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艺与养身方术

鑫鑫

　　六艺

　　所谓“六艺”有两种概念，一种是指《易》、《诗》、《书》、《礼》、《乐》、《春秋》六种课本。但更多的是指六种为古代儒家所推崇的学识技术，即：礼、乐、射、御、书、数。

　　“礼”是奴隶社会的行为法则、规范、仪式的总称，是严格遵守奴隶社会的等级、名分、上下、尊卑和礼节的教育。它是关于人社交能力的学问，重在通过约束人的外在行为来控制人的内在欲望。这是“六艺”的核心，其他的训练也都是为了养成和达到它。

　　“乐”是音乐、诗歌、舞蹈等，是陶冶情操、节制欲望、缓和奴隶主内部矛盾的精神修养教育。“乐”是一门综合艺术，是关于对情感的理解和表达等方面能力的学问。它能够调和人内在的情感，和今天的艺术类学科相近，如“音乐”、“舞蹈”等。

　　“射”指射箭。通过它可以培养人的意志力。“射”甚至含有现今的联想论、意识论、意志论和目的论的内容，与今天的“体育”类学科相近。古人练“射”与狩猎或战斗并无太大关系，而是一种类似今人练气功一样的身心修养。藉此修养，射者才能够在礼仪秩序中怡然得体，培养出立身立国、尽职尽志的道德。

　　“御”指驾车，是关于实践能力的学问，与今天的“劳技”类学科相近。春秋时期对御手的要求是非常全面的，而且诸侯子弟们练此术也不仅仅只是为了打仗。他们在“御”的学习中渐渐磨炼出自身对纷繁事务的统筹安排能力，遇事的果敢机智应变能力。所以说，习“御”是人自身发展的需要，不仅仅是培养一种职业技术。

　　“书”指写字，能培养人对事情的记述能力、对书法艺术的理解和审美能力，与今天的“书法”、“美术”类学科相近。

　　“数”指计算，是对人思维分析能力与综合能力的操演训练。相当于今天的“理科”。“数”艺要求培养人算术、测算等方面的能力，它是今天的几何学、数学的源头。

　　田猎

　　田猎活动本是原始人类早期的一种主要生产活动，也就是围猎。后来逐渐演化成为奴隶主贵族阶级的娱乐享受和练兵阅兵活动。

　　田猎是先秦王室贵族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方面，集娱乐、健身、军事训练于一体。西周时期把田猎作为校阅军队的手段，在一年的春夏秋冬四季，每季都举行一次大规模的田猎活动。据《左传》记载：“春搜、夏苗、秋狝（音x iǎn），冬狩，皆于农隙以讲武事也。”所谓“春搜”指的是在春天进行编队训练，打不孕之兽；“夏苗”指的是训练野外宿营，除禾苗害兽；“秋狝”的任务是进行基本技术战术的训练，猎取壮大之兽；“冬狩”是进行全面的军事演习活动，猎取百兽。

　　田猎野生动物时也有“时禁”。这种“时禁”是为了保护幼小和怀孕的禽兽以及尚未孵化的禽卵，反对斩尽杀绝式的狩猎。目的是保证野生动物种群能够正常地生长延续。

　　在春秋战国诸侯争霸的年代里，不少有识之士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实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从而直接推动了军事体育的发展。田猎的军事演习色彩也越来越浓。军事训练与狩猎活动高度结合起来，既增强了体质、提高了武艺，又使军事训练的内容丰富多彩，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公元前613~前591年，楚庄王在位，为了增强国家的军事力量，他正式决定通过田猎来挑选勇猛的武士。当时就有人问他，现在天下大乱，大王你怎么会有闲心去打猎呢？楚庄王说，我哪里是在打猎呢，我是在猎获人才呀。因为在狩猎的时候，我才能发现谁最勇敢，而在分配猎物的时候，我还能看出谁最有道德。把既勇敢又有道德的人挑选出来，楚国的安全才有保障。由此可见，楚庄王是把狩猎作为遴选勇士的一种手段，而不纯粹是为了享乐。

　　魏晋以后，田猎活动就主要以娱乐为目的了，开展得也是有声有色，人们在“阳春嘉日，讲肆余暇，逍遥于郊野，聊娱游于骋射”，当他们满载而归的时候，“目送归波，手挥五弦，优哉游哉，聊以永年”，又显得飘逸自在。

　　射御

　　“射”指射箭，“御”指驾车，是古代十分受重视的两种技术。

　　夏商时期的学校非常重视习射教育，到了西周，更是把“射”、“御”列为学生的必修课。贵族奴隶主的子弟，13岁“学乐、诵诗、舞勺”，15岁“舞象、学射御”。射御既是军事技术的训练，也是体力的锻炼。

