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能定义艺术吗？艺术的奥秘之一在于那句老话：“美存在于所有观看者的眼睛里。”——或是耳朵里。我们可以一起去参观艺术展，一个人可能会着迷，而另一个则可能认为我们看到的不过是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也许听过这样的咕哝：“她说这是艺术？我说这是垃圾！”我们可以去听音乐会，一个人可能认为这音乐十分庄严，而另一个则快要受不了了，只得离场。我们中的一个人也许会走进一个房间并感到温暖和放松，觉得这房间很美；而另一个人也许会觉得它很沉闷无聊，还低声道：“他只有嘴巴会品味东西。”我们会立刻知道自己是否喜欢一幅画作——它要么能吸引我们，要么不能。
艺术是人类的通用属性之一。所有的文明都有艺术，不论是绘画、舞蹈、故事、歌曲，还是其他形式。我们可以看一幅画作，听一曲交响曲，抑或是观看一场舞蹈表演，并清醒地意识到他人在这些作品里所投入的时间和精力、练习和教育，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会喜欢它。我们如何定义我们没有共识的东西呢？另一方面，我们不是都觉得星光熠熠的沙漠很美吗？我们不是都认为潺潺流水很可爱吗？
埃伦·迪萨纳亚克（Ellen Dissanayake）是华盛顿大学音乐学院的副教授，她指出：“现今的西方艺术概念简直就是乱七八糟。”1她评论说，对艺术的见解取决于我们的地位和时代，而现代美学来自于哲学家，他们既没有任何史前艺术知识，也没有艺术在世界各地以各种形式广泛出现的知识，还没有生物学进化知识。史蒂芬·平克，这位几乎在所有领域都有独到思想的人，提醒我们艺术不仅是关于美学的心理学，也是关于地位的心理学。为了搞清楚艺术是什么，我们需要分开讨论这二者，而在过去许多有关艺术的舌战中都没有做到这一点。关于地位的心理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什么被称作艺术”。正如一幢昂贵的房子和一辆兰博基尼，一幅挂在墙上的毕加索原作没有任何实用价值，只是意味着你有钱可以烧。平克说：“索尔斯坦·凡勃伦[50]和昆延·贝尔[51]对品位和时尚的分析很好地解释了艺术无法言喻的怪异。他们的分析说，艺术是上层社会所炫耀的消费、奢华。它会被民众们疯狂模仿，从而使得上层社会再去求索无法被模仿的东西。”2
一旦时尚、建筑、音乐等被普罗大众所接受，它们就再也不属于精英，因而也不再被认为是**艺术了。所以，如果关于艺术的两个方面的心理学不能够分离开来讨论的话，我们就无法去定义艺术，因为它的定义一直都在变化。然而，如果我们可以分开这两者，就可以论述艺术的美学方面了。平克和迪萨纳亚克都把大众纳入了艺术的范畴内，而非只关注稀有的东西。你厨房里的盘子可能会跟一幅画作一样满足你的审美。美学与艺术的金钱价值几乎毫无关系。在艺术的世界里，一件作品可以很美，但如果它是赝品，那么就一文不值。
平克还指出，对关于艺术的地位方面的心理反应在艺术学者和知识分子中是一个禁忌的话题。对于他们来说，对科学和数学的无知是可以接受的，即使这些知识对做出健康选择有帮助。然而，要是跟莫扎特相比更喜欢韦恩·牛顿（Wayne Newton），或者不知道一些晦涩的文献，就跟只穿内裤去参加正装晚会一样令人震惊。你对艺术的选择，你对一个闲暇活动的个人喜好以及知识，被他人用来对你的品质进行价值判断。在有关锤子或是染色体的讨论里通常是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地位是如何与艺术纠缠在一起的是一个问题，而为什么我们觉得某些东西可以满足我们的审美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爱美就是懂艺术吗
有些人辩称美与艺术无关。这一定是因为他们没有把两种不同的心理反应区分开来。你不会听到有人说：“这真是我看过的最丑的画，我们把它放在餐厅里吧。”但在画展中看到同样丑的画时，你也许就会听到有人说：“这是某某人最新的画作，而他的上一幅画作是被盖提艺术中心买下来的。我觉得我会把它买来放在我纽约的公寓里。”卡米洛·塞拉-孔德（Camilo Cela-Conde）是西班牙巴利阿里群岛大学（University of Islas Baleares）的教授以及人类分类学实验室主任。他引用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汉夫林（Oswald Hanfling）的话说：“进行参观展览和读诗这些活动的人实际上都是为了寻找美。”3交响乐演奏会不是因为如下这种反应而留存至今的：“周日评论上说这首交响乐是评论家听过的最难听刺耳的音乐，他把它比作在黑板上挠指甲。这听起来真不错，我们去吧！”我们对否存在通用的美的感觉很感兴趣。平克问道：“到底是心智中的什么使人们能从形状、色彩、声音、笑话、故事以及神话中获得快感呢？”2
美学的四个定义
艺术在词典中的解释是这样的：“人类去模仿、补充、改变或是反转自然造物的成就。有意识地用有美感的方式制造或排列声音、颜色、形状或其他元素，特别是用图像或是可塑的媒介创造出的美。”4俄亥俄大学（Ohio University）的南希·艾肯（Nancy Aiken）把艺术拆分成四个部分：
1.创造作品的艺术家
2.作品本身
3.作品的观众
4.观众寄予这件作品的价值5
《美国传统词典大学版》（American Heritage College Dictionary）为美学给出了四个定义。我们将会一个个地讨论它们。第一个定义是：“哲学中涉及自然和对美的表达的一个分支，比如美术。在康德哲学中，艺术是形而上学中与感知的法则相关的分支。”哲学家们围绕什么是美争论了好几个世纪。相关的哲学讨论开始于柏拉图的理论，他说美是独立于观众的（虽然它需要一个观众）。如果某些东西是美的，那么它就是美的，谁的观点都不重要。两千年后，我们有了康德。他认为美学价值是与观众相关的：美存在于观众眼中。由此，美成了一种判断。
神经科学至少可以研究康德有关感知和审美判断的理论6。我们有刺激（作品、艺术家或是音乐），也有对刺激的感知。下一步就是我们对感知到的刺激的情绪反应，也就是美学的第二个定义：“对美和艺术体验的心理反应的研究。”
实际上，对美的心理反应的研究相对来说比较稀少。美学研究和情绪研究都惨遭同样的命运——被行为学派和认知学派所忽视。而令人惊讶的是，它还遭到了近期的情绪理论家的忽视7。这种忽视有可能是因为人们无法将美学确定为认知或情绪，抑或两者皆是：它在心理学的土地上就是一个孤儿。
美学是一种特殊类型的体验，它既不是一种反应，也不是一种情绪，而是一种“了解”世界的做法。它是一种有着正性或负性评价的感觉。听起来很熟悉吧？这就好像语言出现之前大脑所接受的接近或回避的信息一样。事实上，我近来听到过这样的话：“我喜欢那个厨房，但说不出来是为什么。我想你得把它拆开，检查它的部件，然后才能搞清楚。”在情绪反应之后，我们会获得一个被潜意识（天生的）或意识（受到文化、教养、教育以及爱好的影响）所调节的、对输入信息美或不美的判断。
这又将我们带到了美学的第三个定义：“关于什么是艺术性的价值或美的概念。”西北大学的唐纳德·诺曼（Donald Norman）认为美有三个独立的层次。表层美，也就是即刻的内脏反应，是由生理决定的，其标准对全世界的人来说都一致。然后是举止美或行为美（那个满脸堆笑的人在高速公路上是怎么开车的）。最后是意义美、实质美和深度美，也就是诺曼所说的反思美。反思美是有意识的，会被个体的文化、教育、记忆、经历——任何让你是“人”的东西所影响8。所以，我们至少有两种不同的审美，一种是内在的自动判断，另一种则是有意识的反思。
最后，是美学的第四个概念：“艺术性的美或令人愉悦的外观。”尼古拉斯·汉弗莱[52]试图从知觉的角度，通过定义美的东西所共有的可知觉的品质来解决美的问题。他在可知觉的元素所形成的关系中搜寻美的本质。我们可以聆听一段旋律并觉得它很动听，但我们不会觉得降B这个音本身很美，也不觉得A这个音很美，诸如此类。只有这些不同的音符结合在一起才是美的。但这个结论对我们的研究并没有什么帮助。当然，我们可以说音符间的关联是美的，但什么样的关联才是重要的呢？它们为什么重要呢？为什么无休止地重复降B和A不美，而把它们正确地排列成明快的几个小节就美了呢？
汉弗莱提及了杰勒德·曼利·霍普金斯（Gerard Manley Hopkins）的诗。霍普金斯将美定义为“被差异所调节的相似性”。汉弗莱根据这句话建立了一个假设：“美学偏好源自动物和人通过学习对世界上的物品进行分类来获得经验的倾向。在自然或艺术中，美的‘结构’就是那些通过有益且容易掌握的方式展现出物体之间分类关系，从而促进分类任务的东西。”9汉弗莱的意思是，我们做出审美判断的能力就是学习的基础。
