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尔衮嗣位之谜与衔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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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尔衮是爱新觉罗氏，努尔哈赤第十四子，母亲是乌拉那拉氏，名阿巴亥。他生于明朝万历四十年（1612年），死于清顺治七年（1650年），至今已363年。他轰轰烈烈的人生，为一代王朝奠基做出过重大历史贡献。但围绕他人生各个阶段有许多谜，令人难解，少年嗣位与衔恨就是其中之一。

　　一大变革的年代

　　多尔衮是中国东北少数民族人，其先人自周秦以来叫肃慎、邑楼、勿吉。辽、金、元、明时代称作女直、女真。明朝正统初年，先祖南迁至今辽宁省新宾和吉林省桓仁等地区。建立明朝地方政权“建州三卫”。受汉族等先进民族文化影响，16世纪末年进入社会大变革时代。

　　（一）统一建州本部

　　建州女真从正统初年到努尔哈赤起兵，经过140多年，与辽沈、中原汉族进行密切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交往，社会生产、文化生活飞速发展，初步进入农业民族行列。但明朝末年吏治腐败，边官的民族压迫政策，引起少数民族的不满与反抗。努尔哈赤就是女真族的代表人物。

　　努尔哈赤早年住在辽宁省新宾县网户村后山北砬背山城，曾受明朝赐封的龙虎将军等武职高官。他不仅带领部众在开原、抚顺、清河、叆阳等地从事马市贸易，而且八次到北京向明朝政府进贡、经商。他眼界开阔，除本族语言外，还会蒙古语、汉语，最爱读《三国志》、《水浒传》，对中华传统文化早有领会。

　　努尔哈赤等不堪边官欺凌，于万历十一年（1583年），同弟弟舒尔哈齐等团结37名英雄豪杰，以13副铠甲起兵。经过三年苦战，将建州范围内苏子河、浑河等流域的苏克苏浒河、浑河、完颜、哲陈、栋鄂五大部及其所属各城先后统一。继之将长白山的讷殷、珠舍里、鸭绿江三部征服。万历十五年（1587年），在虎拦哈达山下“筑城三层，启建楼台”。当年六月二十四日，宣布“定国政，凡作乱、盗窃、欺诈悉行禁止”。并宣布国家婚姻大法等一系列法律，开始依法治国，形成初具规模的奴隶制国家。这时，他坚持同明朝通好，照常进贡，通商贸易，关心人民疾苦，至“民心大悦”，出现“民殷国富”形势。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为适应“国势日盛”的发展需要，他将首都迁往更开阔的赫图阿拉城。

　　（二）征服东海各部

　　努尔哈赤胸怀大志，颇有进取精神。他不满足已取得的成就，迁都赫图阿拉后，开始向东海各部进军。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他派大将扈尔汉等征服东海兀吉部的胡叶路。第二年，派大将额亦都征服绥芬路、雅兰路、纳木都鲁路、宁古塔路。第三年，派儿子阿巴泰、大将费英东等征服乌尔固辰、木棱路；大将何和理、额亦都、达尔汉等征服胡尔哈部扎库塔城，并向黑龙江中下游用兵，直到天命二年（1617年，万历四十五年）征服库页岛，将东海，即包括今天的乌苏里江沿岸，黑龙江中下游大部分地区，都纳入他兵威之下。

　　（三）吞并海西四部

　　对于努尔哈赤来说，征服东海各部主要是夺取资源、人口，从物资和人力方面充实自己的实力。然而，哈达、辉发、乌拉、叶赫等部都是与他不相上下的部落，占据通向东海和黑龙江的贸易通道。欲控制整个东北貂、参等物资来源，并用以同明朝马市贸易，这四大部落即“海西扈伦四部”成为他的最大障碍。扈伦四部的酋长都是女真社会有历史传统，比较强盛的大家族中的人，他们看到无名的努尔哈赤领导的部落飞速崛起，很不服气，便联合起来，想把它掐死在摇篮里。于是，叶赫部那林布禄、布斋，乌拉部布占泰，辉发部拜音达理，哈达部猛格布禄等各部贝勒[1]思、明安贝勒及珠舍里、讷殷、锡伯、挂勒査共9部，大兵3万，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九月，分三路向建州进攻。结果在古勒山一战，被建州兵打得惨败。布斋战死，布占泰被俘，其他头目带领残兵败将落荒而逃。