　　西周时期的射箭比赛，就是一种运动竞赛，比赛时有发令员、记数员、记分员、拾箭员等，有一定的方法和严格的规则，并通过比赛进行道德品质和意志的培养，与近代的运动竞赛相似。当时的射箭，教授五种技术，称为“五射”，即：白矢、参连、判注、襄尺、井仪。

　　唐·骑射俑

　　“白矢”指的是射穿箭靶；“参连”指的是连续射箭的方法；“判注”意为水平射；“襄尺”是平时射箭的方法；“井仪”指的是四箭射穿箭靶，形如井字。

　　以上五种技术，其实就是射箭的全过程，包括持弓、开弓、瞄准、发矢，为后世的习射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西周时期，还把“礼”和“射”结合起来，从而出现了射礼。射礼因射箭具有严格的礼仪程序和等级规定而得名，分为大射礼和乡射礼两类，前者是天子、诸侯、卿大夫的射礼；后者是卿大夫、士、庶民的射礼。不同的射礼，所奏的乐不一样，设的箭靶也不一样，目的是为了“明君臣之义”和“长幼之序”。在射箭的时候，要求每个人的动作如进、退、周、还，都要合乎周礼的规定。

　　“御”是驾驶战车的技能。

　　西周时期的战争，以战车作战为主，一国武力的大小，常以战车的多寡为标准，所以有“千乘之国”的说法。每辆战车用4匹马牵引，车上有甲士3人，1人在前驾车，后面左右各站1人，左边的是持弓箭的射手，是主要战斗员，也是一车的指挥员；右边的持矛击刺，并负责跳下车排除障碍。另有车甲士7人在车旁步行，以备替换车上的甲士。此外，每辆战车还附属有步兵数十人，随同作战。奴隶主阶级是军队的指挥者，也是军队的主力，因此，他们必须锻炼身体，掌握射御军事技术，他们的子弟在学校中也要受射御的训练，也就是军事体育。

　　当时传授的驾车技能叫做“五御”，也就是五种驾车的方法或礼节，即“鸣和鸾、逐水曲、过君表、舞交衢、逐禽左”。

　　“鸣和鸾”指的是“和”在轼上，“鸾”在衡上，马行车行，两相呼应，合于节奏。“逐水曲”指的是车傍水而行，道路蜿蜒曲折，能驾车逐水势之曲而不至于掉到水里去。“过君表”指的是驾车经过国君所在地时，御车向辕门直入，中而不偏，表示行礼致敬。“舞交衢”指的是御车于十字街道中，马的步度，车的旋转，彼此合拍，应于舞节。“逐禽左”指的是驾车田猎时，要能够把猎车驾御到禽兽的左侧，以便射杀。

　　这五种驾车控马的基本技术，是适应车战的需要，体现了由浅入深、由易而难、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

　　此外，古书中常讲到战车甲士的“超乘”技能，就是跳上战车的技能，所以，“御”实际上包括驾车技术、射箭本领、长矛技能和全副武装跳下和跳上战车的技能，对身体运动能力的要求是很高的，学校中“御”的训练，必然包括有身体运动能力的训练。

　　射御除在学校训练外，还在田猎中实践。周代金文中刻记说，周王命王子静和一些贵族子弟与臣仆们在学宫学射箭，两个月后，他们又参加了在“大池”地方的田猎，更证实了《礼记》等书上关于贵族子弟学习射御的记载。

　　养身方术

　　导引

　　“导引”是古代用来保健与治病的一种方法，具体内容包括后代所说的气功和体育疗法两种形式，是我国传统的卫生保健、祛病延年的体育项目。它主要由肢体运动配合呼吸控制及按摩等组成，所以又叫做导引行气术。

　　导引有着非常悠久古老的历史。据传说，在久远的“阴康氏”时代，洪水连年，泛滥成灾，人们长期生活在潮湿寒冷的环境中，得了关节凝滞、肢体肿胀等疾病。阴康氏就编制出一套治疗这种疾病的舞蹈，这就是最早的导引操。

　　六禽戏复原图

　　到了殷周时代，随着生活的相对稳定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逐渐产生了“长寿”的思想和愿望。

　　据《尚书》记载，当时人们认为有五件幸福的事，第一件就是“寿”。《诗经》中也出现了许多祝福人们健康长寿的诗句，如“使君寿考”、“万寿无疆”等。

　　为了增进健康，祛病延年，古代人十分注意总结有关卫生保健方面的成功经验。在我国最古老的医学巨著《黄帝内经》中，就已经有了“食饮有节，起居有常”的卫生知识。到了战国时代，古代养生保健思想已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在《吕氏春秋》一书中，就用“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的道理来说明运动的重要性。

　　也正是在这些运动养生观念的正确引导下，人们创造出了导引术。

　　“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伸，为寿而已矣。此导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庄子的这一段话，表明所谓的导引术，有两个方面的内容。前者是锻炼内脏器官的呼吸吐纳，后者是模仿各种动物形态的肢体运动，这也是最早的仿生学。它们的核心是突出一个“动”字。就是肢体的动作常常模仿某些动物的形象，如汉代人们所创造的“六禽戏”。古人发现某些动物的寿命很长，认为模仿这些动物，便可以长寿。东汉末年华佗“五禽戏”的问世，标志着导引术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