在19世纪，杰勒德·曼利·霍普金斯没有神经科学的帮助；柏拉图那时也没有。但现在事情不一样了，也越来越有趣了。来自挪威卑尔根大学（University of Bergen）的罗尔夫·雷伯（Rolf Reber）、来自密歇根大学的诺伯特·施瓦茨（Norbert Schwarz）以及来自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彼得·温克尔曼（Piotr Winkielman），这三位心理学家从神经加工的角度解答了什么是美。他们提出，美是由审美享受所定义的，是一种感受者进行动态加工的功能。感受者越是能流畅地在心理上加工一个物体，他们的美学反应就越正面。这个理论有四个假设：
1.有些东西比其他东西更容易加工，因为它们具有大脑天生就可以加工的一些特性，所以可以加工得更快，例如对称（我们晚点儿会谈到这些特性的）。但加工难度也会被知觉或概念启动所影响。
2.当我们知觉到可以轻松加工的东西时，会产生正性的感觉。
3.这种正性的感觉会影响我们对一件物品是否令自己愉悦的价值判断，除非我们对这个输入信息的价值产生怀疑。
4.加工流畅性所造成的影响会受到你的期望或你对其的归因的调节。如果你去诺德斯特龙[53]购物时很享受那儿的钢琴演奏，那么你就会处于积极的心境中。然后，当你看到一个喜欢的红色钱包时，就更有可能买下它。然而，在进商店之前我可能会告诉你：“不要被钢琴演奏所影响，他们只是想让你心情变好从而买更多的东西。”然后你再看到那个钱包，在决定是否喜欢它时就会更清醒一些。
然而，虽然我们可以通过与生俱来的偏好来减轻加工难度，但不同的经历也可以增加在新异领域的加工流畅度，建立新的神经连接，从而影响你的审美10。你的加工流畅度可以被经验所增强。当第一次看到某种建筑风格的时候，你也许会不喜欢它，但在你看过好几次以后，就会对它越来越感兴趣。这个理论的优美之处在于它可以解释许多一直无法被解释的不同发现。我晚点儿再细讲。
霍普金斯将对一件美丽物品的审美判断分为对这件物品的知觉，以及对其的视觉或听觉成分，然后分析这些因素对判断的影响，并相信这些应该是人类通用的原则。雷伯、施瓦茨和温克尔曼假设我们天生就易于加工某些东西。诺曼认为我们对表层美的即时反应是由生理决定的。科学能否告诉我们，对美学偏好的通用指南是否天生就存在于我们的大脑中呢？
风雅的黑猩猩
我们所喜好的一些美的成分是否跟其他动物一样呢？如果是，那么这些喜好是什么时候进入实际的艺术创作中的呢？过去可以帮助我们吗？我们可以精确地定位艺术最初出现的时间吗？我这就来给你解惑：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大概永远不会知道我们的祖先第一次知觉到一个刺激并将它的价值判断为“美”是什么时候了。第一个看到日落并觉得它很壮丽的灵长类动物出现在什么时候呢？这是在我们共同的祖先进化出分支之前还是之后呢？有没有证据表明黑猩猩有审美能力呢？
黑猩猩对某些自然现象会有情绪反应。珍妮·古道尔描述了她在贡贝国家公园的瀑布边上观察不同情况下的黑猩猩的经历。当它们到达瀑布边上时，会疯狂舞动，有节奏地交换双脚，然后坐下来看瀑布11。我们并不清楚黑猩猩的脑子里在想些什么。它们是跟孩子来到沙滩边上时一样激动吗？它们会感受到敬畏的情绪吗？它们在审美吗？（“我喜欢这个”不一定代表“我觉得这个很美”）它们是否能够审美呢？
认识人类The Science Behind What Makes Us Unique
在给一些黑猩猩，特别是年轻的黑猩猩铅笔或画笔后，它们会全神贯注地使用这些笔，在完成作品时甚至会忽略自己喜欢的食物，也不理会其他黑猩猩。熟悉画画的黑猩猩会在看到饲养员有绘画材料的时候向他们乞求，在画画被打断时还会发脾气。有一只名叫阿尔法的野生黑猩猩拒绝用尖棍画画，也拒绝使用钝笔头的铅笔。显然，一些黑猩猩喜欢绘画，且对作品的效果有些挑剔。黑猩猩会在纸张范围内作画，有只黑猩猩还会在开始绘画之前画好边角12。一只名叫孔戈的雄性黑猩猩的三幅画作最近被拍卖出了1.2万英镑13。
德斯蒙德·莫里斯（Desmond Morris）主要研究孔戈和其他灵长类绘画家和油画家的作品。他提出了6个黑猩猩艺术和人类艺术的共通原则：这是一种具有自我奖励功能的活动，活动中涉及组合控制，不同主题和线条之间是不一样的，有最佳异质性，有通用的意象12。正如不同文化中的儿童和没有受过训练的成年人所使用的意象和表象很相似，黑猩猩的绘画和油画也彼此相似。莫里斯认为，人类艺术中普适意象的使用有一部分是因为身体肌肉运动的相似以及视觉系统的限制。当艺术家经过训练以后，他才能更好地控制自己的肌肉。莫里斯还指出，在练习以后会出现第三个影响因素——心理因素。
然而从孔戈的画作可以看出，它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配色家。如果让它自己调色，它会把所有颜料都混在一起，直到混出棕色才开始使用。在进行油画创作的时候，它会获得一支蘸了颜料的笔刷，而当笔刷上的颜料用完以后，它会获得另一种颜料。为了研究它的笔画，研究者在给它下一支笔刷之前会先等到画过的颜料晾干，使不同颜色的笔画之间不会混淆。如果让孔戈自己画，他不会等到一种颜料晾干，而是直接使用下一支颜料，这样一来颜色和笔画就会变得混乱。虽然它会在结束创作以后发出信号，但如果把已经完成的画换个时间再给它的话，它总是会继续在上面作画。
在结束绘画或油画以后，孔戈就不会对作品感兴趣了。它不会为了愉悦心情去看那些画。绘画和油画时间都很短，每幅画从来不会超过几分钟。由此引出了这个问题：创作结束究竟是审美的结果还是它注意持续时间的结果？特别是它会在不同时间段在自己的作品上继续作画。
有趣的是，它会试用不同的技巧，比如在画上尿尿并搅拌尿液和颜料，之后又会在油画上用滴下的水来达到同样的效果。它还试过在油画上使用理毛刷和指甲。新奇很重要。莫里斯研究的黑猩猩里，没有一只创作过可识别的图画作品。
认识人类The Science Behind What Makes Us Unique
德国的伯恩哈德·伦施（Bernhard Rensch）教授很好奇动物的偏好是否有规律，而莫里斯在讨论组合控制时引用了他的研究。伦施测试了四个好奇的物种：两种猴子——卷尾猴和长尾猴，以及两种鸟——寒鸦和乌鸦。他向这些动物展示了一系列有规则韵律图案的卡片或是有不规则标记的卡片。
在几百次测试后，伦施发现四种动物都会更频繁地选择有规则图案的卡片。他总结道：“当从白板上选择不同黑色图案的时候，比起不规则图案，猴子更喜欢几何图形，也就是规则的图案。线条的稳定性、中心对称或镜像对称，以及对等成分的重复模式（韵律）很有可能对喜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两种鸟类都偏好更规则、更对称或是更有韵律的图案。在大多数情况下，偏好的百分比在统计学上显著。也许这种偏好是因为其‘复杂性’更低造成的，也就是说，对称和有规律地重复相同部分使得图案更容易被理解。”
莫里斯指出，重要的元素——对称、重复、稳定、韵律——是在选择图案时吸引眼球的基本因素，在创作模式中也会出现。“动物对规则和条理有正性的反应，而对混乱则不会如此。”我们可以从这些研究中发现，在许多物种中都有着和人类一样的对特定种类视觉图案的偏好。看起来，对某些图像成分的偏好是具备生物学基础的。
从石器时代的艺术说起
为了探寻我们直系祖先艺术创作的源头，我们需要将目光转到考古文物带来的信息上。显然，我们不会知道第一段旋律是什么时候为了享受而弹奏或是哼唱出来的了。许多装饰性艺术都以羽毛、木头、图画以及黏土的形式短暂地存在过。要探寻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只能关注存留下来的文物，比如在法国南部和澳大利亚野外的石洞中发现的颜料、工具、贝壳和骨头珠子、岩画等物。我们晚些再讨论音乐。
石器时代的工具是否是创造性作品这个问题激起了一些争论。从距今140万年的直立人遗迹14，到距今大约12.8万年的原始人洞穴，都出土了石制手斧。虽然黑猩猩有时会用石头作为打开坚果的工具，甚至还会带着特定的石头在树间移动，但我们尚未观察到它们会在野外主动打磨石头来制造工具15。数千年来，早期手斧的基本设计和制造方式在广袤的地区基本保持不变。斧头是以阻力最小的方式打磨的。它们的斧刃角度是有限制的，而不是随心而变的。晚期的石斧则带有更令人愉悦的对称性、显眼的扭转造型，以及不同的长宽比。石制手斧是模仿能力的体现16，还是创造想象能力发展的早期产物呢？这个问题仍有争议。
英国考古学家史蒂文·米森（Steven Mithen）指出，从随机形状的石头中打造出一把斧头很可能代表着创造能力的出现15。但是我们真正关心的并不是制造出只有功能作用的物品的创造能力，而是艺术和审美能力。埃伦·迪萨纳亚克指出，有些直立人制作的手斧是以大家都会觉得美的布丁岩（砾岩），而非更实用简单的燧岩为材料的。这意味着他们可能对石斧的外观是有兴趣的。25万年前，在比直立人晚一些出现的智人的雕刻品中，化石被对称地嵌入了斧头的中央。在电子显微镜的帮助下，我们发现有些斧头从来没有被使用过1，也许它们只是为了美学价值而存在的。虽然这些证据中表现出了一定的艺术感，但这种艺术感似乎非常有限。
认识人类The Science Behind What Makes Us Unique