　　古勒山战后，尽管扈伦四部被迫与建州部讲和，但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的志向没有改变。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九月，出兵消灭哈达部。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九月，灭亡辉发部。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吞并乌拉部。天命元年（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他自称抚育列国英明汗，在赫图阿拉城建立大金国，史称“后金”，是为“天命元年”。天命四年（1619年，万历四十七年）八月，消灭叶赫部，将女真社会全部统一。他骄傲地宣布：“满洲国自东海至辽边，北自蒙古嫩江，南至朝鲜鸭绿江，同一语音者俱征服，是年诸部始合为一。”

　　（四）对明王朝开战

　　明朝政府对女真各部实行分而治之政策，各部首领都是明朝任命的都督等，通过卫、所制进行管理。努尔哈赤的统一战争，对明朝政府是公开挑战。明朝边官进行过一系列干涉。天命四年（1619年，万历四十七年）初，发动著名的萨尔浒大战，四路出兵围攻赫图阿拉。结果被努尔哈赤指挥的八旗兵各个击破。天命三年（1618年，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为号召，公开向明朝宣战，当年四月十五日，率兵占领明朝边疆重镇抚顺城，七月攻克清河城。第二年六月占领开原城，七月夺取铁岭城。由于战争不断向明朝辽东腹地推进，为减轻调兵遣将辛劳，天命四年（1619年，万历四十七年）六月，他迁都界凡城。天命五年（1620年，万历四十八年）十月，迁都萨尔浒城。天命六年（1621年，天启元年）三月，一举攻占明朝关外重镇沈阳、辽阳城。并迁都辽阳，建筑东京城定居。天命十年（1625年，天启五年），迁都沈阳，后改称盛京城。

　　努尔哈赤占领辽沈后，由于奉行民族压迫政策，推行剃发令，遭到广大汉族人民反抗，民族矛盾尖锐化。在对辽南金州、复州、海州和盖州进行血腥镇压的同时，他于天命七年（1622年）率兵渡过辽河占领辽西重镇广宁城。天命十一年（1626年，天启六年）正月，带领13万大军进攻宁远城，遭到明朝督师袁崇焕守军的坚决抵抗，以失败而告终。尽管当年四月他派遣二贝勒阿敏、四贝勒皇太极等出征巴林部取胜，但他一生的战争事业至此已画上句号。

　　二兄弟父子相残

　　努尔哈赤兄弟、父子相残，发端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征服东海和哈达部前后。弟弟舒尔哈齐、长子褚英都在内讧中幽禁被杀。

　　（一）兄弟之争

　　努尔哈赤起兵初期，舒尔哈齐是得力助手，他英勇多谋。十余年后，兄弟分歧逐渐加深。主要表现在两个重大问题上：其一，对外战争问题。努尔哈赤起兵目的是征服女真各部，统一东北，进而对明朝开战，如先金一样，入主中原。舒尔哈齐想平定建州本部后，各自守土。所以，对征服东海、哈达部表现消极。他满足于明朝封赐给他的都督职务，号称“三都督”。其二，权力之争。随着统一战争发展，兄弟权力冲突日趋严重。征服哈达部后，建州将全国分成三族，分配从哈达掠来的明朝敕书，大部分被努尔哈赤及其子褚英（20岁）、代善（18岁）领有，舒尔哈齐及其子所得很少；努尔哈赤部下将领150人，舒尔哈齐只有40人；兄弟相争日渐明显，招待外来使者，兄杀几头猪，弟必以相同数量招待；外使贡物，弟弟要求使者“不要高下于我兄弟”，希望数量相同。最后，弟竟与兄长分城而居。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八月十九日，舒尔哈齐在被幽禁中死亡，享年48岁。

　　（二）褚英失位

　　舒尔哈齐死后，努尔哈赤仿照汉人习俗，实行长子继承制，立长子褚英为嗣，继承汗位。从万历八年（1580年）至天命五年（1620年，万历四十八年）的40年中，他共生16个儿子。长子褚英（1580年生）、次子代善（1583年生）、三子阿拜（1585年八月十五日生）、四子汤古代（1585年十一月初四生）、五子莽古尔泰（1587年生）、六子塔拜（1589年二月十八日生）、七子阿巴泰（1589年六月十六日生）、八子皇太极（1592年十月二十五日生）、九子巴布泰（1592年十一月初十日生）、十子德格类（1596年十一月十三日生）、十一子巴布海（1596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生）、十二子阿济格（1605年生）、十三子赖幕布（1611年生）、十四子多尔衮（1612年十月二十五日生）、十五子多铎（1614年生）、十六子费扬古（1620年生）。其中长子褚英和次子代善是元妃佟佳氏所生，承继汗位由长子褚英首先列名，理所当然。

