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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盛世——李隆基的幸福生活

发表于 2019-2-27 15:33:4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公元712年,李隆基继位,称唐玄宗,年号先天,后改元开元;

  公元723年,李隆基建立雇佣兵制度,唐朝军事制度正式施行改革;

  公元736年,杨玉环正式入宫,后被李隆基立为贵妇;

  公元755年,安禄山叛乱,颜杲卿、颜真卿发兵抵抗;

  公元756年,李隆基退位,太子李亨继位,史称唐肃宗;

  公元762年,李隆基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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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玄宗(公元685年至762年),史称唐明皇,乳名李隆基,因谥曰“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所以自唐朝后期又有了称“明孝皇帝”。他诞生那天,正是“垂拱元年秋八月戊寅”。戊寅即初五。后来,每年八月初五定为“子秋节”,这是盛唐时期全国性的喜庆节日。

  李隆基出生的时候正是武则天主政要做女皇的时候,所以他小时候就经历了错综复杂的宫廷变故,这也许促使他形成了意志坚定的性格。他小时候就很有大志,在宫里外号为“阿瞒”,就是有曹操的作风,虽然不被掌权的武氏族人看重,但他一言一行在小的时候就表现出淡定、有主见。

  小宝宝隆基呱呱坠地时,大唐帝国已走过了六十八年的历程。这近七十年明显地分为三大步:武德开创一步,贞观、永徽大治二步,武则天转变三步。奔腾向前的时代潮流,正在把大唐帝国推向它的黄金时代。

  唐高祖创业时艰难的情景似乎太遥远,没有给李隆基留下多少的造念。但是李隆基同学从小爱读书,就喜欢进教室上课,尤其爱上历史课,当他研读完高中阶段的中国古代史后,在他的心目中的楷模无疑是曾祖父唐太宗。

  与爷爷唐高宗也无缘见面,他在隆基出生前早已驾鹤西游了。然而,“永徽之治”却给他留下美好的历史回忆。高宗亲政的永徽年间(公元650年至655年),继续推行轻徭役、少缴税的政策,取消军役与土木营建。继承任贤致治政策,稳定政局。

  就在永徽六年(公元655年),武则天被立为皇后。武氏是很有本领、懂权术,会耍手腕的女性。她白手起家干到皇后一职,靠了各种有利的条件,其中之一就是利用了皇权与相权的矛盾。这一点子还是听李隆基背诵《劝学》得到的启示:顺风喊人,声音并没有跑得更快,但听话的人感觉清楚。这是善于借助外物。

  唐高宗即位初,集团股份操于国舅长孙无忌之手。唐高宗想加强皇权,必须削弱相权。对于长孙无忌这个长辈兼恩人的重臣,不能平白无故不让人家干了,而废原来的王皇后、立武昭仪成了解决这一特殊矛盾的较好途径。

  武则天生性敏捷,短短几年就已成为高宗治国理政的得力女秘书。为了达到当皇后的目的,她费尽心机,一举整垮了力保王皇后的长孙无忌集团。当上皇后后,就毫不手软地把国舅贬逐于黔州,然后半路让他上吊了,又没收了他的家产。这场战争最终以长孙无忌之死,宣告了皇权击败相权的结果。

  历史常常喜欢捉弄人。唐高宗立武后为了搞皇权垂直领导,结果他本人却成了名义皇帝,一切大权掌握在武后手里。公元659年,长孙无忌被贬逐后的一年,高宗患风疾,政务场由皇后决定。皇后权势与皇帝无异,当时称为“二圣”。后来由于唐高宗风疾愈来愈重,不能听朝,凡事都得由武氏点头。

  武则天操持权柄长达二十四年,展现了女政治家的杰出才能。皇后执政是超越封建政治纲领的事,必将改变李唐王朝的历史。而对于武后的子孙们包括李隆基来说,这种局势却是他们赖以发迹乃至登上皇位的温床。公元683年冬,因唐高宗病驾崩于东都洛阳(后改神都),武则天就把自己的儿子李显推上皇帝宝座,即唐中宗。

  中宗却没有摸透母亲的心思,不听话,凡事自作主张,仗着皇后韦氏及其外戚集团的势力。这是太后武则天所不能容忍的。公元684年春,当了不到两个月皇帝的李显被弹劾了,改封庐陵王,赶出皇宫。同时,武则天立小儿子豫王李旦为皇帝,即唐睿宗。睿宗虽贵为天子,实际上只是块招牌老总。

  武则天以太后身份亲临朝政,比起慈禧太后的垂帘听政面子十足,这标志着武氏向着当女皇帝的预定目标迈进了一大步。就在皇位急剧变动的年代里,隆基同学出世了,故乡是神都。母亲窭氏的曾祖父是唐朝开国重臣窦抗。追溯历史,隋末李渊任弘化郡留守时,妻兄窦抗曾跑来劝说起兵。

  窦抗的孙子,名叫孝谌,也就是李隆基的外祖父,历任太常少卿、润州刺史等职。孝谌有个女儿,貌美如花。公元684年深秋,睿宗特地册立窦氏为德妃。次年仲秋,生下一个龙娃,取名隆基。

  李隆基有众多的哥哥与弟弟,他本人排行第三,时人亲切地称之为“三郎”。大哥名叫成器,寓意是大器晚成,由于“器成”和“气成”是同音,所以调整了一下顺序叫成器。其母刘氏是唐初名罡刘德威的孙女。睿宗居藩时,刘氏为妃。睿宗即位初,刘氏为皇后,而年仅六岁的成器以嫡长子身份被立为皇太子。

  二哥名叫成义,其母柳氏只是一般的办事员,还是个临时工。生母虽然卑微,但由于成义初生时汲取西域大树之精华,所以得到武后的喜欢。至于几个弟弟,一是隆范,母亲崔孺人,二是隆业,母亲王德妃。范、业两弟比隆基略小一岁,都在垂拱三年(公元687年)以前出生。小弟弟隆悌,其母是宫女,早年夭折。

  总之,唐睿宗有六个儿子。垂拱三年(公元687年)闫正月,除了皇太子成器外,其他皇子均封王,如成义为恒王、隆基为楚王、隆范为卫王、隆业为赵王。当时,隆悌还没来世上报到。而从隆悌死后,健在的五兄弟合称“五王子”。唐玄宗个人微博宣称:五位王兄弟一起出外遛弯,一起读书上课。

  关于李隆基的幼儿园生活,记载的都是微博体的片断。像他这样的皇子多得很,谁会料到二十几年后这孩子当皇帝,好事者还来不及编造“龙凤之姿”的离奇出生故事。幼小的李隆基是在平凡的岗位上成长的,不过,史称“玄宗生而聪明睿哲”,也是事实。大概其哥长相漂亮,聪明伶俐,天真活泼,性格开朗,颇得祖母武则天的喜爱。

  据说,李隆基始封楚王那天,虚龄三岁,实龄不足一岁半,武后抱着他在神都宫殿高楼上眺望江山,忽然,一不小心,将婴孩坠落地下。左右侍者惊呆了,慌忙跑上去扶抱,而小隆基居然没事,天下都认为这是奇异的事。

  北宋编纂《册府元龟》时,将李隆基坠地无损的故事列入《帝王部·神助》类,其意图在于声讨武则天的“篡唐”。这当然是别有用心。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幼时的李隆基长得逗人喜爱,祖母武则天时常抱着他玩耍,有一次,竟尿在武后身上。武后非但没有生气,还夸李隆基有魄力,不畏王权,该尿时就尿。

