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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军统暗杀王陈恭澍:行踪难觅的军统第一杀手

发表于 2019-1-22 15:22:5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陈恭澍,出生于1907年,河北宁河人,绰号辣手书生。黄埔军校第五期警政科毕业。1932年加入力行社特务处,任组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历任军统局天津站站长、华北区区长、上海特二区区长等职,先后策划刺杀张敬尧、石友三、王克敏、张啸林、傅筱庵、汪精卫等汉奸,一度令汉奸日寇闻风丧胆,号称军统第一杀手。1941年10月在上海被汪伪76号特工总部逮捕,为保全性命被迫投降,暗中却与军统局长戴笠取得联系。1945年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上海当局以汉奸罪为名逮捕,两年后获释。后任中央训练团河北大队长、绥靖总队上校总队长,驻守北平、河北一带,负责与人民解放军进行所谓的政治作战。1949年赴台湾,任国防部情报局第二处少将处长,1969年退休,晚年出版回忆录“英雄无名”系列,因深入揭露军统内幕,一度成为台湾出版界的抢手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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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1926年,南京一家旅馆中,住进了一个斯文白净的年轻人,但是他似乎并不开心。他叫陈恭澍,祖籍南方,自小和兄嫂生活在北京。一年前,19岁的陈恭澍年轻气盛,和嫂子大吵一架后负气出走,到广东考入了黄埔军校,入第5期步兵科学习。

  陈恭澍入黄埔军校时,正值大革命风起云涌,北伐军自南而北挺进。此间,年轻的黄埔学生军作战勇猛、信念坚定,迅速成为北伐军中的骨干,陈恭澍也在其中,但并没有留下什么值得一说的表现。

  也许是命里注定他的奇特机缘。1928年北伐军占领北平,北伐战事告一段落后,北伐军开始整编裁员,陈恭澍也在被裁之列,离开军队失去差事,等待重新安排工作,暂时失去了收入来源,他只好住到国民政府新首都南京的一个小旅馆里。

  当时,落南京的黄埔学生人数颇多,而空缺有限,陈恭澍久等工作无着,积蓄耗尽,一时落魄到了焦头烂额。但转机来得很突然,终于有一天,陈恭澍委托一期学长、好友曾扩情代为运作门路的事,终于有了结果:他在旅馆里接到指令称,校长召见。

  那是在1931年。陈恭澍一直记得那次的见面。“校长着中山装,安详地坐在办公桌后面的椅子上,桌上摆着一份用十行纸缮写的名册,他手上拿着一支粗大的红蓝两色铅笔。”寥寥几句对话,见面结束。

  几天后,他得知自己入选“中央军校特别研究班”——这是蒋介石亲自批准设立的,这次他召见了100多名黄埔学生,但最终进入第一期“特别研究班”的,只有陈恭澍等14人。集训了6个月后,陈恭澍这些人被安排去中央党部报到,但依旧没有给安排工作,这让陈恭澍很是彷徨。

  二

  这一等,又是一年。

  直到1932年的一天,据陈恭澍后来在自传中的回忆,一个朋友带来了一位客人,介绍道:“这位小老弟是5期同学陈恭澍,这位老大哥是6期同学戴笠,戴雨农。”

  陈恭澍觉得奇怪,怎么黄埔六期的学弟成了老大哥,黄埔五期的反而成了小老弟?然后,他仔细观察了戴笠:发现对方的年龄比自己大很多,浓眉大眼,隆准高颧,身材虽不高,却显得很厚重、很结实,“称得上相貌脱俗、气宇非凡了。”。

  此后,戴笠经常来找陈恭澍,两人十分投机。戴笠衣着朴素,行为神秘。他会不经意地对陈恭澍说:“有什么报告呈给校长,可以交给我转上去,比较方便。”

  其时,戴笠还不曾告诉陈恭澍的是,1932年初,蒋介石密令戴笠成立复兴社特务处。同年9月,改组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军统从此正式登上民国历史的舞台,陈恭澍随即进入了军统第一个特务训练班——“洪公祠特训班”。半年训练期间,他学习了暗杀、搜集情报、制造炸弹、驾驶……