　　褚英英勇善战，曾因战功被赐封为洪巴图鲁和阿尔哈图图门称号，是勇敢、有谋略之意。努尔哈赤根据长子继承制，决定将国中一半的人口赐给褚英和次子代善，即每人名下各5000户，并“牧群八百、银一万两，敕书八十道”。令长子褚英执掌国政，代善辅佐，故有令“二子执政”之说。按努尔哈赤的想法，两位长子多分财产，其他诸弟少分，一旦诸弟有难，便于向兄长求助，而兄长有难，将不便求助于弟，故如此安排。

　　褚英在三个问题上同父亲有严重分歧：其一，同情叔父舒尔哈齐，不赞成置叔父于死地。其二，胁迫代善、莽古尔泰、皇太极、德格类等“发誓”：听兄的话，不许“将我之所言告于父汗”，并威胁五大臣费英东、额亦都、何和理、扈尔汉、安费扬古服从自己，否则汗父故后将诛杀之，致使“彼此不睦”。其三，四兄弟、五大臣告发他之后，憎恨其父，诅咒父亲出兵乌拉部失败等。努尔哈赤认为长子“不可置信”，以其“心胸狭窄”，无治国胸襟，与他所希望的“秉公治国”背道而驰。于是，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三月二十六日，将其幽禁。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闰八月，以罪伏诛。

　　褚英失政后，努尔哈赤仍以长子继承制安排嗣位人选，令次子代善代政。李朝使者反映说：努尔哈赤死后，代善“必代其父，胡中皆称其宽柔，能得众心”。

　　三暴风雨中降生

　　多尔衮降生在建州本部统一之后，大军征服东海三部与扈伦四部的炙热年代。他还在娘胎里蠕动时，姥姥的乌拉部已遭到父亲的大军攻击，失掉6城；刚降生5个月，姥姥和舅舅已无家可归，部落被父亲兼并。可见，他是在战争的暴风雨中降生。

　　（一）子以母贵时代

　　在努尔哈赤16个儿子中，按道理除长子褚英、代善外，以顺序第三子阿拜，第四子汤古代应排在前边，但为什么将八子皇太极、十子德格类、五子莽古尔泰列入“爱如心肝之四子”呢？这与满族[2]社会发展阶段性有关。因为在统一建州和扈伦四部中，努尔哈赤后宫是政治晴雨表，为加快统一事业发展进程，他大搞政治联姻，凡是有威望的大酋长，自称贝勒（王），属下人多势众，地位显赫，相互联姻，是普遍增势手段。褚英、代善之母元妃哈哈纳扎青就是有名的酋长塔本巴宴之女。莽古尔泰、德格类之母衮代是继妃，也是著名酋长莽塞杜诸祜之女。这两位后宫主人除具备上述条件外，又都是努尔哈赤统一建州本部的创业夫人。而阿拜母亲兆佳氏、汤古代母亲钮钴禄氏只排在“庶妃”位置上。因此，其子不被列入“爱如心肝之四子”中。皇太极之母叶赫那拉氏孟古姐姐地位更高，是叶赫贝勒杨吉砮之女。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嫁给努尔哈赤后不久，就取代继妃衮代为中宫皇后。她生皇八子皇太极地位比继妃衮代之子莽古尔泰更高贵。努尔哈赤在分给诸子产业时，莽古尔泰“并未授以产业”。衣食之用都是皇太极的残羹剩饭，长期倚赖皇太极生活。

　　由此不难得出结论：清朝早期皇帝后宫注重政治联姻；后宫福晋名次常常反映社会统一进程；有明显的等级差别；子以母贵。

　　（二）暴风雨中降生

　　阿巴亥生于万历十八年（1590年），父亲是乌拉贝勒满泰，母亲姓都都祜氏。努尔哈赤兼并哈达、辉发部后，为打通朝鲜后门东海地区贸易通道，尽量争取乌拉部合作。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贝勒满泰及其子因故死亡，努尔哈赤将9部联军之战中俘虏的满泰之弟布占泰贝勒送回乌拉部成为国主。布占泰使用刚柔并举手法对付努尔哈赤，既治国强兵、兼并临近各部，又试图与努尔哈赤友好。他先请求努尔哈赤将舒尔哈齐之女额实泰、额恩哲及努尔哈赤之女穆库锡娶为妻子。又将自己的妹妹滹奈嫁给舒尔哈齐，侄女阿巴亥嫁给努尔哈赤。在这种相互政治联姻交易中，阿巴亥作为交易的政治筹码，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十一月，在叔父布占泰陪同下，进入建州赫图阿拉城。阿巴亥作为刚满12岁的少女，与43岁的努尔哈赤就这样成了婚配。