对人类艺术起源感兴趣的研究者们分为两派。有些人认为大约在三万到四万年前出现了爆发性事件，人类的能力和创造性有了迅速而巨大的变化；另一些则认为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百万年前就开始了。我们把争议留给那些特别好奇的人，在此先把双方都同意的事情拿出来说一下。在这最后的四万年间有大量的文物出现，虽然在这个时代的几千年前就已经有装饰性的斧头、珠子以及赭石粉的存在了。这段时间里爆发性地出现了大量的艺术性和创造性活动，从澳大利亚到欧洲都发现了洞穴绘画和雕刻，从欧洲到西伯利亚地区则发现了上万件用象牙、骨头、鹿角、石头、木头以及黏土雕琢镌刻过的物品，同时还有复杂的工具，比如缝纫针、油灯、鱼叉、掷矛器、钻头以及绳子。
许多考古学家由此认为，这种创造能力的激增代表着智人世系的一次重大进化事件17。我们的大脑中产生了一些变化，拓展了之前的创造能力，这是一种智人独有的变化。还记得第1章中提到的大约在3.7万年前产生的小脑症的基因变体吗？在大约4万年前，生存并不简单，传染病、打猎事故频发，生命周期短暂，也没有便利店、普拉达、阿玛尼；而突然之间，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智人中出现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创造和审美活动的大爆发，他们开始绘制图画、佩戴珠宝，还创造出许多新的实用物品。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这又可以告诉我们关于大脑的哪些信息呢？
艺术起源的进化理论
查尔斯·达尔文认为审美是一种智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但其他人都没有对此多想，直到埃伦·迪萨纳亚克的出现。她认为艺术是一种生物学行为！她的观点基于几个观察结果。首先，歌曲、舞蹈、讲故事以及绘画在所有文化中都出现了。在多数社会中，艺术是大多数人类活动中的一部分，消耗很大一部分可用资源。比方说，在尼日利亚的奥韦里部落里，建造并装饰纪念性房屋的男人们最多两年内不需要参与白天的劳作。艺术可以带来愉悦：我们的动机系统需要愉悦，因为这会让我们感觉良好。小孩子们天生就会跳舞、绘画以及歌唱。跟达尔文一样，迪萨纳亚克认为创造艺术的行为是自然选择的进化结果，而她将艺术最根本的行为趋向称作“制造特殊”。
把某些东西变得特殊意味着有意图，而这种意图是指通过韵律、结构以及颜色等吸引人的方式，将一个物品或行为与平常的东西区分开来。迪萨纳亚克认为，“制造特殊”可以增加群组团结，从而提供生存优势。而一个团结的群组又可以增加个体的生存概率。她指出，在过去，一个有人去制造非同寻常的东西的领域通常都跟魔法或超自然世界有关，并以仪式的形式存在，而不是出于现如今这样纯粹的审美动机。
一个人不论称什么东西为艺术，都是在认同这个东西在某些方面是特殊的。当“制造特殊”是艺术行为的主要动机时，在不对这是否是“优秀艺术”进行价值判断的情况下，一个人是可以有许多艺术行为的。我们不再需要把艺术看作是为了其本身而做的，而这也使得我们更容易从进化论的角度来解释艺术。
虽然许多人认为艺术起源于单一的动机，比如装饰身体、创意冲动、打发无聊或是交流，但迪萨纳亚克提出，艺术的动机是由许多部分组成的，包括操纵、知觉、情绪、象征以及认知，并且与其他人类特征一起形成，如工具制造、对秩序的需求、语言、类别形成、符号形成、自我意识、创造文化、社会性以及适应性。她提出，艺术创造在人类进化中就是“为了促进或装饰重要社会行为，特别是典礼，在这种行为中，群组价值通常以一种神圣或精神性的本质来表达和传播”。
如果你还记得的话，杰弗里·米勒是一个研究性选择的学者。他认为艺术是性选择的结果，创造能力更高的个体，其繁衍成功率也更高。他提出，艺术跟孔雀的尾巴一样，是一个适应度指标。一件艺术作品越复杂、错综、华丽，要创造它所需的技能就越了不起。这样一件作品是在说：“我寻找食物和栖息地的能力太强了，所以我可以花上一半的时间去做没有显著生存价值的事情！选我当配偶，你就会有跟我一样有能力有活力的后代。”米勒说“孔雀的尾巴、夜莺的歌声、园丁鸟的巢、蝴蝶的翅膀、爱尔兰麋鹿的角、狒狒的尾巴以及齐柏林飞艇乐队[54]的前三张专辑”18都是性选择的适应度指标。我猜他对齐柏林飞艇乐队第四张专辑里的那首《天堂的阶梯》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感到印象深刻。
史蒂芬·平克则并不那么确定艺术具有适应性功能，他认为艺术是大脑其他功能的副产品。他指出，迪萨纳亚克认为艺术具有适应功能的观点所基于的理由是它在大多数文化中都存在、消耗大量资源并且令人愉悦，使用毒品的现象也同样符合这些特征，而使用毒品可不是会被称作“适应”的行为。
从进化心理学家的角度来说，大脑是被针对人类祖先生存环境的生理健康需求所驱动的，比如食物、性、成功的繁衍、安全、觉察捕食者、友情和地位。当目标达成后，身体会奖励我们一个愉悦的感觉。我们在捕猎时抓住了一头瞪羚，现在在咀嚼它并收获快感。人类大脑还有能力去理解因果，使用这些知识去达成一些目标。“如果我捕捉瞪羚并杀掉它，我就会有吃的东西了（同时会无意识地获得快感的奖励）。”平克认为大脑把这些信息整合起来，搞明白了其实它不需要花费努力去实际完成目标就可以获得快感。其中一个方式就是服用毒品，另一种方式则是在获得可以提高生存能力的刺激时发出快感信号，从而体验快感。所以我们在吃甜食和满是脂肪的食物（比如果冻甜甜圈）时就会获得一个快感信号。
在我们祖先的环境中，有动力去寻找甜食（成熟的果实）和脂肪是可以增强生存能力的，因为它们很难找到且有助于生存。然而，我们也知道甜食和脂肪在食物充足的今天会怎么影响我们了。即使我们已经不需要无法抗拒的动力去寻找它们，但还是被吃到它们时的快感所驱使着。毒品同样可以让我们不需要进行任何完成目标的工作就获得快感。听音乐也可以让我们获得快感，但它不一定可以增强适应性……还是说它可以呢？然而平克并没有顽固不化。他正在吸取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进化心理学中心主任约翰·图比和莱达·科斯米德斯的意见。他们有另一种看法，而平克看上去很感兴趣。
人类是进化论中的反常现象吗
图比和科斯米德斯最初也觉得艺术是副产品，但现在他们不认为这个理论能回答所有问题了。他们说：“几乎所有以人类为中心发生的现象从进化论的角度来说都是令人疑惑的反常现象。”19而被他们称作“被虚构经历所吸引”的现象则尤其奇怪，不论是故事、戏剧、画作，还是其他想象作品。如果这些现象不是跨文化广泛存在的话（参与虚构、想象的世界是另一个人类共有的现象），没有进化心理学家能够预测到它们的出现。
另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参与想象的艺术是一种没有明显功能性回报但却有自我奖励功能的行为。为什么人们会坐下来看情景喜剧、读小说或是听故事呢？这难道只是浪费时间吗？他们难道只是一群懒惰的沙发土豆吗？为什么大脑中会存在将虚拟经验变得愉悦的奖赏系统呢？为什么我们宁可在一个下雨的午后阅读悬疑小说，而不愿去手动修车呢，修车不是更有用吗？以及为什么在我们阅读故事或看电影的时候，会产生某些心理反应，而不是其他的反应呢？为什么我们会有情绪反应而不是身体反应？这部电影也许会吓到我们，但我们不会跑出电影院。如果我们害怕的话，为什么不逃跑呢？为什么无意识反应没有跟我们看到蛇的时候一样起作用呢？然而，我们也许会一直记得那部电影，并根据记忆来做出反应：我们可能会在看过《惊魂记》之后洗澡不关门。看起来人类有一个特殊的系统，来使我们进入想象的世界。
让我们得以在想象世界里玩耍的神经机制是可以被选择性地损坏的。患有自闭症的孩子们的想象力会非常有限，这意味着想象力是一个特殊的子系统，而非在自闭症中通常没有问题的一般智力的产物。在儿童出生大约18个月后，也就是他们开始理解他人思想的存在的同一时间，假扮游戏就出现了。婴儿是如何理解到自己既可以吃香蕉，也可以把香焦当作假电话来玩的呢？没有人在某天告诉他说：“儿子，香蕉是食物，但因为它长得像话筒，所以我们可以假装——等等，假装就是我要试图去解释的词，啊，我们可以用香蕉替代话筒，它不能真的接电话，但如果我们想要玩一会儿，我是说……”孩子怎么会理解假的东西的呢？他是怎么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的呢？
区分虚构与现实
罗格斯大学的艾伦·莱斯利（Alan Leslie）提出了一个可以将虚构从现实中区分开来的特殊认知系统：一个去耦机制。他写道：“不断感知、思考着的生物体会尽可能地将事情弄对。然而虚构却在这条基础原则前耀武扬威。在虚构中，我们有意地歪曲现实。多奇怪啊，这种能力居然不是出现在有意识智力发展的顶点，而是调皮地提早出现在孩童时期的伊始。”20图比和科斯米德斯认为我们拥有可以防止混淆现实和虚构的适应能力，也似乎拥有一个可以让我们享受虚构作品的奖赏系统，这意味着虚拟经历是有益的。这对小说作者来说真是个好消息！那么这种好处到底是什么呢？
