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的医学流派

玫瑰的

　　中医学有不同的师承传授关系，产生了不同的学术见解，这是产生医学流派的条件。一些医家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和学习心得，各创新说，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流派。我国古代的医学流派主要包括伤寒学派、寒凉学派、温病学派、脾胃学派、滋阴派、攻邪派等。他们各具特色，各有创见，都从不同的角度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学理论体系，促进了中医学理论研究和临床实践的发展。

　　伤寒学派

　　伤寒学派是以研究或阐发张仲景《伤寒论》的辨证论治和理、法、方、药为主要主张的众多医家形成的一大医学流派。发端于晋唐时期，形成于宋金时期，兴盛于明清时期，发展于近、现代。

　　东汉末年著名医家张仲景，在《内经》、《难经》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前人的医学成就，并结合自己的临证经验，写成了我国第一部临床医学专著《伤寒杂病论》，倡导以六经辨证和脏腑辨证等方法，对外感疾病和内伤杂病进行辨证论治，从而确立了中医临床医学的辨证论治体系和理、法、方、药的运用原则，为后世临床医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并成为历代医家辨证论治所遵循的经典著作。该书后经晋代医家王叔和编纂整理成《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两部书。前书以阐述外感病辨治规律为主，后书则主要阐释内伤杂病的辨治规律。

　　由于历代医家通过整理、编次、校勘、注释《伤寒论》，融会进自己的临证经验与认识，丰富了伤寒学说的内容，扩大了应用范围，提高了学术水平。伤寒学派内部不同派别的争论，诸家对《伤寒论》条文的不同校勘与注释，在客观上成为伤寒学说不断发展的动力。

　　寒凉派

　　寒凉派是以宋金时代刘完素（刘河间）为代表的一个医学流派。刘完素在研究《素问》、《伤寒论》的基础上，创立了“火热论”，受运气学说的影响，强调“六气皆从火化”、“五志过极皆能生火”，因而对火热病机多有所阐发。寒凉派就是从运气学说出发，探讨火热病机，擅长治疗火热病证，善用寒凉药，后世称为寒凉派，或河间学派。

　　攻邪学派

　　攻邪学派是以张从正（张子和）为代表，以攻邪为治病的首要任务，主张“六气”致病，病由邪生，强调“邪留则正伤”，“邪去则正安”，倡导以汗、吐、下三法攻邪而祛病，从而成为攻邪派。张从正的攻邪学说发扬了《内经》攻邪的有关理论，纠正了当时医家盲目投补的现象，充实和发展了中医辨证论治理论，对后世医家如吴又可、赵学敏等治疗某些疾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脾胃学派

　　脾胃学派是李杲（李东垣）为代表，传张元素之学，阐发《素问》“土者生万物”的理论，创立了以补脾胃为主要治法的“脾胃论”，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论点，认为疾病的发生，多与脾胃内伤有关。强调脾胃属土，土为万物之母，生化之源，脾胃病则百病莫不由之而生，因而对脾胃升降理论多有阐发，故而又称“补土派”。脾胃学派创立的甘温除热等理论方法，惯于运用补中、升阳、益气、益胃等法，对后世颇有影响。

　　滋阴派

　　滋阴派是以朱震亨（朱丹溪）为倡导者的，以养阴为主，强调保存阴气对健康的重要意义的学派，又称丹溪学派。朱丹溪受到河间学派火热理论的影响，侧重阐述阴虚火旺之证。其倡导“相火论”，谓“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主张滋阴降火，论治多以补阴为主，对“相火”学说多有所发挥。丹溪学派不仅以养阴为特色，还擅长治疗气、血、痰、郁等杂病，故有“杂病用丹溪”之说。

　　温病学派

　　温病学派是以研究温热病为中心的学术流派。温热病学，是研究四时温热疾病发生、发展规律及其诊治方法的学科。到了明清时期，随着中医学对传染性热病认识的逐步深化，创新和发展了温热学说，并形成了温病学派，标志着对于温热疾病的认识和论治经验，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其代表医家首推明代的吴又可，他所著的《温疫论》一书，首先提出了“戾气”学说，认为“温疫”的病原是“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成”。其传染途径是从口鼻而入，而不是从肌表侵袭。这是对温病（特别是温疫）病因学的很大突破与发展，为以后温病学说的形成和完善奠定了基础。著名温病学家叶天士著《外感温热论》，发展了卫气营血理论，首创卫气营血辨证；吴鞠通著《温病条辨》，创立了三焦辨证，并发展了三焦湿热病机和临床湿温病辨证规律；薛生白著《湿热病篇》，提出了“湿热之病，不独与伤寒不同，且与温病大异”的独到见解；而王孟英著《温热经纬》等，系统地总结了明清时期有关外感传染性热病的发病规律，突破了“温病不越伤寒”的传统观念，创立了以卫气营血和三焦为核心的温热病辨证论治法则，从而使温热病学在病因、病机及辨证论治等方面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温病学派的理论和方法，对后世临床医学的影响颇大，到目前为止仍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中医学中的“神”