　　服气

　　“行气”（也叫做“服气”、“调气”，今称“气功”），是指吸纳大自然中的清新之气，以求延年益寿的方法，又叫做“食气”，它是一种主要以采集日精月华、松涛流泉等自然精气，来更替体内浊气为主的呼吸吐纳运动。

　　服气的历史非常悠久，自春秋战国时代始，在诸子百家尤其是道家思想的直接影响下，逐渐形成了一种统一的形神一体思想及运动与静养相结合的养生思想。古人发现某些动物的寿命很长，认为模仿这些动物，便可以长寿。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传说：有人在很小的时候，曾经拿了一个乌龟来垫床腿，几十年之后，这个人死了，他的家里人来抬床时，发现这只几十年不吃不喝的乌龟还活着。古人认为乌龟不死，是因为它的头一伸一缩在“食气”，于是创造了导引行气术。古人认为只要“食气”，就不但可以“辟谷”——不食人间烟火，而且还能长生。

　　按《楚辞·远游》:“餐六气而饮沆瀣兮，漱正阳而含朝露”；《庄子·逍遥游》有：“御六气之辩”；《抱朴子·释滞》有：“仙人服六气”。这些都是服气之法。《庄子·逍遥游》还载有神人“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三国志·华佗传》则有“古之仙者，为导引之事，熊颈鸱顾，引挽腰体，动诸关节，以求难老”。这就是辟谷。所有这些，都被道教内丹学说所吸收，成为积精累气的重要方法。

　　以后随着道教的发展，内丹学逐步发达、完善，大大促进了气功学的发展，成为中国传统养生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禽戏模仿了哪五种动物

　　“五禽戏”是我国传统的体育健身术，其内外兼练、体用兼备。

　　据考证，早在4000多年前，就有人模仿鸟兽运动之形来健身治病。如《庄子》中就有“熊经鸟伸，为寿而已矣”的记载。西汉马王堆三号墓内的帛画导引图有一些动作就是模仿动物的形态和姿势的。后来，东汉末期的医学家华佗总结了前人的实践经验和丰富理论，创编了“五禽戏”。据《后汉书·华佗传》记载：华佗曾对其弟子吴普说：“‘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动摇则谷气得销，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犹户枢，终不朽也。是以古之仙者，为导引之事……吾有一术，名五禽之戏。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鸟。亦以除疾，并利蹄足，以当导引。体中不快，起作一禽之戏，沾濡汗出，因上着粉，身体轻便，腹中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余，耳目聪明，齿牙完坚。”华佗的功绩在于将以前的功法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并组合成套路，通过口授身传进行传播，让大家强身健体。五禽戏开始并没有文字流传，到了南北朝时期，陶弘景的《养性延命录》用文字记录了下来。

　　五禽戏的内容主要包括虎戏、鹿戏、熊戏、猿戏、鸟戏。如虎之威猛、熊之沉稳、鹿之温驯、猿之轻灵，鹤之轻翔舒展，都属于刻意模仿。

　　象棋趣话

　　中国象棋步围棋之后，虽说在古代成熟得较晚，但仍是一项拥有广泛群众基础、雅俗共赏的棋艺活动。

　　据古籍记载，早在战国时代，盛行着一种原始的象牙制的六博棋，每方有棋子6枚，可说是中国象棋的前身。《楚辞·招魂》有“菎蔽象棋”之语，是中国象棋出现的最早的文字资料。

　　关于象棋的趣话历史上多有记载。

　　唐太宗李世民特别喜爱象棋，女皇帝武则天，简直可说是个象棋迷。据《梁公九谏》记载，武则天竟做了一个与天神大罗天女下象棋的梦，结果被天女战败，醒来后坐立不安，不知道这个梦是吉是凶，还专门招人占卜。其实，做梦梦到下棋，只是因为她平时迷恋下棋的关系。

　　古代象棋棋谱

　　唐明皇李隆基既喜欢围棋也喜爱下象棋。他常与杨贵妃对弈，其下象棋的方法又十分别致，不是在棋盘上落子，而是以人代棋子。命数十名宫女为棋手，在胸上缀以棋子名称，棋盘则绘图在宫殿金砖地上，在杨贵妃那“莺声燕语”中，宫女随之走动弈棋，其博弈的情景实在奢华。以人代棋的走法被传入日本后，演变成日本的“将棋”。

