特别是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孙中山主张北伐,而宋教仁则主和,推袁世凯任总统;孙中山主张定都南京,宋教仁和章太炎都主张定都北京……可以说宋教仁是处处与孙中山作对。陈其美则是孙中山矢志不渝的追随者。因此,在政见不和的情况下,为了巩固自身利益以及革命的大局,痛下杀手也在情理之中。更重要的是,当时尽管孙中山是国民党理事长,可影响力却已大不如前,是时他已离开北京去了日本。孙中山走后,黄兴也回湖南去了,宋教仁就成了代理理事长,是国民党的实际负责人,大权在握,其声望无人可及。

  站在陈其美的角度看,若不杀宋,孙中山的威望就荡然无存,他们的政治理想也休想实现。所以陈其美就趁孙中山赴日本,借机除掉了宋教仁。他这么做,除了上面提到的政治原因外,还有一个好处,即宋教仁死后,他就可以取代宋教仁的位置,换句话说就是他以后可以接孙中山的班了。作为一个有野心的政客,为以上两个理由杀人,是合情合理的。

  可到这里,问题也同时出来了。陈其美、宋教仁两人虽在政治上持不同意见,但他们私下里交情很不错。在宋教仁赴京之时,陈其美也去了火车站送行。在宋教仁遇刺后,陈其美十分着急,当晚宋教仁动手术的时候,陈其美不停地在手术室外面徘徊,为好友被刺这事痛恨不已。宋教仁死后,陈其美则捶胸顿足地说:“不甘心,此事真不甘心!”意思是宋教仁这么不清不白地被人杀了,他绝不会善罢甘休。在处理宋教仁的后事上,陈其美也是不遗余力。可以看出,陈其美对宋教仁的感情不是装出来的。

  从以上分析来看,似乎谁都不是凶手,谁都对宋教仁的死痛惜万分。如果说人生是一场戏,那么政治舞台上演出的无疑是这世上最惊心动魄的悬疑剧,也许他们都不是凶手,也许他们的悲愤都是装出来的,凶手就在其中。是是非非,纵然经过时间的洗涤,也难以窥视其真相。

  所以,后来有人给出了一个看似不可取,但又比较中肯的说法,在所有的政治人物周围,都围着一群人,都不乏追随者。这些人都喜欢揣摩领导的意图,往往领导的一句不经意的话,在不同人的心里能转变成为不同的意义,这就是所谓的政治觉悟。不管是袁世凯也好,赵秉钧、应桂馨也罢,抑或是陈其美,他们或许真没有杀宋教仁的意思,然而,同处官场,或许因为政见不一,一时放出的气话,被手底下人给听在耳里,记在了心上,为讨好领导,给领导分忧,就自作主张地把人给杀了。如此类似的事情,在中国历史上实在是举不胜举,或许,在刺宋之谜没有彻底揭开真相前,这是目前唯一的能说得通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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