  三

  当年年末,陈恭澍接到了第一个任务:去建立军统北平站。出发前,戴笠为陈恭澍饯别,送给他一把勃朗郎宁手枪。

  1933年3月,戴笠让陈恭澍编制北平站的预算。核准的数目大约为3000元。陈恭澍的个人经费就有400多元——在当时,这是一笔巨款,因为当时的一袋上等洋白面,也只能卖两元八角。

  两个月后,1933年5月4日,北平站接到密令——暗杀原北洋军阀首领、前湖南督军张敬尧,限期一周完成任务,原因是张敬尧隐居天津租界,与日本人暗中来往,军统情报显示,张敬尧携带700万巨款,即将在华北策划武装暴动,拉起队伍投靠日本人。

  这是陈恭澍负责的第一起暗杀行动。人在北平的王天木,也参与了进来。情报显示,张敬尧化名常石谷,数天前入住东交民巷六国饭店。陈恭澍派人几次进入饭店刺探,最后在一个给张敬尧做衣服的裁缝那里,知道了他和手下的几个房间号。

  三天后,行动开始。王天木化装成商人,带着负责暗杀的特务白世维进入六国饭店。白世维身上藏着戴笠送给陈恭澍的那把勃朗郎宁。

  饭店二层,张敬尧的房间门虚掩着,透过门缝,王天木看床边坐着一个人,正百无聊赖地摆弄一个小玩意儿,那人正是张敬尧。机不可失。王天木连忙示意,身后的白世维立即冲上去,对准张敬尧胸部连开三枪,张应声倒地。

  一时间,饭店乱成一团。饭店门外,在陈恭澍的接应下,两人迅速离开。

  北平站当晚得到情报,张敬尧毙命于一家德国医院。几十年后,回忆这起暗杀行动,陈恭澍犹然洋洋得意,自觉“完美无瑕”,因为“既没有牺牲,也没有失误;不曾连累人,也不曾辜负人”。

  四

  但陈恭澍之后的几次锄奸行动,并不顺利。

  1934年,陈恭澍奉命刺杀投靠日本的军阀石友三,由于石友三一直藏身于天津日租界,军统一时难以找到机会。

  陈恭澍派人策反了石友三身边的副官先鸿霞,对其晓以民族大义,希望其协助军统除掉汉奸石友三,先鸿霞为人直率,当即同意。随后,先鸿霞又策反了石友三府上的另一副官史大川和厨师老楮。最终,先鸿霞和老楮二人决定,在石友三所吃的饭菜中下毒,毒死石友三。

  不料,因厨师老楮在行动之时神情紧张,被石友三看出破绽,导致先鸿霞和老楮身份暴露,被押进日本宪兵队,惨遭杀害。行动彻底失败。

  1935年11月,陈恭澍刺杀勾结日寇、炮制所谓“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进企图推动“华北五省自治”的殷汝耕,也是几度功亏一篑,彻底失败。

  尤为惨烈的是1938年3月刺杀王克敏的行动。1937年12月14日,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平成立,统辖平津等华北地区,王克敏出任伪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兼内政部总长。

  陈恭澍不辞辛劳多方奔走,终于打探到王克敏的行踪,得知其每个星期二下午两点,都会去煤渣胡同日本宪兵队所在地,和日本特务喜多诚一见面。

  陈恭澍立即布置行动,首先是弄清煤渣胡同一带的地形,并掌握了王克敏出行时的武装警卫情况,为做到万无一失,他还专门调来了几名职业杀手。

  1938年3月28日,陈恭澍带着行动组早早便来到了煤渣胡同附近,各小组人员迅速准备就绪。

  1时45分,王克敏乘坐的车缓缓驶来,警备车在前,王克敏乘坐的车则在其后放慢了速度,好让警卫先下车布置警戒。而军统事先制订的计划是:陈恭澍坐在大街对面人行道对面一个小摊上。

  当王克敏的汽车向煤渣胡同驶来时,陈恭澍按照事先的布置“陡然起立”,表示已经发现目标,当王克敏的车准备左转的时候,陈恭澍“戴上帽子”,意思是行动人员可以举枪射击了。于是,两名军统特工兰子春、徐自富,便拔枪向王克敏的专车连连射击。