　　按《宋人轶事汇编》卷十九载：文天祥也非常喜欢下棋，著有《单骑见虏》等40局。相传即便他与象棋国手周子善游泳时，两人也在水中凭记忆用语言“盲棋”对弈。

　　明朝开国元帅徐达也善于象棋，年幼时就有“象棋神童”的美誉。有一次，明太祖朱元璋和徐达在莫愁湖畔下象棋，两人本来棋艺差不多，正是棋逢敌手。历来弈棋，各有输赢，当时朱元璋棋兴勃发，因此他向徐达打赌许诺，以莫愁湖作赌注，若是徐达赢了这盘棋，朱元璋就把莫愁湖赐给他。后来经过一番对弈苦战，结果，朱元璋还是棋差一着，被徐达胜了，朱元璋果然将莫愁湖赐给徐达，并在此建一座豪华的亭楼，名曰“胜棋楼”。

　　清代的乾隆皇帝也是个象棋迷。他经常与被清太祖封为铁帽子王的老豫王多铎的第四代小豫王下棋。俗话说“棋找对手，将寻良才”。两人棋艺相当，不分上下。有时，小豫王受命去宫中与乾隆皇帝下棋，有时，乾隆皇帝干脆去豫王府（北京东城区帅府园东口）找小豫王“博弈”。据传有一次，乾隆皇帝与小豫王下棋时，小豫王说：“这次要论输赢和高低，我若输了，皇上可拔掉我府门钉一颗。”乾隆皇帝表示同意。小豫王紧接着又提出一个条件：“皇上要输了，得给我加一份俸禄。”乾隆皇帝也高兴地答应下来。于是两人摆开阵式，拼杀激战起来，最后杀了个五比五平。小豫王对乾隆皇帝说：“我输给皇上五盘，皇上拔我五颗门钉。我赢皇上五盘，皇上给我加五份俸禄。”皇上是金口玉牙，哪能反悔，只好勉强答应下来了。小豫王走后，乾隆皇帝越想越不是滋味，我赢他五盘只拔去五颗门钉，输他五盘，却要给他增添五份俸禄，这不是有欺君之罪吗？但又一寻思，豫王是铁帽子王之一，不能加罪服刑，但为了教训小豫王的贪婪，乾隆皇帝下旨工部将豫王府院墙加高3尺，形同大狱的院墙一般。

　　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也谈及慈禧太后与一个陪伴她的太监下棋。只因太监下棋到兴奋处，脱口说了句“奴才杀老祖宗的这只马”，竟惹得慈禧太后大怒道：“我杀你一家子！”然后即刻叫人把这位太监拉出去活活打死了。据文献资料记载，慈禧太后下棋玩牌时十分霸道，宫女、太监等人陪她玩时，都十分小心规矩，生怕发生意外。即使下棋时能赢慈禧太后，也要在不露任何破绽的情况下，将这一局输掉。慈禧太后的跋扈，于此也可见一斑。

　　关于下棋的两则成语

　　作为琴、棋、书、画四大艺术的一部分，围棋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占有显著位置。自古以来，在探寻围棋艺术与人类智慧完美结合的同时，人们从中领悟到许多至理名言，因而出现了一些与围棋有关的成语，其中有的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举棋不定

　　出自春秋时期的《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弈者举棋不定，不胜其耦。”说的是下围棋而举棋不定，犹犹豫豫者无法取胜。这也是现存中国历史上最早关于围棋的确切记载。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此成语源起于南朝宋时《宋书·王微传》中的一封书信，据史书记载，从晋朝到南北朝时期，王氏家族不倒，之所以如此，则是其不为眼前个人利害所动，而能综观全局，考虑整体利益。

　　唐代王积薪的围棋《十诀》

　　唐代统治者对围棋的重视，使围棋在更广大的范围内获得更快的发展。因此，唐代棋手多如星云，其中最负盛名的当推王积薪。

　　王积薪是唐玄宗时的棋手，生卒年月不详，是唐玄宗开元、天宝间翰林院棋待诏。他从小就勤奋学棋，据说每次出游都会带上棋具，以便于随时与人交流棋艺。当时流传着这么一个故事：王积薪成名后，从不以名家自居，每次外出游玩，身边总带着一个竹筒，里面放着棋子和纸画的棋盘。他常把竹筒系在马车的辕上，途中不管遇见谁，哪怕是平民百姓，只要会下棋，都要下马来对弈一盘。谁要赢了他，还可以享用他所款待的一顿佳肴。开元初，王积薪在太原尉陈九言府的“金谷园”与另一名国手冯汪连弈九局，大胜之。加以评注后，名为《金谷园九局谱》。

　　传说天宝年间，安禄山叛乱，王积薪随玄宗入川，遇两妇人高手深夜盲弈，于是甘拜两人为师。两人为王积薪讲解深夜对局，使其棋艺更加精湛。

　　王积薪在当时之所以名震天下，不仅是因为他棋艺高超，而且还在于他根据前人和自己的实践经验，提出了一套围棋理论，总结出围棋《十诀》。这《十诀》为：

　　一、不得贪胜；二、入界宜缓；三、攻彼顾我；四、弃子争先；五、舍小就大；六、逢危须弃；七、慎勿轻速；八、动须相应；九、彼强自保；十、势孤取和。

　　围棋复杂多变，而王积薪仅仅以这十条，40字，极其简练、准确而又通俗地概括了围棋实战中的战略和战术；总结了全局和局部、进攻和防守中的一些重要原理。有了这十条，便可把握住围棋实战各个阶段的关键之处。