　　中医学中提到的“神”是人体生命活动的总称，其概念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神”，是指人体生命活动总的外在表现，即所谓“精神”、“神气”。包括人的神志、面色、形体、动态、语言、呼吸和对外界的反应等各方面的表现。狭义的“神”，是指人的思维和意识活动，即所谓“神明”、“神志”。望诊中的“望神”应包括这两方面的内容。

　　《内经》对“神”的记载约有100多处，由于其所处章句文意不同，后世对“神”的解释也有多种，主要可概括为以下三种。

　　一种是指自然界事物的运动变化及其规律性。《易经》曰：“阴阳不测谓之神。”由于《内经》理论与先秦哲学的同源性，以及它强调人与天地统一的观点，因而，一方面《内经》根据自身的理论需要延伸了“神”的含义；另一方面又部分地保留了“神”的本义。《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阴阳的对立统一是自然界万物生长变化等运动的内在动力，是“神明”存在的前提，这也体现了《内经》有关“神”的理论的唯物观。

　　另一种是指人体生命现象的总概括。《内经》把所有具有生命活动的物体均看做是“神”的一种体现，如《素问·六微旨大论》说：“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神”在这方面的含义又分为以下三种：（1）指具有生命力的人。《灵枢·本神》说：“故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2）指人体某些组织的生理功能。《素问·调经论》说：“神有余则笑不休，神不足则悲。”《素问·八正神明论》说：“血气者，人之神，不可不谨养。”（3）指内脏精气显露于外的征象。有诸于内必形诸于外。上述三方面均指人体的生命现象，包括人体生理活动与心理活动两方面，亦即后世所说的广义之“神”。

　　再一种是指人的精神活动，包括意识、思维、情志、灵感等。在《内经》中，“神”最典型的含义是指人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即后世所说的狭义之“神”。《素问·灵兰秘典论》说：“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关于“神”的这一含义所包括的具体内容，《灵枢·本神》作了详细的论述：“所以任物者谓之心，心有所忆谓之意，意之所存谓之志，因志而存变谓之思，因思而远慕谓之虑，因虑而处物谓之智。”又说：“随神往来者谓之魂，并精而出入者谓之魄”；又言：“肝藏血，血舍魂……脾藏营，营舍意……心藏脉，脉舍神……肺藏气，气舍魄……肾藏精，精舍志。”“神”虽分属于五脏，但又总统于心。《素问·诊要经终论》说：“秋刺皮肤循理，上下同法，神变而止。”其所言之“神”，一般多释为针刺感应，认为是“神”的一种特殊含义，即指人的感觉。而意与志，除是思维过程的一部分外，也指人的高级精神调节系统。它对人体的其他精神、生理活动具有控制和调节作用。如《灵枢·本脏》说：“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适寒温，和喜怒者也。”《内经》就人的情志活动，记载了喜、怒、忧、思、悲、恐、惊七种。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又言：“脾在志为思。”后世将这七种情志活动称为七情。七情变化也是人精神活动的一种，属于“神”的范畴。《内经》所论许多神志病变，不仅病因在于七情所伤，而且症状也表现为七情变化。另外《素问·举痛论》说：“惊则心无所依，神无所归，虑无所定。”《灵枢·邪气脏腑病形》也说：“忧愁恐惧则伤心。”这均是基于“神”包括人的情志活动而言。另外，《内经》有多处提及的“鬼神”均是基于“神”自身的特性。

　　“神”不能脱离形体而单独存在。如《素问·上古天真论》中说“形与神俱”，“形神合一”。有形才能有神，形健则神旺，形衰则神惫。“神”是以精气作为物质基础的。“神”来自先天之精气与后天之水谷，精盛纳多则神旺，精衰纳少则神疲。《灵枢·平人绝谷篇》中说：“五脏安定，血脉和利，精神乃居。”故“神”是脏腑精气盛衰的外露征象，是五脏六腑功能的体现。通过对“神”的观察，可以了解病人精气盈亏、脏腑盛衰、疾病轻重与预后。