　　阿巴亥初嫁时，仅是个小姑娘，不足以引起努尔哈赤关注。后宫最受青睐的是皇太极母亲，叶赫之女即孟古姐姐。然而不幸的是阿巴亥入宫两年，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九月，孟古姐姐病卒。努尔哈赤痛苦异常，他“爱不能舍，将四婢殉之，宰牛马各一百致祭，斋戒月余，日夜思慕，痛泣不已，将灵柩停于院内三载，方葬于念木山”。

　　孟古姐姐病逝一年，阿巴亥满15岁，成为努尔哈赤卧榻上最受宠的美人。此后10年在努尔哈赤的婚姻生活中，除有时关注侧妃叶赫那拉氏、庶妃西林觉罗氏、伊尔根觉罗氏外，主要热恋着阿巴亥。因此，阿巴亥连生三子，即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七月十五日生阿济格，万历四十年（1612年）十月二十五日生多尔衮，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二月二十四日生多铎。

　　历史上女真社会部落与部落政治联姻，实际上都是为维护相互力量暂时的平衡，没有什么亲戚、感情可言。当努尔哈赤需要，并有能力征服乌拉部时，尽管乌拉部女儿夜间还卧在他的卧榻中，而早晨他便率领大军向乌拉部开战。当多尔衮在胎中数个月后，努尔哈赤同阿巴亥的叔父布占泰翻脸，夺取乌拉首都之外6座城市，大肆焚烧谷物。多尔衮降生刚满5个月，其父大兵的铁蹄已踏平他姥姥的安乐窝，乌拉部彻底灭亡。姥姥和舅舅都无家可归，逃往叶赫部。多尔衮就是降生在女真社会大动荡的暴风雨中。他甚至在娘胎时就与母亲思考人生的抉择和道路。所以，兄弟之间他最聪明。

　　四慈母更显风流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努尔哈赤中宫皇后病逝，同时乌拉部与建州部关系正处在相对稳定时期。努尔哈赤考虑进一步拉近与乌拉布占泰的关系，当年便将14岁的阿巴亥捧上大妃宝座，史称“大福晋”。

　　（一）大福晋自危

　　时间如流，转瞬之间努尔哈赤62岁。刚满31岁的阿巴亥已给他生下三男一女[3]，高居大福晋之位，国家第一夫人、国母。按理说她该满足了，然而，面对苍老的丈夫和年幼的子女，她眉间紧皱。丈夫一旦西归，她孤儿寡母将依靠谁？恰在此时，即天命五年（1620年，万历四十八年）三月初八日，左翼总兵官费英东故去，令努尔哈赤十分悲伤。他到费英东灵前“呼号大恸”，直到“夜半返家”。长吁短叹地说：“和我休戚与共之大臣，今始有一二凋丧，我亦不久矣！”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其实这是阿巴亥早就想到，并有危机感的大事。她倾吐了自己的心事。努尔哈赤为解爱妃担心，便说：“吾身殁后，大阿哥须善养幼子和大福晋。”这给阿巴亥指出了寄托和希望。

　　（二）大福晋忧心

　　天命五年（1620年，万历四十八年）三月十五日，努尔哈赤小妾泰（塔）因査与另一个女人纳扎发生口角，牵出大福晋阿巴亥一系列经济问题。众所周知，努尔哈赤从起兵那天起，对经济问题就十分重视。他在统一过程中，垄断东北经济是他成功的重要手段。在后宫已有约法，明确规定：“诸凡福晋，若不经汗允许，即以一庹布，一块缎给与女人，则被诬为欺夫买药；若与男人者则被诬为已有外心。”讲明内宫经济问题的两种性质。而这次大福晋的经济问题确有更复杂的社会背景。大体有四种情况，其一，给达海“蓝布二匹”，令努尔哈赤怀疑大福晋“有外心”。将达海“缚以铁锁，钉于粗木而囚之”。其实，阿巴亥或者是济贫，或者是收拢人心，因为达海毕竟是汗身边难得的人才，不会有他意。其二,两柜财物放在阿济格家，另有“暖木面大匣中存放之银两”放在大福晋母亲家。众所周知，自从乌拉部灭亡，大福晋母亲都都祜和弟弟阿布泰，跟随布占泰贝勒逃往叶赫部。叶赫部灭亡，布占泰、都都祜、阿布泰等全部移居后金都城。阿巴亥将财物和银两隐藏在儿子和母亲家可能是敛财，以解后顾之忧。其三，阿巴亥将另外部分财物隐藏或赠送给养子达尔汉虾、总兵官巴都里、参将蒙阿图家。这些人都是皇太极所属正白旗将领，也是努尔哈赤的爱将。阿巴亥相信惠及这些人，对其未来必有好处。因为皇太极一直是嗣位争夺的劲敌，聪明的大福晋不会不想到窝囊的代善在与皇太极争夺中，鹿死谁手，难于料定。其四，散财给村民。这是大福晋接济贫民的表现，从最坏的地方想也只能说她有意收买人心。总之，大福晋并不吝财。她通过经济手段在铺垫自己的未来，反映出她忧心忡忡，并敢于违背汗约，按照自己的主意行事，算是敢作敢为的一位女性。