　　《十诀》的影响十分深远。宋、明、清的棋手，莫不以《十诀》为座右铭。他们在探讨围棋理论时，也都把《十诀》作为基本原理，在《十诀》的基础上，不断发挥和提高。《十诀》是我国古典围棋理论中的瑰宝之一。

　　蹴鞠与现代足球

　　足球运动在中国的历史，最早可上溯到2000年多前的战国时代。据史料记载，在当时的齐国和楚国，被称为“蹴鞠”的古代足球颇为流行，是民间的主要娱乐活动之一。“蹴鞠”一词，最早载于《史记·苏秦列传》，苏秦游说齐宣王时形容临淄：“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蹋鞠者。”“蹋”即“蹴”，踢的意思。“鞠”，球，即古代的足球。汉代的《西京杂记》、《盐铁论》、《蹴鞠新书》、《刘向别录》中都有关于蹴鞠的记载。三国两晋南北朝时，蹴鞠的习俗依旧流行未衰。

　　唐代时，蹴鞠仍是一项很普遍的运动，但是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已经有了充气的球。以前的球是用皮作面，里面填充毛发，而唐代的球却是充气的了。出现了带球门的踢法。而且踢法也更加多样，仅仅无球门的踢法就有一人或几个人单独踢，称为打鞠；两人对踢叫做白打；三人以上共踢称为场户，如三人场户、四人场户。

　　宋代蹴鞠在唐代蹴鞠的基础上又有了很大的发展。鞠球的制作工艺有了很大的发展。它已不是以前的由两片球壳合成，而是由六片或八片尖片缝成，使得球更加容易踢。宋代还取消了双球门踢法。唐代的双球门，对抗性较强。宋代仅保留单球门踢法，对抗性减弱。这是蹴鞠运动的退步，但是它的表演性增强，使得宋代的蹴鞠逐渐向杂耍方向发展。

　　历经汉代和唐宋时期的不断改良和发展，“蹴鞠”活动不但在民间不断兴盛，甚至成为王宫贵族的宠物。但从元代开始，人们的价值观出现了改变，“蹴鞠”被看做是不务正业人的活动，因此，它的活动范围逐渐缩小，及至明清时期，古代足球活动已经越来越呈现一种衰落的态势。

　　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足球诞生在英国。足球运动在英国的历史也久远，相传中世纪的英国人就已经开展了足球活动。1490年，英国人正式把这项活动定名为“足球”。1863年10月26日，英国一些足球组织的负责人在伦敦召开代表会议，成立了世界上最早的现代足球运动组织——英国足球联合会，并统一了14条足球比赛规则。其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是，规则中规定足球比赛中只能用脚踢球，而不能用手触球，这一规定大大促进了足球运动的发展。后来，国际足坛把这一天定为现代足球的诞生日。

　　现代足球是随着战争来到中国的。1840年的鸦片战争，英国人用大炮轰开了清王朝封闭的国门，足球也随着殖民者由香港传入内地。19世纪80年代前后，香港皇仁、圣约瑟等学校的华人学生开始模仿英国人踢足球，随后，足球运动开始在一些沿海城市学校发展起来，校际之间交往频繁，对足球运动在我国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以香港南华足球会为班底的中国队在1915~1934年间，曾连夺九届远东运动会的足球冠军，并远征澳大利亚，用足球改变了中国人在外国人眼中的“东亚病夫”的印象。这期间，涌现出包括亚洲球王李惠堂在内的一大批中国现代足球先驱者。

　　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周恩来和贺龙等中央领导的亲切关怀、支持以及广大足球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新中国的足球运动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新中国的足球在蹒跚中起步，发展的道路上又充满了曲折。但是，我们有自信，蹴鞠活动的现代版——现代足球，将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青睐，中国的足球水平也将不断提高。

　　唐代的马球运动

　　马球是一项骑马持杖击球的体育活动，唐人称其为击球、打球、击鞠等。大约在唐太宗贞观年间由吐蕃（今西藏地区）传入中国内地，故有人认为马球当起源于今天的西藏地区。由于藏族人从古到今都以畜牧为主，唐时吐蕃又拥有一支精锐强悍的骑兵部队，故这项以马为主的体育活动源于西藏之说当较为可信。

