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和私学的产生

匡匡

　　孔子之前的古代教育制度是由国家办学，就是所谓王官之学。这种教育制度的特点是官师合一、政教合一。这种官办的学校，教育大权由贵族垄断，只有社会上层的贵族子弟才有资格接受教育，而平民子弟没有接受教育的权利。由于文化教育没有下移，民间不能流传学术文献。

　　但是到了春秋时代，社会发生剧变，王室衰微，官学已经荒废停办，垄断在王官那里的文化典籍也散失四方，不少过去在官府教书的王官、巫祝、礼乐之士，也都流落到平民中间去了。因此，兴办私学已具备一定的条件。而且私学的产生也适应了当时文化下移、平民知识分子兴起的需要。孔子目睹春秋以来“礼崩乐坏”、“官失其守”、“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左传·昭公十七年》）的局面，他以“存亡继绝”的历史使命感，抢救并整理了濒临散失危险的上古文化典籍，同时，以此为教本，创办私学，实行了“有教无类”的办学方针。

　　孔子30岁时，他开始在民间创办私学，“始教于阙里”，并以小型学术团体的形式，开始了儒家学派早期的学术活动。

　　这时的孔子已是一个鲁国人所周知的品德高尚、学问精深的知名人物，求教他的学生自远方接踵而至。从他30岁起，一直到他仕鲁之前，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他的主要精力就放在了创立私学和从事传授“六艺”的教学方面。大约在孔子30岁时，他开始招收第一批弟子，他们在孔子那里，主要是学习“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这六门课程，主要是技艺、节文之事。这些课程在周代是属于小学的课程，重点是培养德行，陶冶性情，多从事于政治军事外交方面的训练，准备由他们担负起闻道救世的重任。

　　在孔子34岁后，他所创办的私学在鲁国已有很大的名声，连鲁国的贵族也将自己的子弟交给孔子教育。孔子之所以办学成名，也是因为他看到鲁国贵族在当时需要自己出来重新恢复礼乐文明。从此，鲁国掌权贵族孟僖子的两个儿子孟懿子和南宫敬叔都做了孔子的弟子。自此之后，孔子办学的经费得到了国家的补给，私学的规模也就越来越大了。

　　孔子教学活动的一个很大特点，是结合社会实际进行教学。在孔子以前，夏、商、周贵族学校是“学在官府”，教育内容十分简单，谈不上有多少理论性、知识性的教材，这与当时的文化尚处于较低水平有关。孔子在教学中，仍然采用这种礼、乐、射、御、书、数的课程，使他的学生在这六个方面能得到全面的发展。但是他又对教育内容作了重要改革，他研究整理了我国古代的大量文献，从中选出了《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部经典，作为教科书。这六部经书后来被称为“六经”或“六艺”。

　　孔子办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培养一大批能够参加春秋后期政治改革活动的志士仁人，因此，从培养人的良好道德品质出发，他将教育内容分为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将“德行”置于诸科之上。“有教无类”是孔子提出的口号，也是他创办私学的最大特点。所谓“有教无类”，历来有不同解释，或指出身、贫富不分类，或指族种、地域不分类。这种不分富贵贫贱一律教育的做法，在中国教育史上是自孔子创始的，对于当时的贵族政治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由于孔子教学是来者不拒，多多益善，相传他门下的学生竟达3000人之多，其办学规模可谓空前。由此可见，孔子办学极大地扩大了教育对象。他创立私学，教授弟子，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是罕见的。

　　其实，在春秋时代，私学的出现，不只是孔子一家，在孔子之前，或与孔子同时，就有许多著名学者兴办私学，只不过是以孔子兴办私学的规模和影响力最大而已。孔子办学之后，推动了私学的进一步发展，于是古代中国出现了许多民间的学术团体，许多著名学者带领门徒四处讲学，于是百家争鸣蔚然成风，形成了春秋战国的众多学派，出现了一种思想自由、学术繁荣的新风气。

　　私学的兴起冲破了西周官学等级森严的旧传统，使学校从宫廷、官府移到民间，教育对象从贵族扩大到平民，教师以私人身份随处讲学，学生可以自由择师，教学内容与社会现实生活有了较为广泛的联系。由于各家各派相互争论，又相互补充，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盛况。这既促进了学术思想的发展与繁荣，同时又培养出了大批的人才，还造就了一批闪烁着智慧光芒的私学大师，如孔子、墨子、孟子、荀子、韩非等。

　　春秋战国时期私学的发展，还促进了教育思想与教育理论的发展，不仅《论语》、《墨子》、《孟子》、《荀子》、《管子》、《老子》、《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典籍中保存了大量的教育资料，而且还出现了像《大学》、《中庸》、《学记》、《劝学》、《弟子职》等这样的教育专著。阐述了教育的作用、学制体系、道德教育体系、教学原则和方法、教师的地位等理论，成为这一时代丰富的学校教育经验与教育思想的总结，奠定了中国古代学校教育理论的基础。从此以后，中国古代学校教育制度，一是官学，一是私学，并且私人讲学之风绵延不绝