  夕阳无限好,只是景不长。李隆基的命运随他爸爸睿宗被废而处于淡泊的境遇。他六岁那年,公元690年,宫廷里发生了一场恶性事件。六十七岁的老祖母竞以惊人的魄力与勇气,举行了正式登基典礼,尊号为“圣神皇帝”。武则天经由数十年的奋斗,跨越重重政治障碍,最终如愿以偿,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武则天自己称帝,建立了周朝,原来的李姓皇帝怎么得体地处置呢?降唐睿宗为皇嗣,赐姓武氏;宣布皇太子成器及隆基诸皇子为皇孙,也一律由“李”姓改为“武”姓。虽然睿宗本来就是傀儡,毫无实权,降为皇嗣并无实质性的影响,但毕竟是不愉快的事。

  爸爸被降黜以后,李隆基诸兄弟再也不能住在禁宫里了。天授二年(公元691年),父亲从皇帝宝座上下来了,他和儿子们也就被迁出皇宫,美其名曰“出阁”,实则是疏远调离。初次“出阁”,李隆基七八岁了,略懂世事,看到了一些深宫里无法看到的东西,“出阁”对于他取得基层工作经验,增长知识却大有好处。

  据手抄报记载,就在“出阁”那年,有一次,李隆基在秘书、保镖拥扶下,来朝堂拜见祖母,车骑严整,场面十分气派。当时皇宫保镖之一的金吾将军武懿宗,是武则天伯父武士逸之孙。武懿宗“嫉妒玄宗严整,排场拉风,因此想使绊子”。李隆基责骂道:“我家开的股份有限公司,**什么事!”这个故事反映了李隆基的英武倔强的性格。

  如果认为李隆基说“我家开的股份有限公司”是指李唐帝国,李隆基已有复兴李唐的朦胧意识,那就错了。试想,武则天刚刚称帝,睿宗及其诸子赐姓武氏,女皇统治正处于极盛时期,举国上下没有发生像过去徐敬业反抗那类事件。

  祖母武氏与孙子李隆基的关系虽然已由亲热渐趋冷淡,但还没有出现裂痕,所以李隆基不可能有改变祖母统治的政治理念。假使那句“我家开的股份有限公司”真的是指李家王朝,武则天是决不“特加宠异”的。“宠异”的原因在于对李隆基果敢性格的赞赏。而且所谓“宠异”,无非是一种惊奇情绪,跟几年前的宠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其实,李隆基说“我家开的股份有限公司”来回答武氏兄弟的刁难,倒是反映了武则天的儿孙们与侄子们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我家开的股份有限公司”即大唐帝国的股份今后由谁来董事。武则天称帝,一方面以睿宗为皇嗣,另一方面重用武姓侄子,封武承嗣为魏王、武三思为梁王,这本身就是个矛盾体,有军衔的没军权,有实力的没名分。

  武承嗣权势显赫,“自以为垂直于自己领导的企业单位多是纳税大户”。就在隆基兄弟“出阁”前不久,让一批人打着民意的幌子,“联名请愿让武承嗣当总经理”。这种活动遭到一些大臣的抵制。例如,李昭德说:陛下身有天下,当传之子孙,怎么能给侄子呢!

  武则天终究屈从于“传之子孙”的传统观念。但是,武氏侄子的实力地位急剧上升,给皇嗣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回顾长寿二年正月初一(公元692年12月3日),万象神宫拜祖大典时,女皇武则天、魏王武承嗣、梁王武三思三人主持献酒礼。在这样隆重的礼仪上。皇嗣没有出场,说明其处境已是十分不利的了。

  小隆基未必能理解爸爸睿宗浮沉的政治背景,但对武家的咄咄逼人的气焰还是能感受到的。隆基近九岁时,母亲窦氏和长兄成器的母亲刘氏,被秘杀于禁宫。这正是“天”上掉下个灾祸。

  公元692年12月4日,即大享万象神宫的次日,窦氏和刘氏来到内宫嘉豫殿,拜见婆婆武则天,回去后同时遇害。直到十八年后,睿宗重新登基,追封刘氏为肃明皇后、窦氏为昭成皇后。

  司马光认为,只有联系女皇登基以来复杂的政治斗争,才能揭开谋杀案件的真相。两年多前,武后改唐为周,睿宗降为皇嗣,原皇后刘氏也相应地降为妃子,窦德妃也丧失显贵的地位,她们心中自然忿恨不满。比如做个草人天天用针刺等,从来是历史上宫廷斗争的特用手段之一。

  窦氏、刘氏二妃院内挖出桐人,诅咒武后,据当时手抄记载确有此事。这反映了婆媳之间尖锐的矛盾。如果是韦团儿诬陷,查无实据,那么,武则天不会断然地害死两个媳妇。后来韦团儿又被处死,很可能是杀人灭口。可见,主犯是武则天。两位妃子遇害时,作为皇嗣的睿宗十分畏惧,竟不敢吭一声。

  因窦氏诅咒武后被离奇死后,庞氏只为女儿惨死而恐惧,绝不敢诅咒女皇武则天。在诬告成风的年月里,家奴告其主,以求官赏,如果稍加核查,真相不难弄清。可是,案件偏偏落在酷吏监察御史薛季昶手里,他以莫须有的罪名打小报告有功,被提拔为给事中,进而硬判庞氏坐斩。李隆基的舅舅出来说情,又碍于侍御史徐有功的面子,才免庞氏一死。

  对于母亲的惨死以及外祖父母一家的不幸遭遇,年近九岁的隆基是十分悲痛的。后来当了公司老总,还常常回忆起伤心太平洋的往事。李隆基追赠外祖父窦孝谌为“太保”,舅舅窦希碱等三人皆为国公。后代史臣评论说:“希碱让爵酬愚,可知遗爱。”

  刘妃、窦妃死后第二个月(腊月),睿宗诸子一律降为郡王。按照法律,皇子们封王,皇孙们则封郡王。因此,成器为寿春郡王,成义为衡阳郡王,李隆基从原楚王改为临淄郡王,隆范为巴陵郡王,隆业为中山郡王(后改封彭城郡王)。女皇武则天为了防范这些郡王的活动,还采取了“随例却入阁”的措施,把他们软禁在深宫。

  文明元年(公元684年)二月,唐中宗刚刚退居二线,武后就派人将李贤干掉。及至武后建周,改元“天授”,为了防止李唐亲友的叛乱,特地将李贤诸子软禁宫中。自那时至公元699年出阁,约十余年。至于睿宗诸子,天授二年(公元691年)十月初次“出阁”,开府置官属,既然不是一个档次的,显然不会跟李贤诸于同时幽禁。

  据说李隆基诸兄弟在禁宫的生活,被教官管教得很严厉,打骂是经常发生的事。当然,李隆基的处境可能好些。一则有所谓“皇嗣”的爸爸在宫中罩着,二则被窦德妃的亲妹妹悉心抚养。母亲被杀,李隆基近九岁,生活上有窦姨庇护,那境遇也就好得多了。幽闭宫中,可以与太常乐工相伴,学习音乐、书法、骑射等专业课程。

  李隆基诸兄弟幽闭内宫不久,发生了一件轰动朝野的事,那就是安金藏剖腹案。长寿二年(公元693年)一月,裴匪躬、内常侍范云仙因为私下会见皇嗣,结果在大街上被腰斩。然后,公卿大臣及其官后代们都不敢来见了,皇嗣身边进出的只有一些太常乐工。不久,又有人诬告皇嗣有反对武则天统治的图谋,武则天就派著名的酷吏来俊臣去查办。

  酷吏来俊臣给每人戴上手铐,大搞逼供。有个乐工名叫安金藏,使出吃奶的劲为皇嗣辩护说:“你既然不相信,请把我的心剖开来证明皇嗣不会造反。”紧接着就用佩刀剖腹,流血满地,昏厥了过去。女皇武则天知道后,被这壮烈的一幕镇住了。第二天,武则天亲临探望叹息说:“我的孩子还没你忠心啊!”于是,下令不再追究睿宗了。