  杀手兰子春共有四弹击中王克敏所乘汽车。不料,当天日本顾问山本荣治也搭乘了王克敏的专车,与王克敏共同坐在汽车后排,兰子春打出的四枪中,一枪击中山本荣治头部,另一枪打穿发动机后,又击中山本荣治的右脚,山本荣治当场毙命。陈恭澍误以为击中目标,遂下达了撤退命令。

  事后,陈恭澍才得知,所杀之人并非王克敏。更为遗憾的是,刺杀行动中,兰子春腿部负伤,留下了血迹。日寇出动军犬沿着血迹搜寻,最终抓获了兰子春和徐自富。不久,二人都惨遭杀害。至此,刺杀王克敏行动也彻底失败。

  五

  陈恭澍杀手生涯中最具影响力和轰动效应的案子,也是一次失败的刺杀。

  1938年12月18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从昆明乘飞机出走河内。29日即发表了“艳电”,公开宣布和日本人合作。1939年春,蒋介石密令戴笠派人前往越南河内刺杀汪精卫,要在汪尚未离开河内去南京之前把他除掉。

  戴笠派遣刚刚从天津调回重庆的原天津站站长陈恭澍,和戴笠的随身警卫员王鲁翘去河内,以国民党政府驻河内总领事馆为刺杀汪精卫的行动指挥所。

  与此同时,戴笠又电令军统局本部续派行动员陈邦国等8人,以及擅长纵跳、拳术的武功教师唐英杰,分批前往河内。陈恭澍为行动组组长。行动组共有18人,被称为“十八罗汉”。

  经过侦察,陈恭澍了解到汪精卫落脚在在河内的一个高级住宅区——高朗街27号。这是一栋两开间的二层西式楼房,楼上一大一小两个房间相连。军统特务朝夕在隔街向汪寓所遥窥,推断较大的一室,是汪氏夫妇卧室兼汪氏会客室。而楼房后门道路复杂,巷道纵横,对暗杀后撤离十分有利。

  有国民政府驻河内总领事馆的配合,加上陈恭澍短时间的积极活动,很快弄清了汪精卫住处的布置情况。

  陈恭澍首先拦下每天给汪精卫送面包的人,换上一只含毒面包,由行动员化装成送面包的人送去。不料,汪精卫这天偏不吃面包,而予退回。

  一计不成,陈恭澍又生一计。一天,获悉汪精卫找水电修理工去修他浴室的水龙头,陈恭澍便指示行动组把修理工暂时扣押起来,另派一个行动员冒充修理工,还随身带了一罐毒气,在水龙头修好后,把打开盖气的毒气罐放在浴缸底下,同时把浴室门窗关闭,让毒气弥漫全室,只等汪精卫晚上一进浴室,中毒丧命。不料,汪精卫3天没进浴室,计划再次意外失败。

  几次刺汪机会错过,陈恭澍很懊恼,决定孤注一掷发起一次突击性强攻——深夜直捣汪宅,实行武装袭击刺杀。1939年3月20日夜11时40分,陈恭澍驾车带着6人出发,在接近汪精卫寓所的一个巷道时,两名越籍警探拦住了他们。陈恭澍把口袋里的4500元钱全部掏出,警探终于放行。

  到了高朗街27号后门,陈恭澍对行动做了分工:自己留守车上,张逢义和陈布云留在外边放哨,王鲁翘、唐英杰等越墙而入。郑邦国以利斧劈开楼房前面的门,随后4人飞身上楼。

  汪宅的人被惊动了,厨师何兆开门张望,郑邦国抬手就是两枪。特务们堵住侍卫居住的房门,而汪的侍卫们出境后因为无法携带武器,所以也无可奈何。

  同时,特务王鲁翘冲上三楼,对着他们以为是汪精卫居住的北屋撞了几下,却怎么也撞不开。显然,屋里有人,反锁了。王鲁翘接过唐英杰带来的利斧,将房门劈了个洞,但门没打开,屋里的台灯还亮着,王鲁翘发现屋里有一男一女,遂把枪伸进洞里对准床的方向开枪,汪精卫的追随者曾仲鸣首当其冲,子弹直接命中他的腰背,他当场倒地。曾的妻子方君璧也身中数弹,幸而躺在床下,虽受伤而所中皆非要害,得免于死。