人们需要准确的信息才能在世界的海洋中成功地航行。生存依赖于它。一般人应该会喜欢阅读非小说而不是小说，但实际上他们情愿看虚构的电影而不是纪录片，更喜欢历史小说而不是历史书。然而，当我们真的想要准确信息的时候，我们会去找百科全书而不是丹尼尔·斯蒂尔[55]。
三种方式提高生存能力
我们为什么如此喜欢想象出来的东西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以及我们为什么会进化出对美的反应的问题，图比和科斯米德斯提醒我们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做出提高生存能力的适应性改变。首先，我们可以在外部世界改变行为或外表，从而增加性接触的机会（根据米勒的性选择理论）。这些改变包括合作（迪萨纳亚克的理论）和其他互动行为，比如攻击性防御、选择栖息地以及给你的幼儿喂食。其次，我们还可以通过增强身体素质来做出适应性的改变，比如通过吃糖和脂肪得到快感、呕吐出有毒的食物以及睡觉。最后，大脑也可以被改变。大脑中增强生存能力的变化包括玩耍和学习的能力。这正是图比和科斯米德斯认为我们需要关注的地方。
我们认为在整个生命过程中，从生理和信息上整理大脑的任务是人类发展中要求最高的适应性问题。我们相信，建造大脑，并让它为各个适应性功能做好准备，表现出最佳性能，是一个被极大地低估了的适应性问题。我们认为，为了解决这些适应性问题，人类在发展中进化出了一整套适应性功能，许多此类适应性功能存在的可能性都还远未被研究。所以，除了以世界和身体为目标的审美以外，我们还应该关注以大脑为目标的审美这个复杂的领域19。
审美经历会让我们的大脑更好地工作吗？汉弗莱是偶然发现它的吗？他所认为的“审美是学习的基础”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吗？
我们的大脑生来就有许多系统。但跟电脑不一样的是，你载入的程序越多、建立的内部连接越多，它们就工作得越快越好。打个比方说，我们的语言系统准备好了去学习一种语言，但尚未编码特定的语言。我们已经有了硬件，但还没有软件。有一些对语言适应性发展至关重要的信息被经济地储存在外部世界中，你需要输入这些信息。如果外部世界中存有可靠信息的话，基因组就不需要如此复杂了。这不仅适用于语言，也适用于一部分视觉系统和其他系统。图比和科斯米德斯认为我们可能进化出了审美动机，作为一种指引系统，刺激我们去搜寻、探测以及经历世界的不同方面，使我们的适应性功能达到最佳性能。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会获得快感作为奖励。
出于这样的考虑，两位研究者提出神经认知适应能力可能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功能模式，一旦它启动后，就会开始其本职工作。语言系统的功能模式是说话。另一种模式是组织模式，用于建立适应能力，并将启动功能模式所需的部件集合起来，正如孩子咿呀学语是为了发展语言系统一样。组织模式是产生功能模式的必要条件。“阿韦龙的维克多”（见弗朗索瓦·特吕弗[François Truffaut]导演的电影《野孩子》[L’Enfant Sauvage]）就是一个著名的没有激活组织模式的例子。1797年，这个男孩在法国野外被人发现，他之前一直独自生活在野外。三年以后，他大约12岁，已经接受了抚养他的人类。但是，他一直无法习得语言，只能说几个词。现在我们知道，要学习说话，人必须在很小的时候就浸泡在语言环境中。似乎存在一段关键期，人必须在这时接受特定刺激。学习的关键期也在鸟类中有所表现。小苍头燕雀必须在性成熟之前听到成鸟歌唱，否则它将永远无法学会那种高度复杂的歌曲21。
其他适应能力的发展也是有关键期的，比如双眼视觉。儿童双眼视觉发展的关键期应该是1～3岁22。每个不同适应能力的组织模式都应当有着不同的审美成分。图比和科斯米德斯解释说，被审美所驱动的行为之所以看上去是非功利性的，原因在于我们是从针对外部世界，而非针对大脑内部世界的适应性改变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的。我们会看到一些非功利性的行为，比如舞蹈，但我们看不到它是如何影响大脑发展的。“自然选择是一个无情但曲折的监工，通过把这些提升能力的任务变得令你满足，它诱惑你把自己的空闲时间投入这些活动中。”跳舞是有趣的，令人感觉良好，所以我们才会跳舞。当外部代价不是太高，而我们也不是很需要为了食物、性以及栖息地竞争的时候，这类活动才会发生。而这种情况最常出现在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
图比和科斯米德斯的结论是这个讨论中最重要的观点：“这种投资的回报在生命周期的早期收益最大，此时个体的竞争机会较少，适应能力尚未完全发展，且这种增加神经认知组织的投资可以让个体在未来长期获益。正因如此，我们期望孩子们在这个充满美学的世界里能培养必要的审美，即使他们对有趣和美的标准跟我们的有所不同。”值得一提的是，雄性黑猩猩在成熟之后，开始为了配偶和社会地位竞争时，就不那么喜欢画画了12。此时外部成本就太高了。
图比和科斯米德斯对“天性与教养”问题的回答应该可以结束争议了：我们有编码特定适应能力的基因（天性），而为了实现它们的最大潜力，则需要一定的外界条件（教养）。“先天的想法（和动机）是不完整的……和一块白板相比，我们在进化中继承下来的东西非常丰富；但和一个充分自我实现的人相比，还差得远。”他们认为艺术并不是蛋糕上的奶油，而是发酵粉。
这两人提出了一个他们认为不是非常详尽的关于美的进化理论。“人类应该找到一些美的东西，因为即使没有实在的原因，在人类的进化环境里，持续注意美也是有利的。美包括了从异性成员到狩猎动物再到他人展现的复杂技能……所有这些事情。然而，美的事物的类别广泛而多样，且除了我们进化出的一种心理结构，通过使美的事物对我们产生内在激励作用来维持我们对其的持续注意以外，没有其他统一的标准。”他们不相信美是有一般惯例的，在不同事物中美有着不同的严格标准，比如性吸引力和风景。
他们举的例子是，许多自然现象都被认为是美的，比如繁星漫天、自然风景、嘀嗒细雨、潺潺流水。当我们在温暖的夜晚坐在躺椅上，或是躺在营火旁凝望沙漠里的天空（这里真的能看到星星），或是一边躺在椅子上一边注视着枝繁叶茂的法国梧桐，聆听在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的广场上的喷泉汩汩，我们实际上经历到的是注意力放松的快感（正性情绪反应）。但注意力为什么会放松呢？他们认为这是由一种适应能力的组织模式产生的，它会为我们提供处理这些不变现象的先天程序。我们下意识地知道这些现象听起来或看起来应该是什么样的。它们就是符合审美的默认设置。它们被用来作为比较实际知觉的测试模板。与汩汩小溪和枝繁叶茂的绿树相符的场景就是符合审美的场景。当一个刺激与程序中默认的不一致时，我们就需要使用更多注意。当鸟和青蛙停止鸣叫，当星星消失，当汩汩水声变成吼叫时，我们的注意就会集中。
这些与我们会被虚构经历所吸引又有什么关系呢？图比和科斯米德斯认为，这种程序增加了建立适应能力的经历出现的机会：以天性条件为基础的教养环境。捉迷藏这样的假扮游戏有益于锻炼那些在嬉戏情境中比在实际使用中会获得更好发展的能力。在尚不需要为生存犯愁时就学习如何躲藏或逃避捕猎者，或是如何跟踪寻找食物，是可以增强生存能力的。如果你还记得的话，与脑容量相关的一项内容就是玩耍的数量。我们认为游戏是在现实中生活、减轻压力以及选择配偶的练习，但没有考虑想象。小时候，通过“狼来了”的虚构故事，我们可以记住那个孩子在故事里的经历，不再需要在现实生活中付出高昂代价学到教训。我们听过的虚构故事越多，对环境就越熟悉，而无须实际的经历。如果我们在生活中遇到同样的情况，就会有足够的背景信息去援引。“在那部电影里萨莉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她是怎么做的？哦，对……结果还不错，我应该试试。”有趣的是，全世界文学中的情境似乎都大同小异，且全是与进化问题相关的——比如保护自己免受捕猎者捕杀、父母的付出、与亲属和非亲属间的适当关系以及配偶选择。所有的虚构作品都与这些情境有关23。
灵活使用信息
使我们可以使用这些虚构信息的核心能力是我们大脑中那个由莱斯利提出的能够区分虚构和现实的去耦机制。这个机制似乎只有人类才有。图比和科斯米德斯认为，人类与其他物种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我们可以选择性地使用正确信息。我们可以把信息分类成总是对的、只有在周四才是对的、只有被相关人士告知时才是对的、冬天前完成才是对的、在说橘树而不是李子树的时候才是对的、曾经是对的但现在是不对的、在山里是对的但在沙漠里是不对的、对狮子来说是对的但对瞪羚来说是不对的、当乔希在谈论萨拉而不是加比的时候才是对的，等等。我们选择性使用正确信息的能力是独一无二的。我们的大脑不仅储存了绝对真相，还有相对不同时间、不同地点或是特定个体来说的真相。我们可以把这些信息拆分成不同部分，并将其与其他信息分开储存。我们可以融合并匹配来自不同时间、地点以及输入类型的信息，还可以基于信息来源进行推断。这使得我们可以将真相和虚拟分开，知道商店在夏季天天开门，但冬季不是每天都开。这让我们变得非常灵活，可以适应不同的环境。
