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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著名大学的校训

发表于 2019-1-25 21:15:3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一个学校的校训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学校的办学方针和风采,我国许多大学都有自己的校训。现举一些主要的如下。

  北京大学:蔡元培先生曾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八个字作为北大校训,广为人知。

  清华大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中国人民大学:实事求是。

  北京师范大学:学为人师,行为世范。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德才兼备,知行合一。

  北京理工大学:德以明理,学以精工。

  北京交通大学:知行。

  中国海洋大学:海纳百川,取则行远。

  中国政法大学:厚德明法,格物致公。

  中国矿业大学:开拓创新,严谨治学。

  中国药科大学:精业济群。

  中国石油大学:厚积薄发,开物成务(北京);惟真惟实(华东)。

  北京科技大学:求实鼎新。

  北京邮电大学:厚德,博学,敬业,乐群。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博学,诚信,求索,笃行。

  中国农业大学:解民生之多艰,育天下之英才。

  北京外国语大学:兼容并蓄,博学笃行。

  复旦大学: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

  同济大学:严谨,求实,团结,创新。

  上海交通大学:饮水思源,爱国荣校。

  华东师范大学:求实创造,为人师表。

  华东理工大学:勤奋求实,励志明德。

  上海大学:自强不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南开大学:允公允能,日新月异。

  天津大学:实事求是。

  重庆大学:耐劳苦,尚俭朴,勤学业,爱国家。

  哈尔滨工业大学:规格严格,功夫到家。

  哈尔滨工程大学:大工至真,大学至善。

  东北大学:自强不息,知行合一。

  黑龙江大学:博学慎思,参天尽物。

  吉林大学:求实创新,励志图强。

  大连理工大学:团结,进取,求实,创新。

  东北财经大学:博学济世。

  新疆大学:团结,奋进,求实,创新。

  兰州大学:自强不息,独树一帜。

  西北大学:公诚勤朴。

  西安交通大学:精勤求学,敦笃励志,果毅力行,忠恕任事。

  西北工业大学:公诚勇毅。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厚德求真,励学笃行。

  西安理工大学:祖国,荣誉,责任。

  山东大学:学无止境,气有浩然。

  青岛大学:博学笃志,明德求真,守正出奇。

  南京大学:诚朴雄伟,励学敦行。

  东南大学:止于至善。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智周万物,道济天下。

  南京理工大学:团结,献身,求是,创新。

  南京师范大学:正德厚生,笃学敏行。

  苏州大学: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

  南京农业大学:诚朴勤仁。

  河海大学:艰苦朴素,实事求是,严格要求,勇于探索。

  浙江大学:求是,创新。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红专并进,理实交融。

  安徽大学:至诚至坚,博学笃行。

  武汉大学:自强,宏毅,求实,拓新。

  华中师范大学:求实创新,立德树人。

  华中科技大学:明德厚学,求是创新。

  中南大学:经世致用。

  华中农业大学:勤读力耕,立己达人。

  四川大学: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西南交通大学:精勤求学,敦笃励志,果毅力行,忠恕任事。

  厦门大学:自强不息,止于至善。

  中山大学: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

  华南理工大学:博学慎思,明辨笃行。

  暨南大学:忠信笃敬。

  华南师范大学:艰苦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人师表。

  汕头大学:有志,有识,有恒,有为。

  湖南大学:实事求是,敢为人先。

  湘潭大学:博学笃行,盛德日新。

  江西财经大学:信敏廉毅。

  云南大学:自尊,致知,正义,力行。

  云南师范大学:刚毅坚卓。

  南华大学:明德博学,求实致远。

  清华国学四大导师

  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四大国学导师都是我国近现代最杰出的学者,当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正是由于拥有他们,创办两年后,其声望就超过了早于它创立的同类学校,并且,清华国学院由此开始,建立了中国学术独立的传统。他们并称为“清华国学四大导师”。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是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学者,生于广东省新会县熊子乡,举人出身。他和其师康有为一起,倡导变法维新,人称“康梁”。他早年所作的政论文,流利畅达,感情奔放,颇有特色。他晚年在清华学校讲学。其著作编为《饮冰室合集》。

  梁启超(1873~1929)

  1914年,清华刚刚建校3年时,梁启超就来清华演讲,他引用《易经》里的话来勉励清华学生要做君子,树“完整人格”:“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他的这次演讲对清华优良学风和校风的养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后,清华即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八字定为校训。

  学者梁实秋在回忆他在清华园聆听梁启超的演讲时说:“他穿着肥大的长袍,步履稳健,风神潇洒,左右顾盼,光芒四射,这就是梁任公先生。他走上讲台,打开他的讲稿,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是他的极简短的开场白,一共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这样谦逊同时又这样自负的话是很难得听到的。”