　　（三）大福晋风流

　　大福晋知道努尔哈赤对她和幼子未来的安排，将要由大阿哥代善来赡养，她动了心思，并采取三种手段接近代善和皇太极：其一，给两位贝勒分别送饭，告状者说给代善送两次，给皇太极送一次，看来还是有所侧重。其二，曾经一天两三次派人到代善家，并得出结论说她与代善有“同谋”。更严重的是竟然在“深夜”出宫院“二三次之多”，似乎有偷情之嫌。其三，大福晋在公开场合卖弄**。事情是天命年间，努尔哈赤虽然建国称汗，有外殿和内宫，但诸贝勒会议常常在内宫召开，大福晋出入不避讳。这是国家统治机构不完善所致。大福晋为引起代善注意，每在诸贝勒会议期间，有意梳妆打扮，“以金珠妆身献媚于大贝勒”。其他诸贝勒、大臣都看不惯，但畏惧代善和大福晋未来掌政报复，知而不言。众所周知，阿巴亥正值30岁左右，“美丰姿”，为人聪明伶俐、漂亮大方，具有满族女人生就的活泼、潇洒作风，为后宫之冠，自然看不惯的诸贝勒、大臣不是垂涎就是嫉妒。但不管他们怎么想，她都是一代风流人物。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是满族从相对比较滞后的奴隶制发展时期飞速向封建制过渡，落后的民族风俗仍有残留，婚姻关系比较混乱，父死子娶其妾，兄死弟聘其嫂，甚至侄儿娶婶母等事，视为平常。这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经济关系的反映，而在这种生产关系下所形成的社会风俗，不会随着经济关系的改变而立刻发生变化。努尔哈赤所说的“吾身殁后，大阿哥须善养幼子和大福晋”，其中就包含大福晋将要嫁给代善之意。可见，大福晋的风流是自危、是忧心，是一个女人预见到她人生道路上的坎坷而求得未来幸福的渴望。

　　（四）皇太极谋位

　　在努尔哈赤安排嗣位的规划中，总是能够看到一个人的身影，他就是八子皇太极。他天生就有一种优越感。这种优越感来自母亲家族的威望，来自汗父对孟古姐姐特殊的钟爱和他本人文武双全及过人的聪明。所以，当努尔哈赤第一次分析家产时，除长子褚英、次子代善外，皇太极在其他诸子中首屈一指，其次是德格类、阿济格，连大名鼎鼎的莽古尔泰都没有份。当努尔哈赤将汗位交给长子褚英承袭期间，刚满20岁的皇太极，就与父亲身边的巴克什额尔德尼往来密切，而额尔德尼正是陷害褚英、“进谗言”的主要人物之一。天命八年（1623年，天启三年）五月初三日，努尔哈赤对于杀褚英多有悔意，曾在诸贝勒大臣面前说：“昔大阿哥在时，额尔德尼、乌巴泰等曾进谗言”，并严肃地指出：“于辽东时，伊逊、额尔德尼，即已去四贝勒巡察之处，往而不问，归而不告其所往。如此之举，不唯挑唆，岂有他哉？”足见，在对大阿哥“进谗言”的问题上，皇太极难于脱离干系，有觊觎汗位之嫌。