约瑟夫·卡罗尔（Joseph Carroll）是一位来自密苏里大学（University of Missouri）的英语教授，对达尔文理论很感兴趣。他指出：
对于现代人类的思想，以及所有动物王国里的思想来说，这个世界并不是一系列严格定义的刺激，只释放一组有限且千篇一律的行为，而是一个巨大而复杂的认知和偶然性的阵列。人类思想可以在一个拥有无限变化的组合可能的阵列里自由组织它所知觉到的元素。而大部分的潜在组织形式，如同大多数主要变异一样，可能是致命的。自由是人类成功的秘钥，也是灾难的邀请函。这就是威尔逊对艺术的适应性功能做出敏锐解答的灵感所在：“人类遗传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应对大量因为高智商所产生的新的可能……艺术得以填补这个鸿沟。”24
所以艺术也许可以作为一种学习方式。正如汉弗莱所说，它帮助我们分类，提高我们的预测能力，帮助我们在不同情况下做出反应——所以也如图比和科斯米德斯所说，它对生存是有利的。
大脑喜欢什么样的风景
人们所认为的美既不专断也不随机，而是通过百万年人类感觉、知觉以及认知的进化发展得来的。有适应性价值（也就是有利于安全、生存以及繁衍）的感觉和知觉通常会被审美所偏好。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呢？首先记住，所有决定都是通过大脑中的接近或回避模块筛选的：它安全吗？做出这些决定是很迅速的。
你会回想起人们具有瞬时反应，它是通过被乔纳森·海特称为喜好仪表（like-o-meter）的系统做出的25。打个比方，人们判断自己是否喜欢一个网页只需要0.5秒，而他们的喜好评价越强烈，这个判断就发生得越快26。我们的喜好仪表反应会受到什么的影响呢？视觉或听觉刺激里有哪些生理元素会使得一个人喜欢、不喜欢或是害怕它呢？
认识人类The Science Behind What Makes Us Unique
我们对视觉系统的了解比对其他系统的了解要多很多。每张图像里都有一些确定的元素可以被迅速抽取出来。对于对称的偏好是跨文化存在的27，28，而我也提到过动物也有这样的偏好。它在配偶选择中也很重要。对称与包括人类在内的许多物种的成功交配或性吸引力息息相关29。不论是哪种性别，对称都意味着更好的基因以及更好的生理和心理健康30。有对称特征的男性面孔吸引力更强31，代谢率更低32，可以吸引更多性伴侣，更早有性行为33，并能获得更多配偶以外的交配34。而对女性来说，不对称意味着更高的健康风险35，而对称意味着更高的生育能力32，36，37和面孔吸引力38。排卵期的女性会被对称男性的体味所吸引，而对称男性的肌肉更强壮，也更活跃39。左右对称性更好的男女声音也比左右对称性差的男女声音更吸引同性和异性40。无论男女，对称似乎都是一个体现潜在伴侣的基因质量和吸引力的重要指标。看来，对对称的偏好是扎根于生物学和性选择的。雷伯、施瓦茨和温克尔曼认为，我们并不是偏好对称本身，而是因为它所包含的信息量更少，更容易加工10。
当一个人在评判人脸吸引力时，观察者看到的并不都是美。在一个文化中被认为有吸引力的脸在其他文化中也会被认为是有吸引力的41，42。如果能揭露吸引力的生物学相关特质的话，这就说得通了。
6个月大的婴儿就已经开始喜欢看有吸引力的（按照大人的喜好判断）脸，这种效果不因种族、性别以及年龄而不同。它意味着人类存在一种判断吸引力的天生感觉43。拥有更吸引人、更健康、更女性化的面孔的女性也拥有更高的雌激素水平，从而可以更好地繁殖44。性选择为面孔吸引力提供了一个审美概念。
比起棱角分明的物体，人们更喜欢弯曲的物体。研究者们成功预测到，对于具有中性情绪的物品来说，以锐利和棱角为主要特征的物品没有那些有弯曲特征的物品受喜爱（比如一把有尖角轮廓的吉他比不上有弯曲轮廓的吉他）。这个预测的基本原理在于，轮廓中锐利的转角可能会在人的有意识或无意识层面带来威胁感，并激发一个负性偏差45。又或者说，是因为处理曲线更容易吗？
人类很容易对形状进行审美。理查德·拉托（Richard Latto）创造了一个词组“原始审美”，以此说明一个形状或外形符合审美是因为它更符合人类视觉系统的处理属性，从而更容易被有效加工46。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拉托调查了一种叫倾斜效应的现象。约瑟夫·贾斯特罗（Joseph Jastrow）在1892年首次发现了这种现象47：比起倾斜的线，拥有正常视力的观察者更擅于知觉、分辨及操纵水平线和垂直线。拉托想，如果人们更擅长知觉水平线和垂直线，那么也会更喜欢它们吗？答案显然是肯定的：拉托发现人类更喜欢由横线和纵线而不是倾斜角组成的图案48。
人们识别与背景对比强烈的物体时速度更快。对比可以让辨识更加简单。对比强烈的物体更容易被加工。人们同样更喜欢对比度高的图片。这是因为人们加工它们更容易呢，还是因为对比本身呢？如果刺激被快速地呈现，人们会喜欢高对比度；但如果给他们更多时间去做决定的话，这种偏好就会减弱。雷伯、施瓦茨和温克尔曼发现，对比只会在刺激短时间呈现时才会影响审美。如果给人更多时间去加工图片的话，加工难度就不再是决策的因素之一了10，所以物体的对比并不是导致更快决策的原因，加工流畅度才是。
认识人类The Science Behind What Makes Us Unique
我们似乎还对自然风景有天生的喜好。在对比城市风景时，人们更喜欢那些有植被的景象49，50。在医院里，比起只能看到墙的患者，可以看到树木的患者会感觉更好、痊愈更快、需要的止痛药物更少51。有趣的是，我们喜爱的是一些特殊种类的地形。人们总是喜欢风景里面有水，但当没有水的时候，人们又会有其他偏好。当看到关于五种自然风景（热带雨林、温带落叶林、针叶林、草原以及沙漠）的一系列照片时，年轻的受试者（小学三年级和五年级）最偏爱草原，年长的受试者则对自己熟悉的景色与对草原同等偏爱52。人们在看到有树的景色时比看到静物时更开心，而比起圆树冠和柱状树冠，人们更喜欢树冠展开的树木形状——跟非洲大草原上的那些树一样。即使是在以圆树冠或柱状树冠树木为主的区域长大的人也有这样的喜好53。
戈登·奥里恩斯（Gordon Orians）是华盛顿大学的生态学名誉教授，他提出了一个草原假设。他认为，人类对展开形树冠的审美反应可能是基于我们的先天知识，与丰饶的古老人类栖息地，也就是我们祖先的栖息地里树的形状有关54。
我们的大脑是被自然风景中的什么东西吸引了呢？是它的不规则吗？自然的景象可不是我们在几何课上学到的那些简单形状。树不是三角形，云也不是长方形。我们学习算出正方形、圆形、三角形的面积，以及立方体、圆柱体、球体的体积。这是欧几里得几何，而自然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我们没有学会去计算树枝的面积或是云的体积（真幸运）。自然的形状要更加复杂。
许多自然物体都有分形[56]几何，由越来越大的重复图形组成。山、云、海岸、河流和支流、枝繁叶茂的树木中都包含分形几何，正如我们的循环系统和肺一样。打个比方，我们可以看到叶片上的叶脉，叶片组成树叶，树枝上的树叶和树枝一起组成树木。如果我给你一张白纸，让你画一棵枝繁叶茂的树，你会怎么描绘出你所画的树的枝桠密度呢？好吧，有一个叫D的变量。白纸的D为1，一张完全涂黑的纸的D为2。你画出来的枝桠密度在这两者之间。当你给人看分形和非分形图案时，95%的人会更喜欢分形图案55。人类通常更喜欢D为1.3且复杂程度低的场景56，57，而且在看这些场景时人们的压力反应水平更低58，59。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医院病人在“有景色的房间”中恢复得更快。他们看向外面，看到了D为1.3的自然分形图案。这种对D为1.3的分形图案的偏好不仅适用于自然景色，也适用于艺术和摄影60，且跟性别和文化背景无关61。
认识人类The Science Behind What Makes Us Unique
理查德·泰勒（Richard Taylor）是俄勒冈大学（University of Oregon）的一位物理学家，他想知道眼睛是否被审美“调频”至自然环境中围绕着我们的分形了62。是视觉系统中的一些属性使我们更喜欢特定规格的分形吗？视觉系统是如何在复杂情景中区分它们的？泰勒知道眼睛的两个特点。第一，在打量一个情景时眼睛会主要注视物体的边缘；第二，轮廓在知觉分形时是最重要的因素。根据这两个特点，他认为调频也许是通过剪影来完成的。他的研究小组发现，人们喜欢分形值为1.3的天际线63。他认为这可能不仅是因为人们喜欢自然情景，也因为人们喜欢所有有正确分形值的情景。杰勒德·曼利·霍普金斯所说的“被差异所调节的相似性”实际上有一个特定的D值。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按照这个分形值来设计建筑和物品，可以让它们能愉悦人类心智，从而建造出给人压力更小的城市景观。