  军统特务听到室内倒地声、呼号声以后除了呻吟声以外,一切归于沉寂,以为任务完成,汪氏夫妇定死无疑,于是携枪准备下楼离去。

  此时,在福特车里的陈恭澍极为紧张,不知道行动是否成功。见王鲁翘出来,也来不及等其余人上车,便驾车飞驰而去。不久,唐英杰和陈布云也先后回来,但其余3人被河内警方逮捕。

  凌晨4时50分,军统的内线传来情报,说汪精卫安然无恙,打死的是曾仲鸣。原来,高朗街27号洋楼的三楼有4个房间,当晚汪精卫夫妇、汪的女儿汪文惺与女婿何文杰、朱执信的女儿各住一间房,而把最好的一间主卧让给了刚从郊外搬来的曾仲鸣夫妇,没想到这反而送了曾仲鸣的命。军统突袭时,汪氏夫妇就睡在隔室,虽然惊恐万状,但未损毫发。

  暗杀汪精卫失败,蒋介石颇不满意,对戴笠有所指责。而陈恭澍也因此被雪藏了一段时间。

  六

  尽管屡有失败,但陈恭澍在军统内部还是慢慢有了“军统第一杀手”的称号,人称“辣手书生”。

  与赵理君、王天木、沈醉并称军统“四大金刚”。不久,陈恭澍再度奉命潜伏上海,履职军统上海区区长,这是至为危险的中日汪暗战第一线。

  1939年初夏,陈恭澍来到了上海滩,担任上海区区长。他的对手,是奸猾的军统叛徒李士群。此间,策划了多起锄奸行动,尤其是成功暗杀了两个著名的大汉奸后,大小汉奸人人自危,1937年11月上旬,上海沦陷。上海三大亨之一的青帮流氓头目张啸林,公开投敌做了汉奸,胁迫各行各业与日本人“共存共荣”,大肆镇压抗日救亡活动,捕杀爱国志士,并筹建伪浙江省政府,拟出任伪省长。

  鉴于张啸林丧心病狂的恶劣行径,戴笠向潜伏在沪的军统上海区区长陈恭澍发出了针对张啸林的锄奸令。陈恭澍随即建立行动组。行动组先后策划了两次暗杀行动,都没有成功。

  而遭到几次暗杀后,张啸林也希望能找到几个枪法好的人来当保镖。在张啸林司机阿四的介绍下,林怀部进了张宅,起初只当了个门卫,但在他林怀部展示了精准的枪法后,便成了张啸林的保镖。

  1940年8月14日,有客来访张啸林,林怀部决定待张啸林送客下楼时动手。不曾想,楼上的赌局饭局一直到深夜。林怀部始终无法下手,焦急万分。这时,他看见阿四在院中擦车,就故意凑过去说:“有些私事,请师傅去楼上向张先生讲一声,准我五天假。”

  阿四摇摇头说:“张先生有规矩,会客时不许下人打扰,你又不是不知道。”

  林怀部故意刺激他:你平时常说张先生如何如何地看得起你,看来和我没什么两样,吹牛。阿四一听火了,两人吵了起来。楼上的张啸林听到声音,忍不住跨到窗前厉声喝问:吵什么?

  张啸林怒骂林怀部:你这小赤佬,吃饱了不干事还吵架,老子多叫一个东洋兵来,用不着你了。林怀部也毫不示弱地还嘴,张啸林于是探身窗外怒吼:阿四,把这小赤佬的枪卸下来,让他滚蛋。

  林怀部随即说道:用不着赶,老子自己走。说着,林怀部伸手去腰间拔枪。所有人都以为林怀部真要交枪走人,不料他对着张啸林抬手一枪,正中张啸林面门,张啸林当场毙命。

  陈恭澍在上海做的另一起暗杀事件,是制裁了伪上海市长傅筱庵。上海沦陷后,傅筱庵出任伪上海市市长,于是上了军统的死亡名单。但因傅筱庵防范严密,陈恭澍一时难以得手。

  最终,陈恭澍策反了傅筱庵府上的仆人朱升源,对其晓以民族大义,希望其协助军统除掉汉奸傅筱庵,朱升源表示同意。

  1940年10月11日凌晨,傅筱庵参加了一个日本人举办的宴会,喝的得烂醉如泥,回到家里倒头便睡。朱升源觉得时机已到,他拿起一柄早已准备好的菜刀,悄悄的走进傅筱庵的房间,见举起菜刀对着傅筱庵的脖子连砍三刀,顿时鲜血飞溅而出,傅筱庵当场毙命。