　　马球是一项竞技性很强的体育运动项目，又和古代以骑兵为主的作战形式极为相似，故又具军事训练的特殊性质。因此，马球一经传入，就和唐初盛行的“尚武”之风一拍即合，当即受到了唐朝达官贵人的青睐，唐代皇帝更是喜球入迷，竞相在宫殿亭台内外和禁苑御汤附近修建球场，经常组织禁卫军部队和神策军士进行比赛。因此，宫廷的马球运动异常活跃。

　　据有关文献记载，唐中宗李显就是唐代诸帝中第一个马球迷。而一代风流天子唐玄宗年轻时也嗜球入迷，经常策马挥杖，驰骋于球场，故球技高超，堪称一流。唐玄宗以后的穆宗、敬宗、宣宗和懿宗、僖宗等，大都喜爱马球，大有后来者居上之势。

　　由于皇帝的热衷嗜好和倡导力行，以及马球运动所具有的军事训练的独特性质，禁卫军和神策军的将士就成了宫廷马球运动的主力和骨干力量。又因马球运动能够增长军人策马控驭的技艺，提高身体素质，并培养机智灵敏的反应能力，有利于实践水平的发挥，所以宫廷经常举行“球鞠之会”，渐成惯例。更为重要的是唐代诸帝对球技出众的禁军将士，除赏赐金帛钱物以外，还往往破格提拔，甚至特设“击球将军”之职，对其进行表彰奖励。这样，马球运动便成了一些禁军将士入仕进身的重要途径。

　　唐代宫廷的马球运动不光神策军士、宗室诸王、内侍宦官和唐代诸帝参加，而且很多宫廷女子也经常淡妆浓抹，驱马挥杖，驰骋球场，进行角逐，从而成了亘古未有的一支女子马球队。1981年9月，陕西临潼的一座唐墓中曾出土了四件小巧玲珑、造型生动的白陶彩绘打马球俑，全是宫女形象，头挽蚕形髻，身着各色紧色坎肩，左手拉缰，右手上扬，伏身向前作击球状，姿态娇柔刚健，造型栩栩如生，生动地再现了唐代宫廷女子进行马球比赛的勃勃英姿。

　　正是在唐代宫廷的倡导和影响下，大约从唐中宗时期开始，马球运动遂在达官贵人和地方军营中迅速兴起，并风靡全国，后来还传播到了日本、朝鲜和欧亚地区的很多国家。

　　宋、辽、金时代马球运动也很盛行，明代以后，马球运动逐渐走向衰落，到了清初，因政权尚未巩固，统治者害怕人民借习武和骑马起来反抗，马球运动也被禁止了。虽然在清康熙之后，随着政权逐步稳定，马球作为娱乐活动又开始出现，但与其鼎盛时期已是远不能相比了。

　　龙舟竞渡

　　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人在木船身上画上龙首、龙鳞和龙尾，这就是龙舟的最早雏形。

　　龙舟竞渡的习俗，相传是为了拯救战国时溺水的爱国诗人屈原。其实，在屈原未投江之前，我国各地就有了龙舟竞渡这种水上运动了，只是大多不是在端午节举行的。按《旧唐书·杜亚传》载：“江南风俗，春中有竞渡之戏，方舟并进，以急趋疾进者为胜。”

　　到了唐代，端阳竞渡，比前代也有很大的发展。唐代竞渡的船只，被称为“龙舟”，在船首建起龙头，船后竖起龙尾，船的两侧刻画龙纹，气势非凡，壮观豪华。唐代竞渡的目的，不再只限于纪念屈原或其他英雄人物，而是一种以赢得胜利为目的的竞赛活动。竞渡时，在终点“爰挂锦彩，从风为标”，以夺得“锦标”者为胜。竞渡这一天，士民百姓、文人学士、达官贵人，都纷纷涌向现场，或呐喊助威，或一饱眼福。其规模之大，气势之伟，“崇山可破也，青天可登也”。可见，在中国古代，龙舟运动就已经深入人心，受到广泛喜爱。

　　到了现代，龙舟运动更加发扬光大。为了推动这项运动的开展和运动技术水平的提高，1984年，国家体委决定把它列为全国正式比赛项目，并在广东省佛山市举行了全国首届“屈原杯”龙舟赛。1985年6月6日在湖北宜昌市宣布成立了中国龙舟协会。龙舟竞渡既是运动项目，又是观光项目，参赛和观赛的人每每成千上万。

　　龙舟竞渡不仅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而且早已传到国外。从亚洲、非洲、大洋洲到欧洲，都有不少国家举行龙舟竞渡。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经多次在世界各地举办了大规模的国际性龙舟比赛。

　　民族节日与体育

　　我国各民族的传统体育活动，与民族的传统节日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可以说，各民族的传统体育活动，是民族节日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