  武后篡唐为周,引起了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新矛盾。睿宗由于自己被落选,加上两个妃子被杀害和五个儿子被幽禁,不满的情绪是难免的,但还不会有谋反的异图。武则天作为历史上杰出的女政治家,被权欲所迷惑。为了巩固女皇的绝对地位,镇压一切她认为是反对她的人。即使是儿子、孙子和媳妇,也决不手软。

  总而言之,李隆基在幽闭禁官的六年多里,早已失去了祖母武则天的宠爱,成为一个磨难少年。他目睹酷吏的罪恶行径,尤其是酷吏薛季昶和来俊臣惨无人道的暴行,既感到疑惧不安,又深恶痛绝。这段难忘的经历,对于唐玄宗政治思想的成熟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李隆基十五岁时,即武周统冶的后期,出现了重大的转变;武则天采取绥靖政策结束了酷吏政治,改善跟儿孙们的关系,协调封建统治集团的各种利益。于是,李隆基诸兄弟包括众多的堂兄弟重新“出阁”,恢复了自由,再回到洛阳。这时十七岁的李隆基已成长为热血青年,从深宫走向社会,走向民间,在政治上逐渐地成熟起来。

  皇太子的重新确立,标志着武周统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对于原李姓皇室子孙们来说,这无疑是天上掉馅饼。所谓“皇嗣”,就是下一任皇位的候选人。武则天一方面喜欢小儿子睿宗,另一方面愈来愈多地看到睿宗的懦弱和某些离异倾向。因此,更多地提拔侄子武承嗣和武三思。

  到圣历元年(公元698年)二月,“武承嗣、三思想当太子”,数次怂恿人向女皇武则天说:“自古天子未有以异姓为嗣者。”言下之意,武后为帝,当以姓武者为皇位继承人,而皇嗣睿宗则是李姓的大唐帝国的人。其实,武则天早已考虑到这一点,降睿宗为皇嗣,同时赐姓武氏。所以,从皇嗣的建置来说,并未违背以同姓为嗣的原则。

  问题在于:今后皇位传给“赐姓武氏”的儿子还是传给武姓的侄子?武则天虽然贵为皇帝,但毕竟是女流,碰到这个棘手问题。她曾长期犹豫不决,但最终还是遵循了传子的原则。大臣狄仁杰发微博告诫说:姑侄与母子谁更亲?陛下立子,则千秋万岁后,太庙香火不断,没听说过把侄子供在太庙里的。武则天采纳了这个建议。

  武则天把皇位传子不传侄的第一个原因:武则天不能摆脱上千年的封建宗法制度。中国封建社会的家族以男子为中心,所以所有需要继承的都是传男不传女。武则天虽能以非凡的气概,冲破阻碍女子称帝的种种传统观念的束缚,却无法在皇位继承问题上打破传统。

  武则天把皇位传给儿子,那就意味要从武周天下回复到李唐王朝。传给侄子,将来太庙配食问题又如何解决?武则天降睿宗为皇嗣,又赐姓武氏,就是她想解决传子不同姓的矛盾。而火眼金睛的狄仁杰强调没听说过侄子是天子,死了埋在姑姑的坟旁,恰恰是抓住了武则天的后一种担忧心情。结果,后者胜于前者。

  武则天把皇位传子不传侄的第二个原因:大臣中拥李帮实力雄厚。自武后称帝以来,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斗争十分激烈。高宗诸子与武后诸侄之间,拥李帮与拥武帮官员之间,充满着种种矛盾。有一段白色恐怖时期里,以武承嗣为首的诸武势力居上风,他们利用自己的势力,陷害忠良。

  大臣中如吉顼、李昭德、狄仁杰、张柬之、魏玄同等,虽效忠于女皇武则天,但他们认为心中的信仰和跟谁混,是互为补充,并非互相排斥。而笨死的武承嗣等却将两者对立起来,尤其是酷吏来俊臣被处决后,正直朝臣力量大增。在狄仁杰等拥李派的推动下,最终确定了传子。

  按理说,睿宗李旦早已成为皇位的候选人。但是,皇嗣的懦弱无能和无所作为,谁都知道,显然不是理想的人选。狄仁杰提出:召回庐陵王,立为皇太子。这一独到的见解得到大臣吉顼的支持。吉顼又鼓动女皇的相好张易之、昌宗兄弟说劝说拥立庐陵王好处大大的,加上大臣们具陈利害,女皇终于同意立庐陵王为皇太子。

  圣历元年(公元698年)三月,庐陵王从幽闭之所房州回到了神都洛阳。八月,武承嗣因为不能当选为太子,抑郁寡欢,结果一病就去伺候先皇了。九月,皇嗣睿宗说自己不舒服,请求辞职,庐陵王便被立为皇太子。又过三个月,赐太子姓武氏,可见武则天依旧担心武周天下回复到李唐王朝,说明她要做女皇的权欲至老不衰,至死不渝。

  圣历二年(公元698年)正月,辞掉皇嗣的李旦被封为相王。早在唐高宗时,作为皇子的李旦曾被封过相王,又改封为豫王,豫王(睿宗李旦)亦以武后少子不出阁,及自皇嗣为相王,始出阁。也就是说,因为武后的喜爱,小儿子李旦在高宗时未曾“出阁”。后来相继为皇帝(睿宗)和皇嗣,当然不存在“出阁”问题。

  圣历二年(公元699年)十月。李隆基兄弟五人脱离禁宫,也在东都积善坊“分院同居”,号称“五王子宅”。回想初次“出阁”,李隆基才七岁,那时父皇被降辞,武氏诸王气焰嚣张,日子很是不好过。再次“出阁”时,李隆基已经十五岁了,伯伯为皇太子,爸爸为相王,境况无疑是今非昔比。

  长安作为唐王朝的京城,是令人神往的圣地。李隆基十七岁时,跟随祖母来到西京,视野更广阔了。远在永淳元年(公元682年)夏,关中灾荒,唐高宗就带着武则天来到了东都洛阳。第二年年底,高宗得病,他曾经希望能延长自己一两月的寿命,一定再回长安,死了也没什么遗憾的了。

  武后辞退了中宗,干脆改洛阳为“神都”,并以此作为统治全国的行政中心。直至大足元年(公元701年)十月,女皇武则天率领太子、相王、宗室子弟以及官员们的家属,浩浩荡荡地进入关中,回到了阔别近二十年的长安。

  为什么要重返西京呢?首先,女皇年事已高,且又多病。公元700年,刚服了僧人胡超炼的“长生药”,健康稍有好转。作为老年的女皇帝,更不免思念西京和高宗坟陵。其次,在她看来,皇太子已立,放下了一件心事。她意识到儿子们与侄子们之间的争斗,特地叫他们在明堂发誓不要互相拆台,以为这样就可以相安无事了。

  人到暮年的武则天,安排好了朝代更替等事宜后,率领太子、相王、女儿和武氏诸王等入关。为了表示此行的隆重,宣布大赦天下,所有监牢里偷鸡的、摸狗的、酒驾判刑的都无罪释放,改元“长安”。所谓“长安”年号,一方面是说明重新回到西京,另一方面也是有长治久安的寓意,反映了武则天晚年的愿望。

  然而,长安三年(公元703年)九月,武后又发病了。臣僚们竟担忧她会逝世,可见病得够重了。如果说唐高宗渴望“只要回长安,死就没遗憾”,那么,武则天不回洛阳死,就有遗憾,因为“神都”是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统治全国的象征。所以,这年十月,武则天在原班人马的拥戴下,又匆匆地返回洛阳。

  在长安的两年里,女皇和太子等住在大明宫,而相王和李隆基诸兄弟则“赐宅于兴庆坊”。兴庆坊,也叫隆庆坊,在长安城东南角。传说,这里原是平民王纯家,这是个风水宝地。王家水井常常外溢,即著名的龙池。李隆基诸兄弟住在池北,如同在东京积善坊一样,一人一间,所以也称“五王宅”。