　　在大福晋被揭发的事件中，皇太极的影子再次出现。其中有四件事值得深思：其一，大福晋送饭除大贝勒代善外，其他贝勒都不给送，偏偏送给皇太极。其二，大福晋隐藏和送财物时，八旗各个大臣都不送，偏偏送给皇太极所属的正白旗大臣达尔汉虾、巴都里、蒙阿图。其三，努尔哈赤在派人调查时，偏偏派达尔汉虾、额尔德尼、雅逊等，有的史学家分析说：“调查者名列第一的调查大臣达尔汉虾即努尔哈赤养子扈尔汉，和代善的关系很不融洽，代善曾经专门向汗父进奏不利于扈尔汉的‘谗言’。……额尔德尼，是努尔哈赤重用的亲近臣，竭力拉拢皇太极，经常违背旗制，私往皇太极处通报消息，是皇太极争夺汗位集团成员；雅逊，好弄权术，爱作谎言，曾‘伪为己功’，免死‘单身给与四贝勒’；蒙阿图隶满洲正白旗。”从这里我们看到一个不动声色，善于团结和施展拉拢手段，而对汗具有左右能力的正白旗贝勒皇太极。何以见得？有一次额尔德尼被他属下牛录名叫塔布兴阿的人告发，额尔德尼十分紧张，慌忙去找皇太极商量。他告诉皇太极，塔布兴阿敢于“告发我二人”，是汗属下的雅逊、乌纳格两个人挑唆所致。二人经过商量决定“不可不令雅逊、乌纳格辞离于汗”。可见，他们多么霸道，竟敢在努尔哈赤健在时动他身边的人。后来雅逊可能被逼无奈，令其妻子馈送“十余颗东珠”给额尔德尼。尽管如此，雅逊还是以罪拨入正白旗。其四，大福晋的行为尽管有她自己的考虑，违背汗大权独揽、经济约法，但实际上并无大错。而汗的侍妾与大福晋宫女之间的口角，是叶赫那拉氏纳纳昆福晋、乌云珠阿巴盖福晋勾结皇太极，使令皇太极的一个小女人，接近努尔哈赤侍妾从中挑唆所致，是精心策划的阴谋，是个冤案。

　　然而，努尔哈赤一生英明盖世，回到内宫却弄不清其中的是是非非，竟以吃醋的心情，责备大福晋：“尔竟不爱汗夫，蒙我耳目，置我于一边，而勾引他人。”骂她“奸诈虚伪，人之邪恶彼皆有之”，决定“我将不与该福晋同居，将其休弃之”，将大福晋废了。如果不是因为有三男一女需要照顾，险些将大福晋处死。而对他心爱的第八子皇太极的所作所为却毫无提防和察觉，事后将部分家产竟送到皇太极库房。当然，叶赫那拉氏纳纳昆福晋、乌云珠阿巴盖福晋除得到“大福晋所制蟒缎被二床、闪锻裤二床”各一套外，没有取代大福晋位置，而努尔哈赤的侍妾泰因查却成了大功臣，受到“着加荐拔，陪汗同桌用膳而不避”的高规格待遇。

　　五嗣位之继与衔恨

　　在努尔哈赤去世前的数年间，关于他立嗣的问题传说纷纭，其中有：“谓贵永介曰：‘九王子当立而年幼，汝可摄位，后传于九王。’”根据这一条材料，近年诸多著作认定此为事实，也有的著作持完全否定意见。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略加分析、判断。

　　（一）大贝勒失政

　　天命四年（1619年，万历四十七年），在萨尔浒大战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四月初三日，努尔哈赤决定移兵于明朝边境驻扎，在界凡山筑城。经过两个月施工，便于当年六月初十日，将都城暂时迁到界凡城。然而，尽管天命五年（1620年，万历四十八年）三月，有大福晋事件冲击，努尔哈赤对大贝勒代善不满，却“不欲加罪其子”，便借“大福晋窃藏绸帛、蟒缎、金银甚多为辞，定其罪”，休废于另室，代善便躲过了罪责。当然，从根本上说，代善没有什么过错。而当时的努尔哈赤一心只想国家必须“得辽而后生”，不进入辽沈地区将无法生活，关于继嗣问题不再提起。因统一事业发展很快，当年十月又决定临时迁都。代善作为合法汗父嗣位人，应当胸中有数。然而，在住房问题上他却弄得很复杂。先是他看到长子岳讬建的宅院比自己的宽敞，想要移入。本来父子之间可以自行协商，但他却以关心汗父姿态，希望汗父移出自建的狭小院庭，移进自己宅院。努尔哈赤很是高兴，认为“果较其欲居住之地颇为宽大”，于是宣布：“大贝勒住我整修之住地，我居大贝勒整修之地。”而代善没有看上汗父宅院，认为太狭窄，不便装修。暗指拨岳讬宅院给自己。诸贝勒不知道他葫芦里装的什么药，他又不明说。大家都成了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莽古尔泰没有与诸贝勒商议，请示汗父派工千余人给代善重新建筑宅院。新宅院完工后，代善仍不满意，提出“该地优佳，请汗居住”。努尔哈赤前往观看后，决定进驻，并将代善原先建筑的宅院作为诸贝勒会议大衙门，将自己初建的房屋仍赐给代善。代善没有达到愿望，指使阿敏再次请命。努尔哈赤只好从新建的“优佳”宅院搬出，回到自己初建的宅院中。