有许多证据表明，我们的喜好和内脏反应是被一些与生俱来的程序所影响的。但我们都知道，一些审美偏好会随着年龄增长或是在学习某种形式的艺术后产生变化。我们以前不喜欢歌剧，但现在喜欢了；以前不喜欢亚洲艺术，但现在喜欢了；以前不喜欢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现在还是不喜欢；曾经喜欢殖民时期的家具，现在不喜欢了。我们的偏好会随时间而变化，是什么改变了它们呢？
雷伯和他的同事们提出的流畅度理论认为，上述各种偏好是我们的大脑可以快速加工的东西，而当我们能迅速加工某些东西的时候，就会获得一个正性反应。我们加工D值为1.3的分形速度很快，所以会获得正性反应。雷伯及其同事测量了这个现象。正性情绪反应会增加脸上颧大肌（也叫微笑肌）的活动，这种反应可以通过肌电来测量。当我们看到大脑能以高流畅度加工的东西时，这些地方的肌肉会在做出关于该物的判断之前就变得更活跃。我们马上要做的判断会因此获得一个小小的正性启动。研究者发现，这种正性情绪反应会影响审美：“对，这很好，我喜欢。”所以，我们审美的基础不仅是流畅度，还有与流畅度相结合的、能在某物被快速加工时让人有所感受的正性反应10。这意味着我们喜欢的是加工过程，而不是刺激。柏拉图错了，美并不是独立于观察者的。该理论还解释了为什么在你加工一项东西之前，如果有人告诉你“你不会喜欢它的”，负性偏差会淹没那个你在独自感受时原本可能感受到的正性情绪。
我们喜欢熟悉的东西。我们都有过在第一次看到或听到时不喜欢某样东西，但过一阵子又喜欢它了的这种经历。我们通过增加与该物的接触来增加加工流畅度。喜欢熟悉物、对新物品谨慎显然是适应性的。暴露在不熟悉的东西中时，我们的记忆、学习以及文化会开始起作用。它们会提供有关这个物品的信息，或是产生新的神经连接来适应新的信息，或是加快对新异刺激的加工速度。这是除了知觉以外的另一种流畅度——概念，也就是刺激的含义的流畅度。有些时候，更复杂的刺激对于表达含义是必要的。这就是唐纳德·诺曼所认为的在意义和实质上更有深度的美——反思美。
认识人类The Science Behind What Makes Us Unique
当观察到符合审美的景象时，大脑的内部活动是怎样的呢？伦敦大学学院的川端英明（Hideaki Kawabata）和泽米尔·泽基（Semir Zeki）招募了一些没有接受过特殊艺术教育的大学生，让他们看300幅不同的画作，然后从1到10打分，评价这些画作是丑、中性还是美。不同的受试者选择了不同的画作，而有些画作被一些人归类为美，被另一些人归类为丑。几天以后，每个学生都在观看这些他们所评定出的最美、最丑以及中性的图片时接受了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扫描。通过让学生自己决定美丑分组，川端和泽基得以在知道受试者是否认为画作符合自己的审美的情况下进行扫描研究。
他们推测，因为美丑是一种评定标准里的两个极端，所以大脑中应该不是有两个不同的区域负责做出这两种判断，而可能是同一区域的激活程度不同。他们发现，当受试者在看画作时，眶额皮层（也就是与知觉奖赏刺激有关的脑区）会被激活，且在看到美的画作时激活更强。运动皮层同样也会被激活，且在看到丑的画作时激活会更强，跟看到其他令人厌恶的刺激（如违背社会常理）、令人恐惧的刺激（如可怕的声音和面孔）以及愤怒时一样6。如果你还记得，我们天生就能最好最快地回避那些被情绪分类为讨厌或负性的危险。
然而，在川端和泽基的实验里，审美判断早就已经做出了。他们所看到的似乎更有可能是在审美判断之后激活的脑区。卡米洛·塞拉-孔德和他的研究小组想知道前额叶皮层——进化上最先进的人类大脑脑区的一部分是否会在实际审美中被激活。他们好奇的是，3.5万年前艺术的大量出现是否与前额叶皮层中产生的变化有关。他们设计的实验与川端和泽基不一样。他们让一些人看不同风格的艺术画作以及自然和城市的地理风貌照片，同时扫描他们的大脑。如果受试者觉得图片美，就抬起手指。在这种实验设置中，受试者也在做审美判断，但在判断的同时接受了扫描。
通过观察在一段时间里哪些脑区被使用过，塞拉-孔德和他的同事们得以追踪来自视觉系统的输入去了哪儿。很酷吧？他们确认了前人对视觉系统的发现，即形状加工是分为不同阶段的，而且视觉系统以外的前额叶皮层也被激活了。背外侧前额叶皮层对于监测工作记忆里的事件很重要，而扣带回则会在决策中被激活。在这个实验中，扣带回在做出美或不美的判断时会被激活，而背外侧前额叶皮层则只在做出这个东西“美”的判断时才会激活。他们还发现，当某物被评定为美的时候，左脑要更为活跃一些。这种前额叶皮层在决定某物为美时的激活支持了这个假设：前额叶皮层的变化使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智人丰富的艺术成为可能，同时也影响了尼安德特人有限的艺术产量。
他们还认为，因为左脑在审美中激活更强，所以大脑半球偏侧化在审美中也许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3。
看起来，当某些东西被认为美的时候，我们不仅仅会有一个情绪反应。大脑的其他部分也会启动，那些部分在我们这儿进化得比其他物种更先进。我们应该为我们的狗没有审美意识感到高兴。如果它们会被美所影响，可能就不会有无条件的爱了。我们也许需要脱下沾满油漆的牛仔裤、做个发型或者给它们的尾巴化个妆，可能还需要瘦个身。
我们都是音乐家
哈佛大学的马克·豪泽和麻省理工学院的乔希·麦克德莫特（Josh McDermott）与许多人一样，将音乐归类为人类独有的一种能力64。只有人类会作曲、学习演奏乐器，然后以合奏、组成乐队以及管弦乐团的形式合作（通常来说）演奏它们。没有其他大猿能创作音乐或唱歌。真糟糕，不然《泰山王子》（Greystoke：the Legend of Tarzan）还能是部音乐剧。这意味着我们共同的祖先不会唱歌。
那么鸟叫呢？它们听起来肯定是像音乐的。豪泽和麦克德莫特称，鸟鸣声是另外一回事。鸟只在特定情境下才会鸣叫：寻求配偶和防卫领地。歌唱主要是由雄性完成的，其唯一的功能是交流。鲸鱼也是一样。它们的“歌声”不是为了纯粹的享受。显然，鸟不会在洗澡的时候独自歌唱。鸟也不会改变它们歌唱的乐谱或是音符。鸟的世界里没有电话线路中的鸟叫四重奏。你看到一只峡谷鹪鹩，听到它降调的鸣叫。峡谷鹪鹩是不会马上把自己的鸣叫从C大调改成降A小调并在结尾加上点儿伦巴鼓点的。
鸣禽的变化则更多一些。有些鸣禽物种可以模仿并学习其他物种的叫声，并拼接不同叫声，虽然它们还是更喜欢自己物种的叫声65。然而，不同种类的鸟有着各种不同的局限，没有一种鸟在其生命中的所有时间里都能以相同的学习能力学到新的鸣声。在一些敏感的时间段里，它们能更好地去学习鸣叫。
然而有趣的是，正如鸟类的听觉系统是有限制的，它们何时唱、唱什么、何时学、如何学、如何记忆鸣叫都是有限制的，我们的听觉系统、我们喜欢的音乐、我们何时以及如何学习并记忆音乐也是有限制的，而且有些限制可能是我们与其他动物共有的。关于这些限制的比较研究才刚刚开始。
然而，我们的大脑中有些独特的东西加速了我们在音乐上的成就。我们创作、演奏并聆听新的音乐，并不是为了吸引女孩儿、付账单，或是给朋友一个好印象。我们会在独自一人的时候，仅仅是为了享受音乐就拿起小提琴奏上一曲。每个学过乐器的人都知道，发明和演奏音乐需要用到我们所有的认知能力。这不是一件简单的活儿。知觉、学习和记忆、注意、运动、情绪、抽象化以及心理理论全都在这个行为中得以体现。音乐是另一个人类文明通用的东西66，67，68。在现今和过去的所有文化中，音乐总是以某种形式存在着。人们喜欢摆动身体。当今发现的世界上最古老的乐器也许当属一支骨笛的碎片，它可能是用如今已经灭绝的欧洲熊的股骨做成的。1995年，古生物学家伊万·特克（Ivan Turk）在斯洛文尼亚的一处名为迪维宝贝（Divje Babe）的尼安德特古坟中挖掘出了这一碎片。它是否是一支笛子仍有争议。它被鉴定为大约5万岁。很可能的是，比这更早期的时候还有用未能存留下来的材料做成的鼓69。而对于认为八度音阶是近代西方音乐成果的人来说，在中国贾湖发现的距今9000年的仍能演奏的笛子应当能够有力地反驳他们。这些笛子听起来是有音阶的，其中之一正是八度音阶70。
音乐是最早的语言吗
音乐适应理论对音乐的解释跟我们刚才提到的对视觉艺术的解释差不多。几年前，史蒂芬·平克做了件只有他才做得出的事情：他怀疑音乐可能是没有适应作用的听觉芝士蛋糕，是其他功能的副产品2，结果激怒了许多人。芝士蛋糕？许多人不同意他的结论，认为音乐是有适应性功能的。性选择理论的倡导者杰弗里·米勒认为，音乐正如其他艺术一样，可能可以在性选择中吸引配偶（可以称为米克·贾格尔的适应性效应）并彰显配偶质量18。又或者，音乐可能是一个跟语言一样的社会连接系统，可以将群组成员的心境同步化，为共同行动做好准备，从而将联盟和群组联合起来69，71。但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会有人在独自一人时演奏音乐呢？对于这一主题的研究仍处于婴儿期，没有能被广泛接受的概念。