  陈寅恪,著名历史学家,学贯中西,是公认的20世纪最有学问、最有成就的学界大师。他的专业是中古史,曾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中山大学担任教授,还曾任牛津等外国名校教授。他的所有作品都以文言写成,而且学问高深,一般知识背景的读者难以理解。

  在20世纪20年代的清华园,陈寅恪曾被认为是“教授中的教授”,因为凡是他讲课,很多教授都会来听。他曾在国外断续留学18年,潜心读书和研究,但对“博士”、“硕士”学位之类,却淡然处之,因此连大学文凭也没拿过。然而就是这个没有学位的人,当在哈佛大学任教的赵元任被聘为清华园的导师时,哈佛大学却点名要陈寅恪继任。关于陈寅恪的学问,只从一点就可知其博大精深:他虽然不是语言学家,但他通晓的文字多达二三十种。

  王国维(1877~1927)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号观堂。在四大导师中,王国维是第一个来到清华的。王国维年轻时学习语言、科学、哲学和心理学、社会学,30岁之后研究文学。中年之后,又治中国古代史,在甲骨文方面取得了优异成就,奠定了他国学大师的地位。

  1923年,王国维曾应召为末代皇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1927年6月2日,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终年50岁。行前留遗书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赵元任(1892~1982),是“中国语言学之父”,中国近代音乐先驱者之一。28岁时,就被美国康乃尔大学聘为物理讲师。29岁时,他回到清华,担任物理、数学和心理学讲师。30岁时任哈佛大学哲学讲师。33岁时被聘为清华哲学教授。1938年后在美国夏威夷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任教。被选为美国语言学会会长,美国东方学会会长。1981年,北京大学授予其名誉教授称号。

  赵元任早年从事国语运动,后致力于语言学研究,在音位学理论、中国音韵学、汉语方言以及汉语语法方面有重要的贡献。

  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的院士

  原国立中央研究院(1928年6月~1949年4月)是民国时期最高学术研究机构,直隶于国民政府。其任务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实行科学研究;二是指导、联络、奖励学术研究。设有特任级院长一人,其下设行政、研究、评议三机构。

  1928年6月中央研究院成立后,陆续按学科分科设置各研究所,到1937年抗日战争发生时为止,已设立物理、化学、工程、地质、天文、气象、历史语言、心理、社会科学及动、植物10个研究所。物理、化学、工程3个研究所设在上海,其余各所均设于南京,并在南京成贤街旧法制局内设立总办事处(北极阁新址落成后,办事处迁往新址办公),以办理全院一般行政事宜。抗战期间,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分设于重庆、北碚、李庄、昆明四区。抗战胜利后,数学研究所筹备处、物理研究所、化学研究所、动物研究所、植物研究所、医学研究所筹备处、工学研究所、心理学研究所8单位,暂设于上海,总办事处及天文、地质、气象、历史语言、社会科学5个研究所设于南京。

  中央研究院设院长一人,综合管理全院行政事宜一人,承院长之命,处理全院行政事宜。研究所设所长职务,并指导研究事宜。中央研究院的首任院长是蔡元培,继任院长为朱家骅。总干事先后为杨杏佛、丁文江、朱家骅、任鸿隽、傅斯年、叶企孙、李书华、萨本栋和钱临照。

  中央研究院设有学术评议会,为民国期间国内最高学术评议机构。1935年6月19日,成立第一届评议会。1948年3月24日,中央研究院代院长兼评议会议长朱家骅在南京总办事处主持第二届语言会第五次会议,会期三天。25日,就第四次会议通过的院士候选人名单(共150人;其中,数理组49人,生物组46人,人文组55人)用无记名投标方式投票,选出第一届院士81人。会议决定:其中,数理组28人,生物组25人,人文组28人。本来要选100人,但有69人未超过半数票,只选出81人。会议决定以后每年续选15人。1949年,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在内地的院士选举中断。

  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名单如下:

  数理组:

  华罗庚,苏步青,严济慈,李四光,竺可桢,茅以升,黄汲清,许宝,陈省身,吴大猷,吴有训,李书华,叶企孙,赵忠尧,饶毓泰,吴宪,吴学周,庄长恭,曾昭抡,朱家骅,姜立夫,翁文灏,杨钟健,谢家荣,周仁,侯德榜,凌鸿勋,萨本栋。

  生物组:

  贝时章,童第周,王家楫,伍献文,秉志,陈桢,胡先骕,殷宏章,张景钺,钱崇澍,戴芳澜,罗宗洛,李宗恩,袁贻瑾,张孝骞,陈克恢,吴定良,汪敬熙,林可胜,汤佩松,冯德培,蔡翘,李先闻,俞大绂,邓叔群。