  六七

  1941年10月29日,陈恭澍终于行踪暴露,被汪伪特务绑架,押至极司非尔路76号的“特工总部”。在李士群的利诱之下,陈恭澍“投敌”了。这件事颇多可疑。

  陈恭澍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在囚羁中,和李士**了朋友,于是利用其政治野心,“诱使他接受了我的远大之计”。按照他的说法,自己其实是“卧底”。

  其后,陈恭澍担任“汪伪特工总部处长”,却是不争的事实。抗战胜利后,陈恭澍因此入狱,不过后来幸运地被释放了,任“绥靖总队”第一大队大队长。去台后,曾任“国防部情报局”第二处处长,1960年晋升“陆军少将”。

  退休以后,经过长时间的准备,1977年,陈恭澍开始撰写回忆录,并刊登在《传记文学》杂志上。1981年,陈恭澍《英雄无名》系列回忆录的第一辑《北国锄奸》由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此后,陆续又出版了四辑,直到1988年,最后一辑《平津地区绥靖戡乱》出版。

  晚年的陈恭澍曾自诩为“英雄无名”——现在看起来,能不能算“英雄”另说,“无名”倒是真的。毕竟于大节有亏。

  所以,军统很多人都耻于与陈恭澍为伍,甚至连提都不愿意提起他。后来到了台湾,经常与陈恭澍来往的,也就是他早期交的几个好朋友,比如王天木、毛万里、王鲁翘等。上世纪六、七十年代20世纪六、七十年代,军统老人搞了多次比较大的聚会,也没人请陈恭澍。

  这段经历,成了他“烙在身上的疤痕”。抗战胜利后,陈恭澍曾任“0760部队”大队长,他回忆说:“每逢集会,大家都穿得整整齐齐,以服式分,军服和警察制服最多,中山装和西装次之。有一次正赶上是国庆节,不期然,我在他们的身上看见了一样东西,这又使我大受刺激!原来有些人在他们所穿的制服上,别着一两排五颜六色的‘勋标’,其中有一节‘胜利纪念章’,是表彰抗战有功的,我看在眼里,辛酸在心头,为什么?因为他们有而我没有。”

  陈恭澍当过汉奸,抗战之后,差点就给枪毙了,他当然不可能有“胜利纪念章”。陈万分痛悔地说:“想到抗战,我的确也出过力,就是事到临头舍不得一死,不仅应该得到的得不到,而且落得个终生不名誉。这怎么能够叫我在众家弟兄面前抬得起头来。少一颗纪念章,原是小事,算不了什么,可是烙在身上的疤痕,将永远挖不掉。”

  另一方面,陈恭澍始终保持着杀手见不得光的职业习惯。

  “我这一辈子,大半生活在惊涛骇浪之中。虽然积年累月,不分昼夜地的经常处于紧张状态,可是始终做不到处变不惊的镇定功夫。一直到今天,每听嘭嘭敲门声,铃铃电话响,明晓得不会再有人来逮捕我,也不会再有工作上的噩耗传来,可是仍然禁不住为之一震,好象是有了习惯性,改都改不过来了。”

  至今无人知其生死,其去世年月及墓葬位置均不可考。

  早期经历

  陈恭澍,出生于1907年,河北宁河人。黄埔军校第五期警政科毕业。南京中央军校特别研究班毕业,中国国民党军统特务。1925年,陈恭澍因琐事与嫂子发生争吵,当时陈恭澍18岁,刚刚中学毕业,年少气盛的他一气之下居然离家出走。这一走就跑到了广东,与大多数热血青年一样,陈恭澍投考了黄埔军校,而且一考即中,顺利地考入黄埔军校四期,后因生病延期入黄埔军校第五期警政科。陈恭澍是1926年3月从广东进入黄埔军校第五期的,1932年加入力行社特务处,任组长、调查主任、北平站长,特务处本部组长。