　　代善是努尔哈赤诸子中最勇敢善战的将领，功勋赫赫。但是，做出如上蠢事，实在令人失望。他目光短浅、心胸狭隘、不识大体且相当自私。同时，他还怕老婆。继妇虐待次子硕讬管理牧群，肆行无忌。致使硕讬无法生活，造成极坏影响。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达尔汉虾等都曾劝告他，竟迟迟不能改悔。早年李朝使者曾赞扬他宽宏、能得众心，将来必然承继汗位。而今天却批评他“特寻常一庸夫”。天命五年（1620年，万历四十八年）五月二十八日，他发誓说：“我不恪守汗父教导之善言，不听三位弟弟、一位虾阿哥之言，而听信妻言，以致丧失汗父委托于我指挥之大政。我乃杀掉我的妻子，手刃我之过恶，日后若仍以是为非，以恶为善，怀抱怨恨和敌意，我愿受天谴责，不得善终。”这段誓词，如同认罪书。由此不难看出，在努尔哈赤的心目中代善已黯然失色。

　　（二）兄弟间相逼

　　从天命四年（1619年，万历四十七年）至天命六年（1621年，天启元年）的三年中，后金政权围绕李朝问题，内部发生较大争论。主要是两个问题，即对待李朝战俘和出兵李朝。萨尔浒大战结束后，李朝都元帅姜宏烈率领3000兵投降。代善与姜宏烈在战场上共同盟誓讲和。代善想先移兵都城，令姜宏烈等朝见努尔哈赤后，将李朝官兵再释放回国。而努尔哈赤知道这批官兵有很强的战斗力，将对后金构成威胁，除采取分散办法，将一部分分到村庄外，借口杀掉数百人。代善认为双方已讲和，“阵上之约不可负”。同时，他鉴于后金“四面受敌，仇怨甚多”，大非自保之策，对于李朝“极力主和”，坚决反对杀害李朝官兵，丧失信誉。皇太极和莽古尔泰等主张屠杀投降官兵，并主张出兵李朝，然后再进攻辽东。因此，在李朝问题上两个代表人物代善与皇太极“和战异议，所见相左”，争论十分激烈。兄弟争论最终裁判自然是汗父。从正常人情道理说，真理是在代善一边。努尔哈赤无奈，表态说：好！好！“当从汝言”。而皇太极和莽古尔泰早就摸清汗父心思。因此，这场军事路线的大争论，也是努尔哈赤对代善嗣位动摇的重要原因之一。

　　经过两年争论，转眼之间已是天命六年（1621年），嗣位问题已成了烫手山芋，想拿拿不得，想放放不下。九月初十日，努尔哈赤遇到叔兄弟阿敦，闲聊起来。这位阿敦是一位“勇而多智”的人物，在后金将领中“超出诸将之右”，往昔各次战阵几乎“皆其功也”，现任镶黄旗满洲固山额真，是努尔哈赤身边的智囊人物。努尔哈赤遇事一向独断专行，而在嗣子问题上却听阿敦意见。他开口便问：“诸子中谁可以代我？”智慧的阿敦听到这样的敏感话题，哪敢轻易插言，巧妙地说：“知子莫如父，谁可有言？”努尔哈赤告诉他说说无妨。阿敦仍不肯直接点出名字，只说：“智勇双全，人皆称道者。”努尔哈赤明白他所指的就是皇太极。可见，努尔哈赤放弃代善嗣位，已有意于皇太极，从“人皆称道”这句话可知，皇太极在官民中的口碑不错。

　　然而，阿敦对待这样的严肃问题，却采取不严肃态度，他将与努尔哈赤的谈话内容告诉代善，使代善心情不安而怨恨。皇太极摸到汗父脉搏，便同莽古尔泰、阿巴泰等频繁秘密交往。阿敦洞察到其中隐情，便悄悄地警告代善：皇太极、莽古尔泰等“将欲图汝，事机在迫”，你要做好准备。阿敦本是好心，让他提防，可哪里想到代善竟跑到父亲跟前哭了起来。努尔哈赤十分愕然，问清缘由，原来是阿敦从中有话。为弄清真相，努尔哈赤将皇太极等招来盘问，而他们都矢口否认。结果阿敦以在诸子中“交媾两间”罪被幽禁，籍没家产。从实而论，尽管代善经过种种挫折，嗣位已基本丧失，而皇太极仍不放心，对兄长几乎是落井下石，在社会上已形成一种氛围，连李朝使者都已洞察到，他们“兄弟位次相逼”，指出皇太极“恃其父之偏爱”，“潜怀弑兄之计”。当然，阿敦在爱新觉罗家族中是智谋高远人物，努尔哈赤在嗣子问题上，任何人的意见都不顾，偏偏征求他的看法，说明他已引起努尔哈赤的特殊担心。然而，他一时不慎却给努尔哈赤抓到把柄，借机将他杀掉，防止身后乱政。这就是政治斗争的残酷性，李朝使者对此惋惜地说，努尔哈赤“是自坏其长城也”。