　　作为生命活动表现的“神”，是通过意识状态、语言、呼吸、形体动作、反应动力等方面表现出来的，而主要可以通过两目反映出来。由于目为五脏六腑精气之所注，内通于脑，为肝之窍、心之使，因而有“神藏于心，外候在目”的说法。所以，望神尤应重在察目。

　　中医临床常用的辨证方法

　　辨证就是分析、判断病属于什么症候的过程。即以阴阳五行、脏象经络、病因病机等基础理论为依据，通过对四诊获得的病史、症状及环境等各种临床资料进行综合分析，辨明其内在联系和各症状之间的相互关系，抓住主要矛盾，达到对疾病本质的认识，以及判断疾病属于什么症候、什么病。

　　临床主要的辨证方法有八纲辨证、病因辨证、气血津液辨证、脏腑经络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等。

　　八纲辨证是各种辨证方法的总纲，其以表里辨别病位，寒热辨别病因，虚实辨别病性，阴阳分辨疾病类别。八纲辨证比其他辨证方法高一层次，各种疾病均可用八纲加以分析归纳。其他辨证方法则是在八纲辨证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又有各自的特点和侧重，可用于不同性质的疾病。如脏腑经络辨证主要是分辨疾病所在部位的，适用于内伤杂病，因内伤病的特点是发病较缓，病情变化较慢，病位的改变较小，故尤其需要明确病变所在部位。病因辨证的重点是从致病因素这方面分析六淫等外邪所致病证的特点，及饮食劳伤、七情、疫戾之气所致病症的特点。而气血津液辨证则主要是从人体气血津液化生、运行失常的方面，分析其所致病特点和变化规律的。

　　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则强调疾病的阶段性、层次性，更适合于外感病的辨证，因外感病发病较快，变化多而迅速。掌握疾病的阶段性尤为重要，其中六经辨证适合外感风寒引起的伤寒病；而卫气营血辨证和三焦辨证则适合于外感温热之邪所引起的温热病或湿热病。

　　民国初年关于废除中医的争论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文化涌入我国，西医也开始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从1848年至1914年间，英、日、德、法、美等国在我国大面积兴办医学院校，已逐渐形成了不同的派系，加之旧中国的统治者崇洋媚外，摒弃传统文化，中医学非但得不到发展和重视，而且还面临着被取消的境地，最终导致了民国初年关于废除中医的争论。

　　1914年，北平教育部总长汪伯唐发出废止中医中药的宣言。1930年，国民党政府中央卫生委员会通过了余云岫等西医提出的所谓《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该提案主要内容有三项：（1）中医登记限至1931年底止；（2）禁止中医办学校；（3）新闻杂志报纸一律禁止刊载中医中药消息和理论的文字。消息既出，举国哗然，全国17个省、132个团体、272个中医代表向南京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南洋各国发出800万人民的抗议通电，国民党内部也有不少反对者。迫于各方面压力，民国政府宣告此决议无效。但汪精卫在1934年6月召开的国民党中政会议上，又提出取缔中医中药，内容包括不让中医开业，中药不得生产销售等。

　　中国的食疗和药膳

　　食疗和药膳就是以食物当药治疗和预防疾病。中国独具特色的传统医药学认为，药可以入食，食也可以为药，就形成了食疗和药膳，中国民间有一种说法，就是“药补不如食补，食疗胜似医疗”。食疗在中国民间，无论古今，都很盛行。医食合一、医厨相通早在周代就已形成传统。在古代典籍中，有关食疗的论著很多，唐代医学家孙思邈所著的《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两部著作，都有专章论述食疗，对古代食疗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孙思邈认为，人的健康应以合理的饮食为基础，而不要擅自服药。医生应该先弄清疾病的起因，先以食疗治病，如果食疗效果不好，再用药治疗。孙思邈的食疗观点对我国的食疗方法、药膳制作产生了深远影响，逐渐地，食疗和药膳就成了中国民间很盛行的强身健体、防病治病的方式。

　　《本草纲目》插图：木芙蓉

　　在我国，用日常蔬菜、食物防病治病，几乎是家喻户晓。家里有人伤风感冒，切几片生姜，加几段葱白，用红糖煮汤，趁热吃下，发发汗，一般都能见效。提起养生，有“上床萝卜，下床姜”的说法，就是早上吃姜，晚上吃萝卜。盐、醋、姜、葱、蒜等调味品的食疗作用，民间各有讲究，还随着实践不断发展。