  北国锄奸

  刺杀张敬尧

  1933年1月,华北局势不稳,郑介民任复兴社华北区区长,以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上校参谋的名义作掩护,重新调整部署特务处在华北地区的工作。此时,日寇委任张敬尧为平津第二集团军总司令,令他赴华北收集旧部,勾结帮会,策反驻军,阴谋暴动。张敬尧随即携带700万元巨款来到北平,入住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鉴于张敬尧的投敌行径,军统局长戴笠决定除了他,郑介民亲自前往北平向陈恭澍传达了针对张敬尧的锄奸令。陈恭澍在摸清了六国饭店地势之后,决定实施暗杀。

  1933年5月7日,军统特工王天木与白世维潜入六国饭店,发现饭店二楼有一处房间窗口半敞,一个人当窗而坐,正百无聊赖地摆弄一个小玩意儿。王天木一眼认出此人便是张敬尧。他回头示意白世维,手指房内,连连点头,作出杀人手势,还小声说道:就是他。白世维看在眼里,亮在心上,说时迟那时快,撩袍取枪,一步跨到窗前,对准张敬尧的胸部连开三枪,张敬尧倒地毙命。白世维闪身下楼,大步流星迈出大厅,负责接应的特工戚南谱站在车前,彷佛有预谋那样望着门内。二人四目交投,一言不发,从两边上车,司机一踩油门,疾驰而去。[2]

  毒杀石友三

  1934年,戴笠下达锄奸令,要求对投靠日本的汉奸军阀石友三予以制裁。陈恭澍接到指令后,立刻策划行动。由于石友三一直藏身于天津日租界,军统一时难以找到机会。经过反复考虑,陈恭澍派人策反了石友三身边的副官先鸿霞,对其晓以民族大义,希望其协助军统除掉汉奸石友三,先鸿霞为人直率,当即同意。随后,先鸿霞又策反了石友三府上的另一副官史大川和厨师老楮。最终,先鸿霞和老楮二人决定在石友三所吃的饭菜中下毒,毒死石友三。不料,因厨师老楮在行动之时神情紧张,被石友三看出破绽,导致先鸿霞和老楮身份暴露,被押进了日本宪兵队,惨遭杀害。至此,毒杀石友三行动彻底失败。

  制裁殷汝耕

  1935年11月,殷汝耕与日寇勾结,炮制了所谓“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进而推动“华北五省自治”。殷汝耕附逆后,军统局长戴笠指示陈恭澍立即动手除掉汉奸殷汝耕。陈恭澍接到锄奸任务后,立即布置行动。首先,陈恭澍派遣一名女特工以美色接近殷汝耕,并在殷汝耕所吃的食物中投毒,不料却被殷汝耕识破,致使计划功亏一篑。最后经过策划,陈恭澍决定偷袭殷汝耕的办公地点。先指定一个行动小组制造事端,引起门岗的干涉,并出其不意,予以格杀。同时,由其他两个行动小组冲进大门,绕过影壁,通过中门,闯进办公大厅。另一小组则进行掩护。进入办公厅内后,不管是否遭遇抵抗,都要以迅速发现行动目标,立即予以制裁为第一要务。然而,该计划最终因无法掌握殷汝耕的作息时间而功败垂成。至此,刺杀殷汝耕行动彻底失败。

  袭击王克敏

  1937年12月14日,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平成立,统辖平津等华北地区,王克敏出任伪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兼内政部总长。鉴于王克敏的投敌行径,军统局长戴笠下达了针对王克敏的锄奸令,要求以最严厉之手段制裁王逆克敏。陈恭澍接到指令后,为尽快完成锄奸任务,不辞辛劳多方奔走,打探王克敏的行踪,终于获得了一条重要情报:王克敏每个星期二下午两点都会去煤渣胡同日本宪兵队所在地和日本特务喜多诚一见面。陈恭澍立即布置行动,首先经过一番仔细的考察,基本弄清了煤渣胡同一带的地形,并掌握了王克敏出行时的武装警卫情况,为做到万无一失,他还专门调来了几名职业杀手。