  尚辇奉御系殿中省尚辇局长官,从五品官,掌管宫殿里的舆辇,分其次序而辨其名数,参与大朝会和大祭祀。李隆基作为皇室子弟,年近二十,正好适合于这类任职。

  前面说过,李隆基幼小时聪明伶俐。李隆基确实是堂堂一表人才,高大英俊,直到北宋初还被称为“奇表”。可见,李隆基俨然是曹操式的人物,颇有抱负。

  李隆基青少年时代的生活道路是不平坦的。他一方面生活在皇宫和府第里,即使幽闭时仍有“临淄郡王”的封号,物质享受自然是丰厚的。另一方面,他又经历了宫廷内部的激烈斗争,跟父亲睿宗一样,长期处于险恶多变的境地。正是这种逆境生活状况,造就了李隆基英武果断、不拘小节的性格。

  复兴李唐帝国,无疑是李隆基的抱负。这种潜意识在再次“出阁”前后浮出水面。那时,他十四五岁左右,逐渐地对时局与政治有所了解。庐陵王立为皇太子,反映了复兴李唐的政治潮流的不可阻挡。尽管后来皇太子赐姓武氏,但在天下士庶的心目中,太子仍然是李唐王朝的象征性人物。

  在长安的两年里,李隆基耳闻目睹西京繁荣的城镇建设,更加培养了对李唐祖宗功业的感情。长安二年(公元702年)五月,大臣向武则天进言慷慨陈词:“当今太子回来了,女皇武则天贪图宝位而忘了母子深情,哪有脸面进唐家宗庙?”甚至尖锐地指出:“臣认为按照上天的意思,集团的股份还应给李家。”如果在十几年前说这些话,就会立刻被杀身。

  “五王”是指张柬之、桓彦范、敬晖、崔玄韦、袁恕己,他们是政变的策动者,后来被唐中宗封为王,所以称“五王”。所谓“二张”,是指张易之、张昌宗,这俩兄弟是唐初名臣张行成的族孙,时人呼之为“五郎”、“六郎”。由于他们是小白脸,善于歌舞,会炼丹药,女皇武则天晚年寂寞难耐,经常留宿兄弟二人。

  要匡复李唐,首先必须除掉张易之、张昌宗。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正月,由张柬之出面担任突击政变办公室主任一职,拉右羽林大将军李多祚入伙。张柬之鼓动说:“将军既然感恩于高宗,今天就是报恩的好日子。”李多祚表示不惜身家性命,愿意效劳。于是,制定了政变的实施方案,并派桓彦范和敬晖当代表去见皇太子,太子欣然同意。

  正月二十二日,张柬之、崔玄玮、桓彦范等率左右羽林兵五百余人,聚集于洛阳宫北门(亦称玄武门)。派遣李多祚、李湛等到东宫迎皇太子,王等人说:“今天需要兄弟们火拼,或许有很大伤亡,但目的只有一个——恢复大唐帝国李氏王朝。”紧接着,挟拥太子上马,奔至玄武门,逮住二张就地正法。

  “五王”诛“二张”政变是南衙执政和北门将军两部分的联合行动,以谋灭“二张”和恢复李唐为目标。胜利的原因跟控制玄武门有关,但从根本上说,是由于顺应了“复李氏社稷”的历史潮流。正月二十四日,女皇传位于太子。次日,唐中宗正式即位于通天宫。二月,复国号日“唐”,礼仪制度跟唐高宗永淳以前一样,并将“神都”改回为东都。

  相王在政变策划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正月二日,张柬之、崔玄韦、敬晖、桓彦范等迎太子,率羽林兵发动宫廷政变;而袁恕正亲自带着自己的马仔抄上家伙进入紧急状态,以备非常。内外配合,协同行动,从而保证了政变的迅速胜利。唐中宗即位后,为了表彰相王的功劳,特地封他为“进号安国相王”。

  李隆基没有资格直接参预密谋,他只作为副职随父亲相王而行动,在政治斗争中处于不能独立的角色。他对“五王”的人品极其敬佩,对诛“二张”的功业更是拥护。所以,到开元六年(公元718年),唐玄宗下诏,盛赞“五王”顺应天命恢复大唐,功劳是大大的,并对他们的离去表达了深沉的追念。

  二十一岁的李隆基,虽然跟爸爸相王经历了复兴李唐的斗争,但他毕竟没有能力单干,因为他还是没有政治影响的小人物。又经过一个五年计划的磨炼,经验与才能增长了,政治野心也膨胀了。到二十六岁那年,竟一举诛灭韦后势力。这是唐玄宗小试牛刀,也是政治生涯的转折点。

  五王政变胜利以后,唐中宗重新坐上皇帝宝座,立老相好韦氏为皇后。神龙二年(公元706年)十月,唐王朝中央统治机构办公室从东都迁回长安。这时,李隆基已担任卫尉少卿,掌管宫门卫屯兵,因而有机会更加清楚地了解宫廷里的事。他对伯父中宗寄予希望,不久,看到的却是韦后专权的腐败局面,以及新的宫廷政变。

  唐中宗和皇后韦氏,是经历二十二年患难的夫妻。按理说,应该珍惜来之不易的新生活,有一番新的作为。可是,中宗是个性情柔弱的主,新后则别有野心地开始涉足朝政上的事。

  韦后弊政的恶果之一,是安乐公主的放纵专横。历史不允许女子来继承皇位,安乐公主愤怒地说:既然已有祖母称帝的先例,为什么不可以当皇太女呢?这番话似乎有点冲决旧传统的气概。但是,安乐公主哪有武则天的才智与气度,决不是一个有所作为的人物。

  韦后参政的又一个恶果,就是武三思的恃宠专权。自武承嗣死后,诸武势力衰微,而跟“二张”之间的矛盾突出起来。因此,“五王”诛“二张”时,武三思是站在拥护中宗的立场上。

  而一些如侍御史冉袒雍拍马钻营之徒五人飞扬跋扈,当时人送外号“三思五狗”,干掉了李多祚。太子见势不妙,就冲出禁宫,向终南山逃跑,但很快被赶上也为人所杀。第二天,中宗根据大臣宗楚客的建议,用太子的头祭奠武三思、崇训尸枢。

  重俊政变那年,李隆基恰好二十三岁。以前,他大小经历过一些宫廷内争群体事件,包括五王政变,但都没有这次现场直播看得真切。一天之内,先是出奇制胜地诛灭武三思,接着就偃旗息鼓,归于失败。为三年后李隆基政变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重俊政变失败原因之一:准备仓促,贸然发动。李重俊本来只是因一时“不胜忿恨”而举兵,没有做长期的准备与周密的策划。他联络了李多祚等一些羽林将军三百余人。这支队伍用以消灭武三思父子,还是足够的。

  重俊政变失败原因之二:由于缺乏思想鼓动工作,随风倒的颇多。李重俊只注意收买羽林将军,而没有在士兵中作深入的动员。所以,中宗在玄武门楼上发出归顺有赏的呼喊,立刻产生了作用。于是“千骑”王欢喜等倒戈,在楼下杀了李多祚等人,余党遂溃散。太子李重俊逃至郡县附近,被自己的部众所杀。

  重俊政变失败原因之三:指挥上失误,缺乏果断的决心。当时三百余人进攻玄武门,而楼下守卫者仅一百多。如果猛然一击,乘势进攻,占领玄武门还是有点希望的。但是,李多祚等犹豫不战,所以丧失了战机。

  重俊政变失败原因之四:没有注意在舆论上申张正义。在封建时代,臣下包括太子举兵入禁宫,必然要顶着“犯上作乱”的恶名,在封建伦理上居于不利的地位。如何应付这种情况,李重俊似乎没有做过细致的考虑。