　　节日为体育活动提供了良好的场所，体育活动又为民族的节日内容增添了纷繁多姿的色彩，相得益彰，互相生辉。

　　祭祀性的节日活动

　　这类节日形成的时间较早，当时自然科学尚不发达，人们对一些自然现象还不能用科学道理加以深刻地解释，于是就通过舞蹈，模仿自然界、动物的形态及动作来表达图腾，以示对祖先的崇拜，对万物之神的敬仰，以此来取悦神灵，祛除人世间的灾难，保佑人畜平安、五谷丰登。这种原始信仰的祭祀活动，在我国一些少数民族中，逐渐演变为节日活动而固定下来，代代相传直到今天。

　　例如，在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等地的苗族群众中，每年有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龙船节”，届时往往有几十只龙船在清水江中比赛竞渡，参赛人数相当多，方圆几十里的群众都前往观看，江畔人海歌潮，节日气氛热闹非凡。节日期间还举行赛马、斗牛、踩鼓等体育活动。又如，生活在台湾岛最南端屏江县等地的高山族，现在还保持有最为隆重的“五年祭”节，顾名思义，即每隔五年祭祀一次。这项活动表达了人们感谢祖宗保佑丰收并求赐予来年收获和幸福的美好心愿。每到节日时，成群结队的人们聚集到村子的公共场地观看竿球比赛。此外，还有藏族以求得佛祖保佑的“朝山节”等宗教性质的节日活动，都融合有体育活动的内容。

　　纪念性的节日

　　这类节日大都是各民族为纪念本民族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缅怀本民族英雄人物而确立的。例如云南的傈僳族，每年农历二月初八要举行“刀竿”节。相传明朝时，外敌入侵云南边境，朝廷兵部尚书王骥率兵前往，依靠当地傈僳族人民的鼎力相助，很快赢得了胜利。但在班师回朝的途中，二月八日被奸佞杀害。为了纪念抗击侵略的英烈，人们以上刀竿表示前赴后继的决心，并将此定为“刀竿”节。又如，贵阳附近的苗族有纪念古代英雄“亚努”的传统节日“四月八”节。而在西藏拉萨，每年藏历四月十五日，都要在布达拉宫后面的龙王潭畔举行纪念释迦牟尼诞生、圆寂成佛和唐代文成公主进藏的纪念活动，称为“萨噶达瓦”节。这些节日活动的内容紧扣节日的主题，且伴有体育活动的内容。

　　庆贺性的节日

　　最典型的莫过于汉族的春节、藏族的藏历年、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的开斋节、傣族的泼水节、哈尼族的十月年节，等等。许多民族和汉族一样，也以春节作为自己的主要节日，节日期间的民俗活动、体育活动多种形式并举，异彩纷呈，构成了节日活动中的喜庆氛围。开斋节是伊斯兰教的三大节日之一，我国的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乌孜别克族、东乡族等民族均有欢度开斋节的习俗。节日期间，除了大家互相祝贺、互致问候、唱歌跳舞、聚会言欢等民俗活动的内容外，有的民族还要举行刁羊、赛马、套马、摔跤等体育活动。哈尼族的十月年，又称“年收扎勒特”。节日中人们探亲访友、赶场聚会，男女青年除唱歌跳舞外，荡秋千、摔跤也是必不可少的内容。傣族泼水节是庆祝傣历新年、节日的第一天，称“桑刊日”。这一天，在西双版纳州的沧江畔，万人云集观看龙舟比赛是节日中的主要内容之一。壮族的春节除守岁燃放烟花爆竹迎新以外，节日期间还要举行抛绣球、耍龙、踢毽子、打谷榔等传统体育活动。此外，还有节令性的庆贺节日，如四川马尔康地区的羌族有“赏花节”，每年七月的花开季节，人们带着青梨酒来到山花烂漫、禾苗青青的野外欢度“赏花节”，除赏花品酒、唱歌跳舞外，还要进行摔跤、赛马、射箭等活动。

　　社交娱乐性的节日

　　古代少数民族由于居住分散、交通不便等原因，他们平时很少能够交往。所以，只有规定的固定日期和地点，使大家能够有个社交和经济、文化交流的机会，也包括青年人的谈情说爱的内容。在这期间，文体活动也是必不可少的。例如壮族的“三月三”节，每年农历三月三日，广西壮族地区都要举行歌圩。这天青年男女穿上节日盛装，云集在山头野地或山林草坡即兴对唱山歌、相互盘答，还要对阵抛接绣球以传递爱慕之情。姑娘们赠以绣球，小伙子则报之手帕等物来缔结百年之好。布依族在每年正月初一到二十一都要举行传统的“跳花会”节。在平坦的大草坝上，青年男女们和着雷鸣般的鼓声和铿锵悦耳的铙钹声载歌载舞。以上这些活动，除带有择偶色彩的社交娱乐外，还有不少属于体育活动的性质。白族的“绕三灵”，也属于这个范畴，人们吹拉弹唱、一路欢歌，既锻炼了身体，又愉悦了身心。