  1938年3月28日,陈恭澍带着行动组早早便来到了煤渣胡同附近,各小组人员迅速准备就绪。1时45分,王克敏乘坐的车缓缓驶来,警备车在前,王克敏乘坐的车则在其后放慢了速度,好让警卫先下车布置警戒。军统事先制订的计划是:陈恭澍坐在大街对面人行道对面一个小摊上,他“陡然起立”,表示已经发现目标,开始准备“戴上帽子”时,则示意行动人员可以举枪射击。此刻,王克敏的汽车已经向煤渣胡同驶来,陈恭澍发现目标后便立即起身,示意行动人员准备,当王克敏的车准备左转的时候,他已将拿在手上的礼帽戴在了头上,暗示行动人员开枪射击。看到信号已发出,两名军统特工兰子春和徐自富便拔枪向王克敏的专车连连射击。杀手兰子春共有四弹击中王克敏所乘汽车。不料,当天日本顾问山本荣治搭乘王克敏的专车,与王克敏共同坐在汽车后排,兰子春打出的四枪中,一枪击中山本荣治头部,另一枪打穿发动机后又击中山本荣治的右脚,山本荣治当场毙命。陈恭澍误以为击中目标,遂下达了撤退命令。事后,陈恭澍才得知所杀之人并非王克敏。更为遗憾的是,刺杀行动中,兰子春腿部负伤,留下了血迹。日寇出动军犬沿着血迹搜寻,最终抓获了兰子春和徐自富。不久,二人都惨遭杀害。至此,刺杀王克敏行动彻底失败。

  河内刺汪

  暗杀源头

  抗日战争爆发后,汪精卫极力反对抗战,主张投降。他带头和陈公博、周佛海等人散布“抗战必亡国”的论调,遭到全国人民的痛斥。但汪精卫决意在投降的道路上走下去,不惜卖身投靠日本侵略者。

  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出走越南河内,发表了臭名昭著的“艳电”,公开投降日本。1939年2月,蒋介石派出与汪精卫素有渊源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谷正鼎,赴河内劝汪精卫迷途知返,遭到汪精卫的拒绝。鉴于汪精卫的叛国行径,蒋介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撤销一切党内职务,并命令戴笠在汪精卫离开河内前往南京组建伪政府之前把他除掉,戴笠随即向陈恭澍下达了锄奸令,要求以最严厉之手段制裁汪逆精卫。陈恭澍接到指令后,不敢怠慢,立即率领特工潜入越南河内,伺机刺杀汪精卫。

  前期行动

  陈恭澍亲自探查,了解到汪精卫住在河内的一处高级寓所,这是一栋西式楼房,这栋洋房,是两开间的二层楼,楼上一大一小相连的两间对街屋。在了解了地势之后,陈恭澎当即布置行动。

  经情报获悉汪精卫每天早餐吃的面包是由河内一家面包店准时送去的,就把送面包的人拦截下来,换上一个含毒面包,由特工人员化装成送面包的人送去。不料汪精卫当天食欲不佳,不吃面包,而予退回。陈恭澍再次策划,欲在汪精卫住宅的浴室中放置毒气罐,只等汪精卫洗浴时散发的水蒸气引发毒气,将汪精卫毒死。但苦于没有内应,此计划无法实施,只得作罢。

  过了两天,汪精卫要到离河内八十里的丹道镇三岛山麓旅游。陈恭澍立刻布置暗杀行动,由陈恭澍率行动员分乘两辆小汽车,埋伏在汪精卫此行的必经之路上,等待汪车的到来,看准汪精卫在车上时,便尾随追击。不料,汪精卫未到目的地又突然折返。陈恭澍只好调头,决定跟上去立即下手,也不再考虑在河内市区能否安全脱身的问题了。军统局的两辆追击车追到市区十字街头,汪车穿过马路后,正好一辆电车横驶过来,两辆追击车被阻,这次行动又无果而终。[4]

  喋血河内

  最终,陈恭澍决定孤注一掷,发起一次突击性强攻,深夜直捣汪宅,实行武装袭击刺杀。1939年3月21日凌晨,陈恭澍亲自指挥行动人员来到汪宅附近,准备动手。暗杀小组分为三路,陈恭澍留在车上等待,另有两人在汪宅院外游走接应,王鲁翘等五人则翻过高墙进入院内。陈邦国用斧头砍开通向后院的房门,开枪吓退了闻声出现的保卫人员,其余四人飞步跃上楼去,按照事先侦察的寓所内情冲向汪精卫卧室。卧室房门紧锁,几人只得将门劈出一个洞,王鲁翘俯身向里查看,只见一白衬衣男子正慌忙钻向卧室床下躲藏,上半身已经被床板遮住,腰背以下还暴露在外。根据看得见的部分体形,加上先入为主的意识,王鲁翘立刻断定这就是汪精卫,于是连开三枪,将此人打死。因为无法打开房门,再加上一路砍门、开枪已经惊动了警卫,几人随即撤退。其实,被杀之人并非汪精卫,而是其秘书曾仲鸣。至此,河内刺杀汪精卫行动彻底失败。[4-5]