  重俊政变的失败,确实给李隆基以深刻的教训,李隆基兄高明的地方就在这,人家会提出问题——大胆提出假设——分析论证——模拟对策——得出结论。等事情轮到自己头上,我们将会清楚地看到:李隆基发动新政变的果敢毅力,诛灭韦后势力的斩钉截铁,是怎样巧妙地避免了他曾经亲眼见到的一个又一个失误,取得了胜利。

  重俊政变后一年,即景龙二年(公元708年)四月,二十四岁的李隆基外任潞州别驾。在潞州避暑胜地养精蓄锐一年半,开始了新政变的前期准备工作。然后从潞州,返回京城长安,更加抓紧密谋策划。前后两年里,李隆基都进行了充分的准备。

  李隆基从京城到潞州别驾,实际是降职使用。当离开长安时,许多亲友和粉丝长亭送别,尤其是同里居住的好友崔澄一直送到很远的地方才分手。李隆基的人马都离开很久了,送别的人还没有完全散去。可见,李隆基的潞州之行是引人瞩目的。

  李隆基走马上任,首先结交了地方豪富张睇。两人的交谊迅速升温,桃园结义时立誓友谊地久天长。不过这种友谊是以气味相投为基础,不见得有什么政治目的。但是,在地方豪强的心目中,李隆基毕竟是当官的,俨然是一位英姿人物,博得了他的拥护。

  不久,有个乐人名叫赵元礼,从山东逃难来到此地,卖艺为生,身边带有女儿,俊秀美丽,擅长歌舞。二十四岁的隆基一眼就看上了这能歌善舞的女子。

  唐代诸王溺于女色,临淄王李隆基也不例外。此前,李隆基已纳王氏和刘氏两妃。王氏后来为皇后,但一直没有生过儿子,这也给了李隆基兄另寻新欢一个合理的理由。刘氏生了儿子,名叫嗣直,即玄宗长子。至于歌女赵氏,就是赵丽妃,其子嗣谦即玄宗第二子。一人得道,爹哥升天,赵氏的父亲和哥哥在开元初皆至大官。

  除了结交地方豪富外,李隆基还十分注意广纳人才。李隆基在长安时已有一个贴身侍从,名叫王毛仲,系高丽人,出身卑微,但办事干练。这时,又碰见个李宜德。李宜德出身虽贱,但很有本领,所以李隆基不惜重金把他赎了过来。后来,玄宗回长安,二人成为李隆基发动政变时的得力助手。

  在潞州一年半,作为别驾,自然谈不什么政绩。但是,这一年半,恰恰是李隆基平生的重要时期之一。这时李隆基的别墅上空出现了紫气笼罩、降龙盘绕的景象。这些有的是臆造、附会,有的则是别有用心的活动。由此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李隆基在潞州时已产生政治野心。

  景龙三年(公元709年)九月,李隆基接到回长安的调令,便请一个名叫韩凝礼的搞个占卜活动。第一卦结束,其中一个筷子矗立不倒。凝礼说:“这是天子的祥云瑞气。”这种占卜固然是荒诞的,但也清楚地反映了李隆基的政治企图。后来,李隆基坐上皇帝宝座,给韩凝礼加官进爵。

  李隆基返回京城长安,也就罢去了潞州别驾职务。当时,他居住的兴庆坊已叫隆庆坊。前章说过,坊南有一龙池。关于龙池的传说颇多,有的望气者说:“这有帝王之气。”所谓“望气者言”,不过是替唐玄宗制造舆论忽悠观众而已。

  中宗游览幸隆庆池,结彩为楼,欢宴侍奉,中宗的到来,主要是寻欢作乐,并顺便拜访相王“五王宅”。是否有意窥测李隆基诸兄弟的动态,那就很难肯定了。如果确已发现李隆基的图谋,完全可以下令追查。看来,中宗没有把相王诸子视为最危险的力量。这是中宗和韦后在政治上的失算。

  李隆基在长安是暗中进行政变准备的。他在长安继续收买死党,加紧集结党羽。他把重点放在北门禁军万骑上,这是老谋深算的表现。众所周知,如果不拉拢这支禁卫力量,要想宫廷政变成功,是痴人说梦。太子李重俊失败原因之一,就是“千骑”王欢喜等倒戈。前车之覆,怎能不引以为戒呢?所以,李隆基特别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李隆基还广泛地结交各种有识之士,以组织亲党。例如刘幽求,早年曾向桓彦范、敬晖建议,乘势杀武三思。对于这种人李隆基是很器重的。又如名士祟晔,李隆基也慕名求见,在聚会上碰到了禁苑总监钟绍京、利仁府折冲麻嗣宗等,可见,共同的政治态度把他们连在一起了。后来他们都是李隆基发动政变的骨干。

  李隆基回长安的半年多,在暗地里加紧策划政变,而这一切活动都是以隆庆坊、五王宅为根据地的。社会上不时地流传着龙池、龙气的说法,多少反映了李隆基跃跃欲试的状态。但是,在中宗去世以前,李隆基仅仅是在窥测方向,决不贸然地举兵。这一点,正是吸取了重俊政变失败的教训,结果偷鸡不成蚀把米。

  景龙四年(公元710年)六月初,中宗之死使形势发生急剧的变化。二十六岁的李隆基及其谋士当机立断,果敢地发动宫廷政变,一夜之间就取得了完全的胜利。此时中宗中毒致死。

  自太子重俊起兵以后,虽然武三思死了,但韦后和安乐公主专权却愈演愈烈。景龙二年(公元708年)春,宫中传说皇后衣箱中有五色云出现,又有民谣称:走了武则天,韦后来接班。借此宣扬“天意”以韦后为“国母”,也就助长了韦后擅权的气焰。

  安乐公主也没有从丈夫武崇训之死的方程中得出必要的结论来。这时,又有了新丈夫,那就是武承嗣次子武延秀。

  至于中宗,虽然昏庸愚暗,但他毕竟是李家天下的大旗。这一点,跟韦后、安乐公主、武延秀等稍有区别。当中宗读到一系列言论后,不能不有所触动。他曾下密旨给大臣,看情况,在必要的时候结果了韦氏之党。谁知韦氏动作迅雷,已经与安乐公主等合谋,于六月二日毒死已经患病的中宗。

  中宗死后,韦后搬出幼稚无知的李重茂上台当傀儡皇帝(殇帝),自己临朝摄政。她还想爬上皇帝的宝座,准备对李旦下毒手。正在这个关键时刻,有胆有识的李隆基毅然决定发动宫廷政变。

  中宗去世却不发丧,暂时由皇后处理国事。中宗龙体周围的太监宫女都被韦氏用丹药毒得又聋又哑,目的就是防止消息泄露,六月的天渐渐热起来,为了不引起宫人们的怀疑,韦氏谎称自己得了一种怪病,需要用大量的鱼干来治疗,以此臭鱼气味掩盖死去中宗的气味。

  为了对付非常局面,韦氏在公检法等重要部门安插亲党,最重要的是她知道军队的重要性并设法掌握军权,先给从父兄韦温提拔做了京城禁军统领,专门守卫京城。韦后又让从子播、族弟璇、弟捷、谱等,分掌屯营及左右羽林军。当时调集诸府折冲兵五万人,分屯京城,一概由诸韦子侄统率。

  韦氏鼓吹自己奉玉帝旨意就是要给大唐带来革命的,玉帝旨意内容是:“大唐的天子虽然是我的孩子,但我也不能逆天办事,现在派韦氏下凡接替李氏,掌管大唐帝国。”