　　总之，在我国几乎所有的民族节日中，都伴有体育活动的内容。可以说，中国各民族传统体育与民族节日活动有机结合、密切相联，这是各民族传统体育的一大特色。

　　武术比赛项目

　　武术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不断创造、逐渐形成的一个运动项目。

　　武术在发展中，出现了两大类别：一类是具有攻防格斗作用的实用性较强的技术动作，它紧密围绕军事技术的发展而发展。另一类则是适应表演需要，把攻防技术反复加工提炼而逐步形成的套路技术，艺术性较强，具有固定的动作次序；既有单练，也有对练；既有短兵对短兵，也有长兵对短兵等形式。

　　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武术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地域因素的影响。又由于它基本属于纯粹的民间文化，所以它一直保留着原始古朴的风貌，没有受到外来文化的太多影响。

　　中国武术的主要流派都是从地域性文化派生出来的，这些主要流派一般称做“拳系”，每一个拳系中又包括若干个拳种。迄今为止，中国武术大致有七大拳系，即少林、武当、峨眉、南拳、太极、形意、八卦。此外，一些少数民族还有自己独特的武术流派，有些无法包容在这七大拳系之内。

　　中国武术还包括跤术，在汉族、回族、蒙古族、满族等民族中流传甚广，其中的蒙古族跤术更是独具一格。与拳术有不同，跤术的基本规则是双方要互相抓住，所以也无法包容在拳系之内。

　　民间有所谓“十八般武艺”的说法，即“一弓、二弩、三枪、四刀、五剑、六矛、七盾、八斧、九钺、十戟、十一鞭、十二锏、十三挝、十四殳、十五叉、十六靶头、十七锦绳套索、十八白打”。可见，武术内容非常丰富，踢、打、摔、擒拿、徒手、器械样样都有。

　　新中国成立后，对于传统武术的挖掘整理工作有了很大发展。为了推动和发扬传统的民族体育和武术，1953年，在天津举行了规模较大的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演竞赛大会。1954年，国家体委专门设立了民族形式体育委员会来负责武术的挖掘整理及开展工作。1956年，国家体委负责同志在全国十二单位武术表演大会上，就武术的继承发展工作，与全国知名的老武术家们进行了座谈。从1957年开始，国家体委组织部分武术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先后整理出简化太极拳，甲、乙组和初级的长拳、刀术、剑术、枪术、棍术等20多种武术项目。

　　从1957年开始，武术被列为国家的竞赛项目，每年都举行全国性的比赛。国家体委制定以流行面较广的长拳、太极拳、南拳为竞赛主要内容的《武术竞赛规则》。竞赛、表演以及群众性武术的广泛开展，促进了武术运动技术水平的提高。武术散手自1979年3月开始试点，在1989年江西宜春举行的首届全国武术擂台赛上，又把散手技术水平推向新高度。

　　目前，武术分比赛项目和传统项目。比赛项目分套路和散打，散打主要是对抗，双方队员体重相同，在一定规则的指导之下，按照武术搏击的要求进行比赛；套路就是一人或多人遵循不同拳种的架式表演与对练，现在有国内比赛和国际比赛的套路。另外，武术还有器械比赛，分长、短、软、双器械四项，以及绝技表演等。

　　《易筋经》十二法

　　《易筋经》一书是武术气功体系形成的标志，它是在明熹宗天启四年（1624）由天台紫凝道人所著。也有传说为达摩所作，般剌密谛译，但这种说法受到许多人的质疑，从文字和内含的思想来看似乎不符。

　　《易筋经》的修炼原则是“炼有形者，为无形之佐”；“培无形者，为有形之辅”。所谓“无形”指人体内在的“精气与神”；所谓“有形”则指人体外形的“筋骨肉（皮）”。“炼有形”与“培无形”相互辅佐，就是武谚所谓“外练筋骨皮、内练精气神”。《易筋经》所确立的这种内外兼修观，正是武术气功的锻炼原则。

　　《易筋经》修炼的目的是“以血气之躯，易为金石之体”（《易筋经·总论》）。所谓金石之体，即“有形之身”之“得无形之气相倚而不相违”，内壮外强，内坚外勇之体。《易筋经》确立的这种强身与技法统一，以强身为基础的锻炼观，正是武术气功的宗旨。

　　《易筋经》将练功的全过程分为“内壮”和“外壮”两个锻炼阶段，并规定了先练内壮后练外壮的程序。书中还记载了“内壮药”四方；“汤洗药”一方，“下部洗药”一方。《易筋经》以药力助功效，以药力防损伤的内外用药法，正是武术气功的用药准则。书中还涉及人体各部的锻炼方法，而且形式多样。其中，“采精华法”属静功吐纳养气法，“易筋经十二式”属动功导引行气法，“十二月行功”和“内壮神勇功”中采用的揉、捣、捶、打身体法，属硬气功中的排打功练法等。《易筋经》集编的这一系列功法，比较完整地反映了武术气功功法的概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