  沪上风云

  枪杀张啸林

  1937年11月上旬,上海沦陷。青帮流氓头目张啸林公开投敌,沦为汉奸,胁迫各行各业与日本人“共存共荣”,大肆镇压抗日救亡活动,捕杀爱国志士,并筹建伪浙江省政府,拟出任伪省长。鉴于张啸林丧心病狂的恶劣行径,军统局长戴笠向潜伏在沪的军统上海区区长陈恭澍发出了针对张啸林的锄奸令。陈恭澍随即建立行动组并制定了锄奸计划。行动组长陈默接到任务后,策划了两次暗杀行动,但均未成功。张啸林遭到几次暗杀后,就希望能找到几个枪法好的人的当保镖保护自己。林怀部是在张啸林的司机阿四的介绍下进的张宅,起初只当了个门卫。在阿四的引荐下,林怀部向张啸林展示了精准的枪法。就这样,他取得了张啸林的信任,被聘为保镖。

  1940年8月14日有客来访张啸林,林怀部决定待张啸林送客下楼时动手除掉张啸林。但不一会引客的管家下来去翠芳楼叫妓女前来侍酒陪赌,赌局饭局交替能到深夜。如果这样就无法下手。林怀部见阿四在院中擦车,便故意上前与他争吵。楼上的张啸林听到声音,忍不住跨到窗前厉声喝问。林怀部见时机已到,从腰间拔出手枪,对着张啸林抬手一枪,子弹正中张啸林面门,张啸林当场毙命。

  刀劈傅筱庵

  上海沦陷后,傅筱庵出任伪上海市市长,军统局长戴笠指示陈恭澍对傅筱庵予以制裁。因傅筱庵防范严密,陈恭澍一时难以得手。最终,陈恭澍策反了傅筱庵府上的仆人朱升源,对其晓以民族大义,希望其协助军统除掉汉奸傅筱庵,朱升源表示同意。1940年10月11日凌晨,傅筱庵参加了一个日本人举办的宴会,喝的烂醉如泥,回到家里倒头便睡。朱升源觉得时机已到,他拿起一柄早已准备好的菜刀,悄悄的走进傅筱庵的房间,见傅筱庵早已熟睡,他举起菜刀对着傅筱庵的脖子连砍三刀,顿时鲜血飞溅,傅筱庵当场毙命。

  杀赤木亲之

  1938年日军派遣赤木亲之担任上海工部局警务处处长,赤木亲之是日本著名的反特工专家,其上任之后大肆捕杀抗日爱国志士,1939年夏,在赤木亲之的操纵下,日军对潜伏在上海的军统特工展开大搜捕,大量军统志士被捕殉国。消息传到重庆,军统局长戴笠痛心不已,为了报仇,戴笠亲自在暗杀名单上加上赤木亲之的名字,要求陈恭澍立即动手,除掉赤木亲之。军统特工蒋安华首先摸清了赤木亲之的住址,花费整整十天时间探查,摸清了赤木亲之的出行规律。1941年6月17日,赤木亲之乘汽车出行时,早已守候多时的蒋安华率数名军统特工突然冲出,对准车内的赤木亲之连开数枪,赤木亲之当场毙命。

  定居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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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胜利后,陈恭澍任中央训练团河北大队长、绥靖总队上校总队长,驻守北平、河北一带,负责与人民解放军进行所谓的政治作战。1949年解放前夕赴台湾,任国防部情报局第二处少将处长,1969年退休,晚年出版回忆录“英雄无名”系列,因深入揭露军统内幕,一度成为台湾出版界的抢手货。但因其杀人无数,树敌过多,即使在时过境迁的晚年,依然保持着杀手不得见光的习性,很长一段时间无人知其生死,至今其去世年月及墓葬位置均不可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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