  为了防止中宗次子重福在均州起兵,韦氏下令:加强东都洛阳的留守力量,同时加紧军事训练,设均州为洛阳军区训练基地。同时又派遣使臣到关内道、河北道和河南道等地担任巡抚,实质上就是给中宗次子周围安了几个亲信,只要有行动我就知道,只要有妄动我就收拾你。

  从韦氏部署来看,这人决不会满足太后身份。这样发展下去,她很有可能重演武则天篡唐的故伎。韦后临朝改制的日日夜夜,也是李隆基策划政变的分分秒秒。李隆基及其谋士们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步骤,以保证政变的胜利。

  韦氏之党鼓吹奉玉帝旨意下凡为唐朝革命,闹得人心惶惶。而李隆基则以继承“唐命”相号召,于是关于“龙气”符瑞的说法广为流传。谁知“唐隆”与“隆基”有一个字巧合,竟成了李隆基“受命”的征兆,这是韦后所始料不及的。以“隆”为“龙”的舆论,确实使李隆基坚固了心理堡垒,让他人为其死心踏地。

  李隆基举兵要争取太平公主的支持。太平公主是中宗和相王的亲妹妹,也就是李隆基的姑母。太平公主和韦后之间有一定的矛盾。中宗一死,太平公主参与谋草“遗制”,地位相当重要,但韦后之党嫉妒相王和太平公主的实力,老想使绊子。李隆基显然摸透了姑母的政治态度,为发动政变成功又增加了砝码。

  李隆基举兵要进一步拉拢禁军万骑。李隆基虽然早已着手收买万骑,但以前都是秘密地进行,大家只是混个面熟,从未轻易地吐露自己的真正意图。而当韦盟接管禁军后,引起了万骑将士的不满,营长葛福顺、陈玄礼等常被韦氏父亲等人欺负。当李隆基兄讲出举兵意图,万骑将领踊跃参加这场拉力赛。

  经过紧锣密鼓的策划,最后共同商定了政变的实施方案。参与“建策”的有刘幽求、薛崇简、太平公主府典签王师虔、尚衣奉御王崇晔、利仁府折冲麻嗣宗、押万骑果毅葛福顺与李仙凫,等等。此事说明朝廷官僚中有相当一部分逐渐倒向李隆基。

  举兵方案既经各方协商和周密策划,所以也就能顺利地执行。六月二十日,李隆基改穿平民衣服,在随从李宜德和道士冯处澄的陪同下,离开五王宅,外出与刘幽求、薛崇简、麻嗣宗等会面。近傍晚时分,李隆基等约数人自禁苑南潜入,聚集在苑总监钟绍京廨舍,随时准备开火。

  当晚约二鼓时分,满天繁星如雪,刘幽求认为是动手的时候了。葛福顺奉命返回羽林将士屯守的玄武门,韦璇等人还在做美梦时被取了首级,羽林将士一看情况,都很高兴地倒向了李隆基这边。接着,把韦璇等人的首级送到麻舍,李隆基划了一根火柴看看没错。这样,玄武门羽林禁军基本上解决。

  六月二十一日,关闭宫门及长安城门,分别派万骑收捕韦氏的死党,斩死韦温、宗楚客等。诸韦向来门宗强盛,于京城南杜曲聚族而居,为了收礼,也不拉院墙,结果狗都没来得及叫一声就轻松地被干掉了,不到一天的工夫,京城内就安定下来。

  嫡长制继承法目的在于防止皇室内部的互相争夺,一生下来就灌输储君位子都是大哥的,不要再争了,以保证封建王朝“家天下”的稳定性与连续性。但是,事实上嫡长制在唐朝并不是吃得开。因为皇位的继承终究是由各位亲王集团实力决定的。睿宗即位,从根本上说是从重俊到隆基一系列政变的结果。

  回顾武则天登基以来,匡复李唐的潮流一直是难以阻遏的。所谓“武周革命”,不过是姓氏不同的皇帝之间的取代,在礼仪与政策上不完全是自立门户,另搞一套。武后执政,在官制、田制、税制、兵制、婚制、利举、学校等各方面,基本上沿袭了贞观、永徽时期的政策措施。因此,武周政权与李唐王朝并无实质性的差别。

  女皇武后专权时,都不敢谋杀高宗,而韦后竟牛到毒死中宗,这就必然是祸乱人心,自取灭亡。正是在这种“人神愤怨”的形势下,李隆基毅然以“拯社稷之危”为己任,一举诛灭韦氏之党。睿宗就职,赞扬李隆基“有大功于天地”,也就是说,李隆基所策划的政变,是合乎天下士庶的历史潮流的。

  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存在着各种群体与派系,它们根本利益是一致的,阶级本质并无区别。然而,由于各自的家族、地位、教养以及政见的不同,经常彼此争斗,明争暗夺,时而联合,时而拆散,呈现十分复杂的局面。例如,女皇武则天统治晚期,就有武氏集团、“二张”集团、“五王”集团等等。

  五王政变是一次各种“群体”集团包括武三思、相王、太平公主等联合一致,铲除“二张”集团,以实现“中宗复辟”的政权争斗。所以,唐中宗一再强调武三思和“五王”一样,都是有功劳的人。

  中宗重登皇位以后,各种“群体”集团又发生了新的变化与组合。武三思与皇后韦氏相勾结,搞掉了“五王”集团。韦氏代表的是新崛起的外戚集团。相比较而言,韦、武集团确实是腐朽的。

  唐中宗时期,后族干政,政治状况是令人失望的。从中宗、韦后到安乐公主、武三思,都曾标榜效法武则天。其实,他们推行的是武则天时期的各种弊政,至于武后政治中的积极方面,一丝一毫都没有继承下来。

  由于武三思勾结韦后,投倾人主,所以反对武氏的斗争又成为突出的问题。太子李重俊举兵诛杀武三思,标志着唐中宗时期宫廷内部矛盾的进一步激化。李重俊是唐中宗的第三个儿子,是后宫妃子生的,出身不太高贵,神龙二年七月被立为皇太子。

  神龙三年(公元707年)七月初六,太子分别用送红包、许官职收买了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等,于是李多祚等率领羽林兵三百人,攻进武三思、武崇训宅第,杀死了武氏父子。长期以来,多少人想除掉武三思的梦想,这回总算实现了。

  太子率众斩关而入内宫。中宗、韦后和安乐公主等躲到玄武门楼上,中宗在楼上呼喊:“你们原本不是我的敌人,为什么来犯,只要你现在回心转意,可既往不咎,悔过者官升一级。”果然有人倒戈。事实上,相王、李隆基跟韦后、安乐公主之间的矛盾,是不同“群体”集团争夺最高统治权的斗争。

  当然,就施政效果而言,韦后专权是武后政治集权的延续,在人心向背上处于不利的地位。韦后政治上无能,先是宠用武三思、武崇训、武延秀等,后则委权于韦温、韦播、韦璇等猪头干部,不会办事又不会用人。而原由武后选取的大批有才之士不为之用,这是韦后集团失败的原因之一。

  韦后智商不高,情商又低,政治敏锐性不强,缺乏远虑。李隆基秘密策划政变为时已久,韦后没有觉察到一些动静。期间某些大臣如李娇告之韦后要处置相王诸子,调离使用。他们掌管军权后,曾派兵五百人监视中宗次子重福,而对隆庆坊“五王宅”里的密谋则完全疏忽了。

  李隆基政变的成功的原因之一是下手早,做了较长期的准备,决不“轻盗甲兵”。早在“五王”诛“二张”的斗争中,李隆基还只是父亲相王的从属,尚未形成个人的独立力量。出任潞州别驾,开始纠集私人势力。召回长安后,加紧培植党羽,寻找各路的支持者。