　　食疗当中，“花馔”又自成一系。所谓“花馔”，就是将花做成菜。花馔起于春秋，盛行于唐朝。花卉有上千种，中国北方可食用的花卉就达100多种，至于中国西南部被称为“植物王国”的云南省，据说可食用的花卉竟达260多种。花馔可以治病，尤其是多食花馔对女性大有益处。比如玫瑰花，具有活血调经、养容保健的功效；以桃花、鱼、鲜虾配菜，可以补气血、强健脾胃，还有很好的养颜作用。

　　《本草纲目》插图：石南

　　药膳则是以药为食，变用药为用餐的方式来治病、防病。药膳从古流传至今，现在还越来越受欢迎，常见的有粥食、面点、羹汤和菜肴等。药膳大都很有讲究，如“孩儿粥”，是用山药、薏仁和柿饼等加大米煮粥，可治小孩脾胃虚弱。“川贝陈皮汤”可治风寒咳嗽；“参汁汤”则可用于病人和老人滋补养生。中国药膳不仅风行国内，而且还进入了国际市场。如橘皮茶、茯苓饼、菊花酒等中国药膳药饮，正进入越来越多的外国人的饮食生活中。

　　中药的性能

　　将药物多种性质及其治疗作用概括为性、味、归经、升降浮沉及有毒与无毒等方面，统称为中药的性能，简称药性。中药性能理论的基本内容包括性（四性——寒、热、温、凉）、味（五味——酸、苦、甘、辛、咸）、升降浮沉、归经、有毒与无毒等。此外，还有药物本身固有的性质，如质轻、质重、质润、质燥、气味芳香等，也是药物性能理论的一部分。

　　“寒凉”药，就是能够减轻或消除热性病症的药物，其药性属于寒性或是凉性。但寒与凉有程度上的差别。寒凉药物能抑阳助阴，一般说具有清热、泻火、解毒、凉血、滋阴等的作用。

　　“温热”药，就是能够减轻或消除寒性病症的药物，其药性属于温性或是热性。但温与热有程度上的区别。温热药物能抑阴助阳，一般具有散寒、温里、助阳的作用。

　　中药性能五味的“味”就是指药物的味道，是指药物有酸、苦、甘、辛、咸五种不同的味道。此外，还有淡味、涩味。前人认为淡为甘之余味，有“淡附于甘”之说；涩味作用与酸味作用相类似，而把涩味附于酸。传统称五味，实际上有七味。五味既代表了药物本质的味，又包含了药物作用的味。

　　“升浮”药具有上行、向外的趋向，分别具有升阳、发表、散寒、催吐、透疹等作用；“沉降”药有下行、向里的趋向，分别具有潜阳、收敛、清热、泻下、渗利、降逆、安神等作用。医生在临床上应该正确掌握药物升降浮沉的性能，针对病因与病势正确选药，使药物作用直达病所或逆转病势，或因势利导，恢复人体升降出入的正常功能，从而达到治疗目的。

　　“归经”是药物性能的重要标志，是指某种药物对某些脏腑及其经络的病变起着主要的或特殊的治疗作用。说明了药物作用的所在，表明了用药治病的适应范围，体现了药物对机体各部位病变的选择性作用。归经学说对临床的意义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根据疾病不同表现，通过辨证诊断出病变所在脏腑经络的部位，按照归经来选择针对性强的药物治疗；二是对功效相似的药物便于区别应用；三是通过药物归经的主次，可以帮助识别药物作用的重点。又以归经为线索，可以探索某些药物的潜在功能。

　　药物性能的认识和论定，是我国历代医家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以阴阳、五行、脏腑、经络学说以及治疗法则为理论基础，以实践经验为依据，将对为数众多的药物各种特性及医疗作用的了解与认识，不断深化，加以概括和总结出来的。

　　藏医和藏药

　　藏医是以藏族为主的少数民族在漫长的医疗实践中创造发展起来的传统医学，是中国传统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流行于藏族聚居的地区，包括西藏、青海、四川、甘肃等省区；同时，在南亚的印度、尼泊尔等国，藏医也较为流行。