这一次，达尔文同样有话要说。他认为音乐最初可能是具有适应性功能的一种交流形式，一种原始语言，随后被语言所取代。如果这是真的，那么音乐就是以往适应性功能的“化石”了。特库姆塞·菲奇（Tecumseh Fitch）是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的语言学家，他沿用达尔文的逻辑，提出音乐应该被归入曾经的适应性功能中的一个小分类里。这个分类里的元素位于以生物学为基础的认知领域，如今的功能与最初的功能不再一致，但也不是完全不一样72。
言语、音乐和灵长类动物的发声有许多一致的特征，比如音高、音色、节奏以及音量和频率的变化。即使我们没有经过音乐训练，也能很好地分辨出这些特征。你也许会认为你对音乐的这些特征一无所知，但如果让你唱一首最喜欢的歌，你也能唱得很不错。前摇滚乐制作人丹·列维京（Dan Levitin）教授现在是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的一位神经科学家，他要求学生们唱自己最喜欢的歌，而学生们很容易就还原了歌曲的音高和节拍73，74。你能够分辨出用钢琴和小提琴演奏同一个音符时的区别，这意味着你可以认出音符的音色。事实上，你在还是婴儿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这些了。
认识人类The Science Behind What Makes Us Unique
桑德拉·特雷胡布（Sandra Trehub）在多伦多大学研究音乐在婴儿中的发展起源。根据她对研究的总结，六个月以上的婴儿拥有相对音高：即使一段旋律是用另一个音调演奏出来的，婴儿们也可以识别出这是同一段旋律75。而其他哺乳动物唯一一次表现出相对音高是在一项只有两只恒河猴作为受试者的实验里76。而且这些猴子也没有婴儿厉害。它们能够识别用八度音阶弹奏出的旋律是一样的，但如果用不同音调或无调音阶演奏的话，它们就识别不了了。婴儿们还能识别用不同节拍演奏出的旋律。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无法分辨快慢——事实上他们对此很在行。他们可以区分音阶里的半音程、音色、节拍、韵律、音符组合以及音符长度的变化。在两个月大的时候他们就能区分协调和不协调的音乐，并且更喜欢协调、和谐的音乐[57]。这些能力似乎与文化无关，但是这一点很难证明。从来没有听过任何形式音乐的婴儿很少见，就连胎儿也会在听到音乐时出现心跳变化的反应77。
音乐是一个很难研究的主题，因为我之前提到的那些因素——音高、音色、韵律、节奏、协调、旋律、响度以及节拍，这些都太过复杂。这些因素是音乐的语法，同时也是言语语法的一部分。
你有没有试过说外语呢？在一个雨天里，我曾经试图在意大利跟一个巴士司机闲聊。我简短地问道：“Dov'e il sole?”（太阳在哪里？）他疑惑地看着我。我对自己想道：我知道这些词肯定说得没错，他装作没听懂肯定是故意跟我作对。但紧接着我又想到有些人用外语节奏跟我说英语的时候，我也没办法听懂他在说什么。我说的词确实没错，但重音可能放在了错误的音节，或者重读了句子里错误的词，再或者组合的方式不对。我意识到自己重读了“sole”的第二个音节，而不是第一个音节，听起来好像是在说法语词“soleil”。如果想说“周日是个出海的好日子”，却说成了“周，日是个出，海的好日，子”，你的同伴也会满头雾水的。
韵律（prosody）是语言的音乐线索：旋律、节拍、节奏以及音色。韵律可以为词和短语描绘出边界。有一些语言非常旋律化，比如意大利语。而如中文一类的语言则更加音调化，也就是说同一个词的不同音高就可以代表不同的意思。有一些研究者认为，至少在人类童年时期，大脑是把语言当作一种特殊的音乐来对待的78。
我们知道音乐是可以表达情绪的，正如其他动物的叫声一样。然而除了情绪之外，音乐还可以表达其他意思79。它可以启动你去识别文字。
有一种方法可以用脑电图测量大脑如何识别单词的语义有多相似。正如当一个人看到一个句子“天空是蓝的”之后，会认为“颜色”这个词比“公告牌”在语义上与之关系更紧密，一段特定的音乐也可以启动你，使你在识别一些特定词语时认为它们的语义比起其他词语而言与音乐更接近。打个比方，在听过像是一声惊雷的旋律后，你会觉得词语“雷声”比起“铅笔”来说更接近这个声音。事实上，当作曲者自己说出想表达的词（比如缝合）时，这些词往往也是听众认为与其音乐相关的词。许多音乐是全人类通用来表达特定意思的。
跟语言一样，音乐也有短语结构和循环结构。通过把不同的音符和音节进行组合，你可以创作出无限多个音乐片段。正如人类能很容易地将短语组合成无限多个有意义的句子一样，我们也能构造并加工多个音乐短句。人类似乎是唯一可以构造并加工言语和音乐短句的物种80。
认识人类The Science Behind What Makes Us Unique
音乐和语言还会激活一些同样的神经脑区。丹·列维京和斯坦福大学的维诺德·梅农（Vinod Menon）发现，前额叶区域的两个部分[58]与加工语言紧密相关，同时也会在听没有伴奏的古典音乐时被激活。他们推测这个脑区用于加工随时间变化的刺激——不光是字词，还有音符81。其他研究者发现，如果听到一个“不对”的和弦——也就是大脑没有预期会听到的东西，你的右侧前额叶皮层的一个区域[59]会被激活，同时激活的还有左侧的相应脑区，也就是可能负责语言网络的脑区82，83[60]。左脑的这个对应脑区还会在你听到一个错误的短语结构时被激活，比如“狗遛公园他”。这些脑区似乎对违反预期的结构很敏感，且在左脑中，音乐和语言加工所激活的脑区有重叠。
听音乐带来好心情
正如我们喜欢听好故事或是看满天繁星一样，我们演奏音乐是因为我们喜欢听。我们喜欢听什么呢？我之前提到过，我们喜欢协调的音乐。而且，虽然我这么说可能会吓到你，但音乐还涉及另一个分形。尺度噪声（scaling noise）是一种音质不会被其播放速度所影响的声音。白噪声就是最简单的例子，它不论以任何速度播放都是没有变化的。它位于尺度噪声音谱的一个极端，由完全随机的频率所组成。另一个极端则是完全可以预测的噪声，比如水龙头漏水。在音谱的中间是被称作1/f谱的噪声，一半随机一半可被预测。自然声音的响度和音高变化，如流水、雨、风，通常属于1/f谱84，85。也就是说，在自然中，大量、迅速的音高和响度变化比温和、平缓的波动更加少见。很多音乐也属于1/f谱84。而且，比起音高和响度更快或更慢变化的旋律，人类听众报告说更喜欢属于1/f谱的旋律。许多听觉皮层的神经元都是与自然声音环境的动态属性相对应的86，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对自然振幅刺激的加工明显好于其他刺激87。这又回到了那个加工理论的老调重弹：加工越容易，我们越喜欢。有趣的是，我们的听觉系统和视觉系统都存在这种对自然风景和声音的先天偏好。同样有趣的是，词典上对“艺术”的一种解释正是“人类模仿自然的努力”。
所以我们才会听音乐，这让我们心情不错。至少石器时代的人是这么觉得的。但有些时候音乐会让我们难过。还有电影《大白鲨》里的那些音乐呢？那会让我们紧张。音乐可以引发情绪88。事实上，音乐引发的情绪能强烈到让你产生生理反应，比如脊背发凉以及心跳变化89。但更有趣的是，你可以通过注射纳洛酮来阻止这些反应90，这种药物会阻塞身体中鸦片剂受体的连接。身体会在我们听到喜欢的音乐时产生一种自然的过瘾感觉。纳洛酮正是治疗因海洛因过量而被送去急诊室的病人的药物，它也会阻碍你身体中自然产生的鸦片剂与受体的结合。研究者在音乐家听让他们感觉很“爽”的音乐时扫描其大脑91，从而发现了大脑中所发生的事情的第一个线索。能够引起欢愉的活动——比如进食（脂肪和糖分）、性，再到所谓的毒品等，这些活动所激活的大脑结构[61]在听音乐时也被激活了。
梅农和列维京在非音乐家人群里开展了更细致的扫描，发现下丘脑（调节心跳、呼吸以及“爽”的脑区）这个对奖赏加工很重要的神经脑区也被激活了。他们还发现，多巴胺分泌和对令人愉悦的音乐的反应之间存在相关。这是一个重大发现。已知多巴胺是用来调节鸦片剂类物质的传输的，增加多巴胺分泌理论上可以正性地影响情绪92。多巴胺分泌在人们喝水和进食时也是一种奖赏，同时还可以强化服用成瘾药物的行为。那么音乐是否也是一种与生存相关的刺激，所以也会获得奖赏呢？还是说它只是听觉的芝士蛋糕，跟毒品一样？这个问题尚未获得解答，但有一件事是毋庸置疑的：音乐确实跟一些视觉刺激一样，可以正性地影响情绪。
不论是通过听觉、视觉，还是任何其他感觉体验，增加正性情绪是一件好事。在好心情中，人们在许多不同场景中的认知灵活性和创造性问题解决能力都会增强。好心情还能增强言语灵活性。有正性情绪的人可以通过找到物体、人或社会群组之间的更多相似之处来扩大分类组，使得社会性上的组外群组被归类到一个更大的共同组内群组中来——“好吧，我知道他是湖人的粉丝，但至少他喜欢鱼啊！”这可以减少冲突。正性情绪会让任务变得更加丰富有趣，而有趣的任务会使工作变得值得去做，并使人们在问题解决中寻求更好的结果。一个好的心情会鼓励你去安全地探寻各种变化，让你在约会的时候更独出心裁。它会把你变成一个更讨喜且更灵活的人。这显然是有潜在的适应性的。