  人文组:

  郭沫若,冯友兰,杨树达,陈寅恪,顾颉刚,梁思成,马寅初,陈达,陶孟和,胡适,吴敬恒,金岳霖,汤用彤,余嘉锡,张元济,柳诒徵,陈垣,傅斯年,李方桂,赵元任,李济,梁思永,董作宾,王世杰,王宠惠,周鲠生,钱端升,萧公权。

  1948年12月,中央研究院开始向中国台湾搬迁。除总办事处、数学以及历史语言研究所较完整地迁到台湾外,其余各研究所大都留在南京和上海。在中央研究院81名院士中,迁至台湾的仅有凌鸿勋、林可胜、傅斯年、董作宾、李济、王世杰、吴稚晖7人,在国外的有陈省身、李书华、赵元任、汪敬熙、胡适、吴大猷等12人,其余50余人(除萨本栋等人去世外)均留在了中国内地。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中央研究院留在内地的各机构都被中国科学院接收。

  上列81人中,吴大猷后被任命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陈省身自1984年辞去美国国家数学研究所所长一职后,应我国教育部之邀,任母校南开大学数学研究所所长;严济慈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任第七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苏步青、黄汲清等任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其余如郭沫若、华罗庚、李四光、竺可桢、茅以升、童第周、贝时章、冯友兰、杨树达、陈寅恪、顾颉刚、梁思成、马寅初、金岳霖等人,都在新中国的教学科研工作或在领导工作岗位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抗战时的特殊大学:西南联大

  自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教育史掀开了惊心动魄的一页。

  当时日寇入侵,平津相继沦陷。华北之大,竟容不下一张课桌。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天津南开大学撤出的1600多名师生经过千里跋涉到达湖南长沙,在临时组建的长沙临时大学里继续他们的学业。三个月后,因日寇逼近,长沙不保,一大批知名教授、学者又克服无数困难,带领学生前往昆明。1938年4月28日,湘黔滇旅行团师生经过68天的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云南省会昆明。6天以后,汇集了三校师生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成立。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任联大校长。

  在中华民族处于危亡的关头,西南联大的师生们咬紧牙关,培育人才,创造了伟大的奇迹,使西南联大文化具有了独特的历史地位。

  当时西南联大的办学条件极为艰难,教室是土墙,屋顶仅盖一层铁皮,宿舍是土坯草屋,睡的是上下层双人床,室内灯光黯淡;教授们的生活也极为清苦;学生们简直得不到起码的温饱。可以说是艰苦备尝,饱经忧患。但是,广大师生们有一种不甘沦亡的坚卓刚毅精神。他们怀着抗战必胜的信念,深信胜利后国家重建,需要一大批人才,因而,教师们教书不忘国难,治学谨严,诲人不倦;学生们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广大师生们都认识到自己肩负的重大使命,形成了刻苦钻研、勤奋学习的优良学风。那时的联大校园,不论是树下、墙角、街头、茶馆,随处可见联大师生们孜孜以求,刻苦攻读的身影。遇到名教授上课,教室内外都挤满了人,好些人站着记笔记。当时校图书馆库藏书少,参考书不足,有些教授为了备好一堂课,往往四处寻觅有关书刊,常常深更半夜赶编讲义,遇停电时,更需秉烛笔耕。

  西南联大最突出的历史功绩是:由著名爱国教育家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等人为首组成的西南联大常委,聚集了原三校著名教授和当代精英,如闻一多、张奚若、陈寅恪、吴大猷、钱穆、陈省身、任之恭、扬振声、曾昭抡、杨石先、罗常培、罗庸、牛满江、潘光旦、吴晗、华罗庚、郑天挺、冯友兰、陈序经、施嘉炀、黄钰生、查良钊、周培源、费孝通、钱钟书等。名师出高徒,在他们的带领指引下,培养出蜚声国内外的大批杰出的科学家、教育家、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以及许多党政领导干部,如邓稼先、杨振宁、李政道、朱光亚、彭珮云、王汉斌、汪曾祺等人。八年抗战中曾在西南联大就读的学生共8000多人,其新属附中也培养出又一批杰出人才,如自动化专家戴汝为、文学家冯钟朴等。他们中的许多人是新中国各门科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是我国科技、文化、教育的中坚力量。正如纪念西南联大50周年校庆时,当时任云南省省长的和志强在祝词中指出的那样:“人才济济,名流如云。”像西南联大这样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高等院校,在我国教育史上是罕有的。它不仅为中国,也为世界的科学文化和人类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西南联大在我国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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