　　藏医学具有十分明显的民族、社会和自然环境的特点，产生于青藏高原。青藏高原为高寒地区，在古代与外界交通极不方便，因而藏医学长期保持着它所固有的特点。比如，青藏高原动植物品种较为稀少，因此藏药多取自高山氧气稀薄环境中生长的耐寒动、植物等。佛教思想在西藏已渗透到社会各方面，所以藏医学自奠基时期便具有浓厚的藏传佛教的色彩。

　　藏医学在藏族人民长期的生产、生活和医疗实践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其基本理论可概括为三因学说。藏医理论认为，人体内存在“龙”、“赤巴”、“培根”三大因素，饮食精微、血、肉、脂肪、骨、骨髓、精七大物质基础，小便、大便、汗三种排泄物。三大因素支配着七大物质基础及三种排泄物的运动变化。在正常生理条件下三者互相依存、互相制约，保持着相互协调和平衡，当三者中的任何一个因素或几个因素由于某种原因出现过于兴盛或衰微的情况时，则会出现龙病、赤巴病和培根病，治疗上就需要对三者进行调整，使其恢复到协调状态。其中，“龙”是维持人体生理活动的动力，其性质近似于汉族中医的风或气，但含义比中医的风或气更为广泛；“赤巴”译为汉语是胆或火，具有中医“火”的性质，主要功能是产生热能，维持体温，增强胃的功能；“培根”译为汉语是涎或水，它相当于中医的津、涎，但含义较为广泛，与人体内津液、黏液及其他水液的物质和机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藏医认为疾病发生的机理归根到底是由于“龙”、“赤巴”、“培根”三者之间失去平衡和协调，使身体的元气受到了伤害，因而危及健康。因此，藏医治疗的目的，就是调整这三大因素的偏盛偏衰，使其能够重新协调起来。

　　由于民族习惯及民俗关系，藏医对于人体解剖及生理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对于人体内的器官，藏医也认为有五脏六腑。五脏指心脏、肝脏、脾脏、肺脏和肾脏，六腑指大肠、小肠、胃、膀胱、胆和三姆休。古代藏医用各种形象的比喻来形容各脏器的生理功能，例如：心脏如国王，它端坐在宝座上，居人体胸腔的正中；肺脏犹如大臣和太子，围绕着君王；肝脏和脾脏似君王的大、小后妃，处在君王下端，但关系又很密切；肾脏像一座房屋的脊梁，没有它，身体就不能成为一栋大厦。可见古代藏医已对人体有了较为科学的认识。

　　藏医的特色疗法主要有五个方面内容。

　　其一是药物治疗。在用药物治疗时，藏医主张用药引子把所用的制剂引向患病的部位，例如用白糖作为药引子治疗单纯性的热病；用红糖块作为药引子治疗寒性病等。藏医对药物的服法也很有讲究。如丸药一般用开水送服，其中寒性病用热开水吞服；热性病用凉开水送服；至于混合型寒热兼有的疾病，就用温开水送服。

　　其二是灸法。藏医做灸的材料，与中医一样主要是艾叶。藏医施灸，一般都有固定的穴位。艾灸多用于寒性病，特别是消化不良、浮肿、水肿等。

　　其三是催吐法。就是利用服用药物导致呕吐从而达到治病目的的一种疗法。适应症状包括积食不化、胃中或上脘痞积、误食毒物以及腹中寄生虫上溢至口中而又返回腹内，还有胃中各种“培根”，包括紫痰、灰痰等，用催吐法皆可收到较好效果。但是催吐法不可用于体弱年老、妊妇、小儿。误服毒物，若时间已久，则毒物已不在胃中，也不可再催吐。

　　其四是敷法。即搽涂疗法，是一种通过外涂药物以治疗体内病症的方法，是藏医中比较特殊的方法。由于简便易行，民间常应用。藏医认为，搽涂疗法对身体具有补养的作用，它的适应症状也不少，可以用此法治疗皮肤粗糙、出血所致精血亏虚不足、精神不畅、劳累过度、失眠等。常用的搽药为油脂类，其次是软膏。

　　其五是药浴疗法。常用的药用温泉水为硫黄温泉、寒水石温泉、矾石温泉、五灵脂温泉和石灰石温泉。浴法分为水浴和敷浴两种，各有特色。以五种天然温泉治疗相应疾病的水浴疗法为最优，其作用是治疗外散于肌肉、内伏于骨髓之各种热病；敷浴法是将配制或经烧煮之后的药物装入布袋中，包扎或放置于病患部位，从而起到治疗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