  经过两年的努力,终于形成了团结在以李隆基统治为核心的政治势力周围的班子,为发动政变做了组织上的准备。而且,充分发挥各种人才的作用,各方商讨,周密策划,这也是李隆基的“成功”之道。正如旧史所称:李隆基擅长使用人才,凡事大家商量,寻求最佳处理方案,反复论证后再制定实施方案。

  李隆基政变成功的原因之二是重视对万骑将士的动员工作。历代宫廷政变的成败关键在于北门禁军,李隆基为此费尽了心机。当时,众人都埋怨不被韦氏重用。李隆基则乘机加以利诱与劝导,结果万骑将领纷纷表示“决死从命”。

  隆基政变成功的原因之三是深谋远虑,果敢灵活。人称“阿瞒”的李隆基,的确有一把手的雷厉风行的特质,确实具有曹操那样的谋略。离开潞州时,他就吐露了自己的政治野心。但在准备时期里,他只是积蓄力量,集结亲信,广纳亲党,却做得神不知鬼不觉。

  中宗一死,隆基兄就抓住机遇,毫不放松,制定国策,在短短十九天内,做出一系列的紧急部署。他曾发表即兴演讲说:“现在大唐处于危险时期,不早防治,一定会因为做工作晚而后悔。”李隆基善于分析政治形势,及时公开地打出“拯社稷之危”的旗号,这样就获得了广泛的同情与支持。

  从政变前后过程中,可以看到,李隆基已经不再是一个小学生,已经成为一个有胆有识的政治家。他策划的六月革命政变,本质上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但它跟以往的一些内争不同,在唐朝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李隆基“拨乱反正”的第一步,没有这“一锤子买卖”,也就没有未来的“开元之治”。

  六月政变的胜利,为李隆基登上皇位创造了一定的条件。然而,从被立为太子到监国,再到即位,还是经历了整整二十年的艰苦奋斗。这期间,严重的威胁来自姑母太平公主纠集的势力。李隆运用灵活的策略手段,化劣势为优势,终于摘取了皇冠。

  回顾唐初历史,秦王李世民是通过“玄武门之变”取得皇位;而平王李隆基取得太子地位,则是经由兄弟相让的途径而实现。长兄成器的推辞,避免了可能发生的“蹉血巢门”事件。总之,从具体方式上看,平王李隆基为皇太子,跟秦王李世民杀兄夺嫡有所区别,但是两者都体现了能者居上的原则。

  一般地说,争夺皇位继承权都属于封建统治者内部的争权夺利,谈不上有什么进步的意义。但是,总的来说,有能力的人当国家一把手更好些,因为“有功”者往往是综合性人才,知识比较全面,具有较强的施政能力,容易产生积极的效果。李世民取得皇位后出现“贞观之治”,李隆基取得皇位后出现“开元之治”,这就是例证。

  李隆基当太子不到四个月,所谓“太子不是长子,不应当立储君”的流言蜚语就传播起来了。制造这种舆论的不是长兄成器,人家放着后备皇帝一职都不干,干嘛会整这闲言碎语,谣言的缔造者是姑母太平公主。从此以后,太子集团和公主势力结了恩怨。

  由于公主的特殊功勋与地位,加上她沉断有谋,善弄权略,议政处事能力超过哥哥睿宗,所以睿宗即位后,每当宰相奏事,睿宗总是问:“与太平公主商量了吗?”再问:“与太子商量了吗?”这一先一后,固然是照顾辈份高低,但实质上反映了公主议政权力是在太子之上。睿宗听取意见时,不是偏向太子,而是偏向公主。

  为了粉碎废立阴谋,并从根本上消灭公主势力,李隆基及其智囊团也时时在密谋策划讨伐太平公主。如果说,密谋的先声足姚元之和宋琮的三点建议,那么,正式提出诛杀公主的则是谋士王琚。还在太子监国时,王琚曾以天下是太平公主当家的言辞,来激怒李隆基。

  李隆基针对公主的阴险狡猾,他就采取以理斗智的策略。所谓“理”,即维护皇位继承的合法性。的确,以非嫡长子为皇太子,不符合传统的继承法。对此,李隆基还拉拢隆范、薛王隆业入伙,成为自己的支持力量。

  针对公主的恃权骄横,李隆基则采取了以退为攻的策略。由于公主纠集的“朋党”势力的强大,朝臣多为其所用,李隆基不得不小心谨慎,每走一步就看一步,决不冒进。总之,在长达三年的宫廷斗争中,李隆基借助《孙子兵法》深入观察政局形势,见机行事,时而主动进击,时而以退为攻,化劣势为优势。

  李隆基虽然即位,但上有太上皇睿宗,侧有凶恶的太平公主集团势力。只有太上皇去了,收拾了太平公主,唐玄宗才真正地掌握了政权,一切政事都由皇帝处置了。七月三日事变是政局由不安定到安定的转折点。自李隆基出世以来,近三十年,由于皇位继承权的不固定,引起了连续不断的宫廷内争。

  封建时代的“治世”无不以政局安定为前提,而政局安定的关键恰在于皇权的巩固。从中宗到少帝,再到睿宗与玄宗,皇帝换了四个。还有不少人蠢蠢欲动打皇位的主意,弑杀与叛**替,祸变接连不绝。

  李隆基一踏上政治舞台,几乎就是处于斗争漩涡的中心。他本人通过一系列的政治体制改革,实现了从皇室庶子到太子监国再到正式皇帝的三步走战略。

  七月三日事变胜利不久,唐玄宗搞了一次耀武扬威的军事检阅。这年十月十三日,在这天大阅兵中,唐玄宗以突然袭击的方式,解除了功臣郭元振的兵权。郭元振早在武则天时就是一员名将,后来立功于西土边陲。睿宗即位,他的官当到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当然,强化皇权的关键还在于重用贤相姚崇。姚崇是杰出的政治家、皇权主义的维护者。姚崇原名元崇,陕州陕石(今三门峡市以南陕县)人。早在武则天时,由于才能出众,被提拔为宰相。后来,他不干了,还推举张柬之为相,并参与五王政变的实施方案设计工作。

  唐玄宗为什么要将功臣外调呢?原因是吸取了往昔政局动荡的教训,为防止可能发生的新的动乱。功臣们确实有功,没有他们的努力,自己难以登上皇位。但是,如今要安定皇室,就不能不注视着他们的动静。须知,功臣们大多是八面玲珑的人物,煽动能力很强,今日高兴了,选举你称王,明天一变卦就有可能选举他人。

  由皇室内争而演成祸乱,是常有的事。唐玄宗妥善地处理与兄弟诸王的关系,避免了可能发生的残杀。玄宗处理兄弟关系背后,自有猜疑、伺察与诈术等。但是,用友爱不伤感情的办法毕竟是占主导的,它对稳定政局起了良好的作用。为了表示愿与兄弟永远分享欢乐,唐玄宗还将自己服用的仙药,分赠给诸王。

  唐玄宗的“友爱之道”具有很大的作用,避免了可能发生的“祸变”,有利于开元时期政局的稳定。巩固皇权的又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加强对北门禁军的掌握。唐玄宗清楚地知道,以往每一次政变都跟禁军尤其是千骑、万骑与飞骑有关。要防止“祸变”再起,保障稳定的统治秩序,就非牢牢地抓住禁军不动摇。

  唐玄宗如此宠遇王毛仲的真正原因在于王毛仲是控制禁军的关键人物。李隆基为太子时,王毛仲曾以龙武将军的身份直接统领万骑左右营,并专管闲厩马。这就保证了七月三日事变的胜利,诛灭太平公主势力后,王毛仲地位提高了,自然不必亲自管辖万骑左右营,但是,万骑禁军还是由他控制的。