音乐会影响我们的思考能力吗
空间能力可以用来创造、思考、记忆和改变一个人脑中的视觉图像。打个比方，通过空间能力，人们可以看着一张二维地图，将其信息想象为三维，从而在城市里找到该走的路。一些年前，有人说听某些古典音乐可以增强空间能力93。这个效应被称为莫扎特效应。然而，这一效应难以得到证实。后续研究发现，不是听古典音乐或是莫扎特让你变得聪明，而是听你喜欢的音乐会让你的心情更好。当你心情好的时候，你的唤醒水平提高，而这可以增强你在许多认知能力测试中的表现。唤醒刺激不仅限于音乐。一个人可以通过其他自己喜欢的刺激被唤醒，比如舔舔手指上的能多益巧克力酱，或是喝咖啡94。
认识人类The Science Behind What Makes Us Unique
还有，听音乐和上音乐课对人脑的作用是两回事。多伦多大学的格伦·舍伦贝格（Glenn Schellenberg）随机分配6岁儿童接受电子键盘、声乐、戏剧课程，或是不接受任何课程，结果发现，智商与童年时期上音乐课有很小但很持久的正相关（他还无意中发现，戏剧课会增强社会行为，但不能提高智商）。这种增强不会被家庭收入或父母教育影响，同时其他课外活动并没有这种效果。学习音乐会让你变得聪明点儿。可想而知，这些发现激发了很多有趣的研究方向。在一个领域的训练可以被迁移到其他领域的证据是很难找的。
迁移效应是指将在一个情境中获得的知识迁移应用到另一个相似的情境（近迁移）或是不同的情境（远迁移）中的能力。在一篇有关迁移效应的详尽综述中，史蒂夫·切奇（Steve Ceci）和他的同事们95在一个世纪以来的前人研究中都没能找到远迁移现象的证据。虽然如此，但人们还是广泛相信远迁移是存在的，这种想法植根于西方的教育理念之中。
舍伦贝格指出，正式教育的目标不仅是构造阅读、写作以及算数的能力，还要发展推理和批判性思维的能力。他那些表明音乐课增加智商的数据是远迁移存在的稀有范例，且有可能是导致这个现象存在的原因之一96。我们是否应该把乐队和音乐课放回学校课程里，而不是为了削减预算而删掉它们呢？音乐训练会对大脑产生什么影响呢？我们知道一些现象，但并不明确地知道为什么它可以提高我们的智商。
我们知道音乐家会在同一时间运用很多技能。他们会边看乐谱上的音符，边把它们翻译成时间线上的一种特定运动活动。这要涉及双手，有些时候还有腿和脚、嘴巴、肺。音乐家会用声调和节奏来表达情绪，他们可以把音乐转换成不同音调，还可以即兴创作旋律与和声。这里要大量使用记忆。音乐家还经常边唱边演奏。他们的特定脑区要比非音乐家更大一些。我们尚不知道这是学习演奏乐器的结果，还是因为选择学习乐器的孩子的神经最初就与常人不一样。但是，有许多证据表明，是学习演奏导致了这些变化。
早期就开始音乐训练的人的特定脑区大小会有更大的差异。打个比方说，小提琴演奏者控制左手手指的脑区会更大，而控制不怎么使用的大拇指的脑区则要小一些，但从小开始学习的小提琴家的脑区的整体增加要更大97。在人的一生中，音乐训练的强度与对应脑区的大小呈正相关。专业音乐人（电子键盘师）在运动、听觉以及视觉-空间脑区的灰质比业余音乐人和非音乐人要更多一些98。这些研究和其他一些相似的研究表明，音乐训练可以增加特定神经结构的大小。
还有人认为，除了提高智商以外，音乐训练还可以增强言语记忆（你可以更好地记住一个笑话）、运动能力（你跳舞会跳得更好）、视觉-空间能力（你变戏法会更厉害）、复制几何轮廓的能力，还可能增强数学能力。
海伦·内维尔在俄勒冈大学的研究小组正在研究那个古老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是音乐导致了认知提升，还是有很强认知技能的人更可能努力去学音乐呢？学习音乐需要专注、抽象和关系思维，以及大脑中被称为执行控制能力的功能。是学习音乐的孩子们已经具备了这些能力，还是说他们是在学习音乐的过程中发展出这些能力的呢？
认识人类The Science Behind What Makes Us Unique
内维尔和她的同事测试了几组来自启智计划（Head Start program）的3～5岁的孩子。初期发现表明，来自音乐或艺术组的孩子们在语言和文学技能上的提高要显著大于那些来自普通教育组里的孩子。接受音乐或艺术训练的孩子们在注意、视觉-空间技能以及数学能力方面的收获也很显著。在参与注意训练治疗的孩子中也有类似的发现。如果这些结果没问题，那么就表明音乐和艺术训练确实会提高语言、注意、视觉-空间以及数学能力99。
增强注意也很重要。注意的一个方面是执行注意，它与认知和情绪的自我调节（比如集中注意力和控制冲动）的机制有关。在恐慌情境下，能够控制情绪冲动足以救人一命。这个功能运作得好坏与否有一部分是由基因决定的，但在俄勒冈大学的迈克尔·波斯纳（Michael Posner）和同事们想知道家庭和学校环境是否也会有影响，正如它们会影响其他认知网络一样。
这个研究小组发现，参与注意训练任务的4～6岁孩子的情绪控制能力会得到提高100。这种提高与在发展过程中所获得的提高是等价的。研究者认为，未成熟的系统可以被训练为能够成熟运作的系统，且注意训练的效果可以被拓展到更多一般技能里，比如在智力测验中所测量的那些技能[62]。
认识人类The Science Behind What Makes Us Unique
波士顿的一个研究小组101正在就大脑大小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问题进行一项长期实验。选择参加音乐训练（钢琴或弦乐器）的孩子与控制组里选择不参加音乐课的孩子相比，是否存在神经差异呢？研究者们还测试了音乐学生是否天生就有更好的视觉-空间、言语或运动技能。他们的第三个目标是了解在训练之前所测量出的音乐知觉是否与音乐训练所导致的认知、运动或神经变化有关。最初的脑成像显示，孩子们在接受音乐训练之前没有差异。经过14个月的学习，5～7岁孩子的初步结果表明，乐器训练具有改变认知和大脑的效应。目前为止，这些效应还很小，且只发生在控制精细运动技能和旋律分辨的脑区之中102。
另一个研究者是密歇根大学的约翰·乔奈德（John Jonides）。他一直在测试音乐家们的记忆力是否更好。事实似乎确实如此。音乐家们确实在视觉和言语测试中表现出更好的长时以及短时记忆力。目前，研究者正在研究音乐训练、音乐技能以及记忆之间是否有密切的联系103。
多年来，许多人都认为音乐家有更好的数学能力。我敢打赌，如果你在街上问人们演奏音乐可以给人带来什么认知优势，这句话肯定是很普遍的回答。然而，关于这方面的证据很粗略。伊丽莎白·史培克（Elizabeth Spelke）正在测试不同年龄组中受试者的数学能力和音乐训练的关系。她的研究中有四个不同的年龄组：5～10岁、8～13岁、13～18岁、成年人。8～13岁年龄组的初步结果显示，接受音乐训练的孩子表现出显著的几何表征优势。其他年龄组的结果尚未得出。
【结论】
图比和科斯米德斯认为孩子们应该被浸泡在符合审美的环境中，这个观点看来是对的。但孩子不是唯一的获益者。不论你是坐在山地牧场上，沿着塞纳河欣赏阿尔卑斯山的美景，观看波纳尔[63]的画作或你最新的手工艺品，倾听贝多芬或尼尔·杨的乐曲，观看《天鹅湖》或教你的孩子跳探戈，阅读狄更斯的小说或讲你自己的奇闻轶事——艺术总能使你的脸上绽放出一朵微笑。我们的微笑也许是因为我们自大的大脑在为自己感到高兴，因为它流畅地加工了一个刺激。但你无须这样告诉艺术家。正性情绪对个体和社会的好处表明，如果这个世界是美的，那么它就会更令人愉快。我觉得法国人老早就弄明白这件事儿了。
艺术创作对动物世界而言是一件新鲜事。现在，我们知道这件只有人类能够做的事情是基于我们的生物学基础的。我们与其他动物有一些共同的知觉加工能力，所以可能甚至有些与它们一致的审美偏好。但人类大脑里还有独有的东西——一些可以让我们进入假装状态的能力。如艾伦·莱斯利所说，一些神经连接的变化使我们可以分辨现实和想象；而如图比和科斯米德斯所说，这使我们可以有选择地使用正确信息。这一人类独有的能力使我们可以非常灵活地适应不同环境，打破了其他动物需要严格服从的行为模式。我们的想象能力让几千年前的一个人看向法国某洞穴里的一堵墙，并决定用一些壁画来装饰它；让另一个人去讲尤利西斯的史诗；让另一个人看着一堆大理石，发现了被困在里面的大卫[64]；让另一个人看着海湾前的地产，想象在这里建造悉尼歌剧院。我们还不知道是什么导致了这些神经连接变化。这是因为一些微小的基因突变导致的前额叶皮层变化吗，还是说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没有人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将要在第8章中讲到的大脑功能偏侧化优势的增加导致了这一切呢？也许吧。
|
发表于 2019-1-22 17:33: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