　　古代的学生运动

　　古代的学生运动，如推溯其源，则源自东汉。古代学子们在国家危难之际，有强烈的忧国忧民传统，也曾经爆发出一系列的学生运动。这些学生运动主要以请愿和讽议为主。如东汉的太学生运动以及演变到后期的党锢之祸，宋朝的太学生运动，明代的东林党人运动，以及近代的公车上书等。

　　东汉末年，外戚与宦官交替把持朝政，皇帝形同虚设。他们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强取豪夺；同时又把持官吏选拔大权，滥用亲朋，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堵塞了一大批有品行、有学识的知识分子的仕途。在这政治黑暗、社会动荡的年月里，面对外戚宦官主持朝政，国家命运和个人前途渺茫，有气节的士大夫大多退归田里，而东汉桓帝年间多达3万余人的太学生们，有感于自己家世的零落和政治前途的黯淡，以郭泰、贾彪等为首的一批学生领袖一方面在太学中进行反宦官政治的组织和宣传；另一方面，他们吸收社会上有识有才能者入太学，以扩充自己阵容。因此，太学成为当时又一政治活动中心，中国的年轻知识分子第一次出现在政治斗争的前线上。桓帝永兴元年（153）朱穆任冀州（今河北中南部）刺史，惩处贪官污吏和权贵。他又以宦官赵忠葬父僭越规制为由，挖坟剖棺查实并逮捕其家属治罪。桓帝闻讯大怒，反将朱穆判作苦役。因此，引发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学生请愿运动。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到宫廷向桓帝上书请愿，为朱穆喊冤。他们指责“中官近习，窃持国柄，手握王爵，口含天宪”，颠倒是非，滥用职权。朱穆忠心忧国，深谋远虑，是难得的贤臣。如非要判刑，则我愿代他受刑服苦役。桓帝只好赦免了朱穆。第一次请愿算是结束了。桓帝延熹五年（162），皇甫规平羌有功，因宦官徐璜、左悺向其敲诈贿赂不遂，便诬陷他侵吞军饷，判他服刑苦役。于是，太学生张凤等300余人又发起第二次请愿运动，上书为皇甫规鸣冤，皇甫规又因而得以赦免。

　　处士的横议与太学生的抗愤，给一批中、下级正直官吏在精神上和舆论上以极大鼓舞，一部分官僚和知识分子对时政提出尖锐的批评，贬抑篡权窃国的外戚宦官，褒扬不畏权势忧国忧民的清官廉吏，逐渐形成了所谓的“清议”。在野处士、在朝中下级正直官吏和太学生三股力量平行发展，交相呼应，形成了东汉末年反宦官斗争的政治高潮。然而，宦官们伺机反扑，终于酿出党锢之祸。在后期的“党锢之祸”中，太学生先后被捕者竟达千余人。

　　在北宋宣和七年（1125）十月，金兵逼近东京，宋徽宗借口患病，于十二月慌忙传位于太子赵桓（钦宗），朝野一片混乱。太学生陈东等人召集了700多名太学生，跪在皇宫正门宣德门（今御街）前上书救国，在李纲等主战派官员的协助下，蔡京等六贼得到应有惩罚，李纲被任命为兵部侍郎，人心大快。靖康元年（1126）一月，金兵攻城，徽宗南逃，钦宗及丞相李邦彦一伙投降派苟且偷安，力主乞和，借口罢了李纲和赶来救援的抗金将领种师道的官职，一时民怨沸腾。二月，陈东又率领太学生数百人到宣德门前伏阙请愿，东京数万军民也前往声援。但上书后钦宗竟传旨金兵退后再用李纲，愤怒的群众砸毁了宣德门前的栏杆，又赶到东华门（今东华门街）敲打登闻鼓，因久不见回音，又将登闻鼓砸烂。宋廷调打手欲施高压，陈东等临危不惧。民众怒火更加高涨，钦宗怕激起民变，被迫传旨恢复李纲和种师道的官职。宦官朱拱之有意拖延传达旨意，被人群当场打成肉酱，并一连打死恶宦官30余人。李邦彦退朝，被围住大骂，吓得他赶紧逃窜。直到李纲、种师道登上宣德门和大家见了面，请愿人群才欢呼散去。后经军民同心抗敌，金兵仓皇退离。

　　明朝天启年间的东林党运动也是有学生参与的。东林党代表城市中产阶级的改良集团，提倡自由讲学，自由结社。东林党认识到，要澄清吏治，首先要严肃京察，限制最反动的上层官僚和宦官的特权。他们抨议朝政，反对宦官们的腐败，取得了广大民众的支持与同情，形成了一股比较强大的社会力量。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4月，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战败，被迫派李鸿章赴日本马关签署《马关条约》，把台湾和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消息传出，举国震惊。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同悲同愤，一致谴责清朝政府的卖国罪行。人民一致要求惩办李鸿章，拒绝签订《马关条约》，继续抗战。5月2日，正在北京参加考试的各省1300多名举人，在广东举人康有为、梁启超的发动下，联名向清廷上书请愿，提出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的三项主张。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公车上书”（因汉代举人孝廉乘公车赴京，以后便以“公车”作为举人入京应试的代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