  青年李隆基励精图治,任用贤才,创造了“开元盛世”。

  唐玄宗知人善任。这是开元之治的成功经验。

  充分地发挥宰相的作用,就必须将权力下放,放手让宰相处理国务院的事情,对于细务不多加干涉。就在姚崇为相的第二天,唐玄宗回到长安,姚崇奏请圣裁,玄宗说:“你考虑多久了?”姚崇说:“有一段时间了。”玄宗说:“你考虑的结果一定比我现在回复你的更合适,放手去做。”

  为了进一步加强地方官的作用,贯彻“任贤用能”的原则,唐玄宗还采取了地方官与京官互相交流的措施,一方面让京官到地方体察民情,一方面让地方官来京城做官。

  尽管唐玄宗在国家政治体制上不可能做根本性的改革,但是毕竟为内外官员调动做了一些事。在玄宗的倡导下,不少京官被下派,纷纷到地方,一般都是三年。让他们独挡一方,施展才智,将大大改进地方吏治,很多还干出了一番作为。值得一提的是,唐玄宗还采取果断的措施,让公卿子弟去基层,使朝野震动不小。

  内外官交流的积极意义,一方面在于“出”,即选择京官中年轻干部者担任地方官,推动了地方吏治的整顿。另一方面还在于“入”,即选调有地方从政经历的、百姓口碑好的人为京官,对改善中央辅政将起重要的作用。因为这些官员能够了解基层,体察民情,他们的决策自然比较地符合实际,得以顺利地贯彻与执行。

  玄宗到了晚期,每位中书令任期只有三四年,经常调换,说是给新人发展的空间。而李林甫一干就长达十六年,形成了奸臣专权的局面,干部纪律作风问题日益严重。李林甫是利欲熏心之徒,大权独揽。由他荐引的牛仙客,是个“三无一专”干部,无才无能又无德,专门溜须拍马。

  在杨国忠的一手遮天之下,多次遇到自然灾害时,玄宗询问灾情,杨国忠却拿着大个的粟穗子给玄宗看,说雨大麦穗更大。下边有官员报告灾情,请求救助,他大发雷霆,命令进行严惩。杨国忠能力不高,但喜欢胡乱处理朝政,正事做不好,坏事却很在行。

  玄宗吃的是山珍海昧,一盘菜就吃掉十户中等人家的产业。唐玄宗完全舍弃了开元年间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变得奢侈糜烂,歌舞升平、美酒佳人的生活。政治上昏庸,促使奢靡成风,铺张浪费严重,终于把唐玄宗推上败亡的道路。

  朝政混乱影响了国家的经济。均田制在这个时期瓦解,税收急剧减少,但朝廷的花费却因为玄宗和杨贵妃的浪费而逐渐增多,国库的钱快花完了。政治的腐败还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因为招募的兵士都是一些无赖之徒,好多都是混饭吃,妄想一步升天的。

  玄宗对于唐朝的危机没有预见性,反而向外发动了一系列的战争。政治腐败与黑暗,助长了将领贪功求官的欲望。所谓乱世出英雄,为了挑起战争,并在战争中立功受赏、加官进爵,边镇的很多将领没事瞎捣乱,使得边境鸡飞狗跳的,玄宗的好战又是火上加油。初期边境安定的局面又被打破了,最终导致了安史之乱。

  唐朝所面临的困难,一是西边和吐蕃没搞好关系,误会引起开战,既然打仗就互有伤亡,这也损害了历来的睦邻友好关系。二是与西南的南诏国的关系紧张。由于边境将领都是大老粗,喜欢看热闹,致使本该平息的冲突日益升级,军事学校一时间生产不出合格士兵,结果唐朝只好拉壮丁和南诏开战。先后战死、病死的唐朝兵达二十万之多。

  杨玉环的童年是在蜀川度过的。从蜀川到河南,中原的风土人情,洛阳的繁荣豪华,无不吸引着富于好奇心的少女。

  玄宗第五次抵达东都那年,杨玉环这年十六,正当花样年华。皇帝亲自来调研,养父杨玄璇作为河南府衙吏,掌管津粱、舟车、舍宅、百工之事,自然也参与了接待上级主管部门前来调研的工作。在这时,唐玄宗与武惠妃考虑寿王的婚事,经多方的了解,终于选中了美女杨玉环。

  长生殿内济济一堂,击磬、弹筝、吹笛众乐伎早已恭候于此,跟维也纳的音乐会期待主唱一样。杨玉环一出场,果然是满堂皆惊,一片亮色照耀长生殿内。

  此刻众多乐器高手用心演奏,杨玉环也不由会心地点头。李隆基看在眼里,喜在心上,果然是个精通音乐的女子。

  一连多日,李隆基都与杨玉环流连在温泉宾馆。众人虽然心知肚明,却是“我路过,但我什么也没看见。”李瑁可什么也不敢说,整天扮演宅男,躲在家里生闷气。

  到了冬至日下大雪,天地之间白茫茫一片。中午纷纷扬扬的大雪停了,因天气寒冷所结的冰溜都形成条状。杨贵妃命侍儿敲下两条冰溜看着玩。玄宗下班回来问贵妃说:“你玩的是什么东西?”妃子笑而答曰:“偶玩的是冰筷子。”玄宗对左右侍从说:“妃子天性冰雪聪明,整个人也冰清玉洁,这个比喻修辞用得好。”

  一人得宠,全家升迁。杨玉环被提拔为贵妃,杨氏家族就以外戚的地位,亨有皇权赋予的种种特权。

  杨贵妃能够得到唐玄宗的宠爱绝不仅仅是容貌长得美丽,关键是有效地揣摩了玄宗的心理,而这也是后宫许多姿色艳丽的女子做不到的地方。一天唐玄宗与亲王下棋,并令贺怀智独奏琵琶,杨贵妃站在棋局前观看。唐玄宗眼看就要输棋了,杨贵妃将怀里的猫扔在棋盘上,扰乱了棋局以乱其输赢,唐玄宗因此十分高兴。

  在享受豪侈生活方面,李隆基和杨玉环两人基本上是相同的。但是,杨贵妃有一个特殊嗜好却为玄宗所不及,就是嗜食新鲜荔枝。荔枝产自巴蜀和岭南,如能保鲜运至京师,所耗人力、财力极其惊人。有时为让美人吃到一颗新鲜的荔枝,得一气跑死无数宝马和骑兵。

  在吃荔枝的作风问题上,也是年年上演着这样的悲剧。每年初夏,驿马就从两千三百多里外的四川等地方日夜兼程,把新采摘的荔枝送进皇宫。杨贵妃的一点小小爱好,却是人民的大大灾难。那时候各个驿站上累倒的宝马和赛车手不知道有多少。而被快马践踏而死的蚂蚁——无辜百姓,更是无计其数。

  杨贵妃是盛唐著名的歌唱家与舞蹈家,而唐玄宗又是多才多艺的皇帝。他们出于对音乐歌舞发展的关怀,唐玄宗建置了梨园、宜春院、别教院、小部音声等机构,着意教练与培养了一大批歌舞艺人,为繁荣盛唐艺坛绘制了绚丽多彩的新画面。

  一生中参与创作的音乐作品甚多,其中大部分是器乐独奏曲、合奏曲和大型歌舞曲。作品从各个不同的侧面,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他的政治生涯和唐代由盛至衰的历史面貌。

  安禄山范阳起兵的时候,唐玄宗和杨贵妃等正在华清宫里寻欢作乐,一派歌舞升平。由于叛军采取了地下行动,所以河北方面没有一点消息。最早的情报却来自太原。十一月初十,敌将何年等在太原劫走了副留守杨光婀。太原用快递向长安打报告,但是,唐玄宗认为情报是伪造的,不相信自己提拔的安禄山会造反。

  杨国忠被处死,全国老百姓家家放鞭炮,把这一天当做春节来过。除了杨国忠之外,还有另一个祸首李林甫。他俩做搭档唯恐天下不乱。而杨国忠终于把自己玩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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