　　（三）八家同理政

　　自从褚英被杀，努尔哈赤经过7年努力，解决嗣子问题宣告失败，诸子相争，愈演愈烈。于是他在剩下的5年中，无可奈何地实施八和硕贝勒共同治理国政方略。这个方略的提出和实施共有四个问题：其―，总结历史教训。努尔哈赤在训诫诸王时，说他的思想来自祖宗六王时代，即“我祖六人及东郭（栋鄂）、王佳（完颜）、哈达、夜黑、兀喇、辉发、蒙古俱贪财货，尚私曲，不尚公直，昆弟中自相争夺、杀害，乃至于败亡”。从这段历史教训中他得出结论：我“以彼为前鉴，预定八家”。实际上，他也是吸取自己的历史教训，因为他为争权夺势、利益、政见分歧，竟杀弟、屠子，当他进入64岁高龄时，反省过去，展望未来，不寒而栗。所以，天命六年（1621年，天启元年）正月十二日，他教训诸子：“吾子孙中纵有不善者，天可灭之，勿令刑伤，以开杀戮之端。”实际上，开杀戮之端者、不善者正是他自己，今天只是希望诸子不要重蹈覆辙。事实证明，努尔哈赤晚年推行的治国方略，与吸取历史教训大有关系。其二，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经济内容是要求“重义轻财”，凡得财务，八家平分；政治上，从诸贝勒中推选出一人为君。要求君主善良、贤能、受谏、有才、有德、有威望，反对“恃力自恣”者；有事八家同议，未经同议不准私行。诸贝勒朝见君主须同往，共商国是、举贤良、退谗佞，不可一二人至君前；君主“若不纳谏，所行非善”，可以共同计议更换；如果被更换的君主不悦，则“强行易之”。同时，要求严法度，信赏必罚，加强法制管理。其三，奉行儒家忠孝思想，主张社会和谐，提出“人君无野处露宿之理，故筑城也。君明乃国成，国治乃成君。至于君之下有王，王安即民安，民安即王安。故天作之君，君恩臣，臣敬君礼也。至于王宜爱民，民宜尊王；为主者宜怜仆，仆宜为其主。仆所事之农业与主共食，而主所获之财及所畋之物亦当与仆共之。如是，天欣人爱，岂不各成欢庆哉”。很显然，他要求从君主到奴仆上下都要“互相关切”，使社会达到“天欣人爱”境界。如何达到这个目标，需要一种统治思想，那就是儒家思想。天命十年（1625年，天启五年）四月二十三日，他在诸贝勒欢宴上正式引用《论语》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吾世世子孙当孝于亲，悌于长。其在礼法之地勿失恭敬之仪。至于燕闲之时，长者宜合洽其子弟，俾翕如欢聚。”并指出，作为君主凡是“除夕谒堂子拜神主后，先由国君亲自拜众叔、诸兄，然后坐汗位。汗与受汗叩拜之众叔、兄，皆并坐于一列，受国人叩拜”。为了给诸子和国人做出榜样，当年正月初七日，他把过去在统一战争中受到冲击、对自己大为不满的建州本部叔父、伯父，叶赫部的诸媪、额驸之母，包括乌拉部岳母都都祐等都请到自己家中，坐在西炕上，令自己的三位福晋以儿媳之礼，“叩拜二伯父及四媪”，自己也捧酒跪饮。同时，在民族政策方面，遵循儒家思想，主张改变往昔政策，认为“昔我国满洲与蒙古、汉人国别俗殊，今共处一城，如同室然。为和洽，乃各得其所”。其四，推行监督机制。天命八年（1623年，天启三年）二月初七日，决定八旗设都堂8员，满洲每旗设审事官2员，蒙古、汉人各设审事官8员。而对各贝勒特别设立“卦文启示者”，将汗的教诲之言，随时提醒贝勒遵循，给予严格监督。

　　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实质上是重新确立政治体制，将正在过渡和完善的君主制，退回到贵族共和制，是一种倒退政策，没有前途。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诸位小贝勒的地位。并对争权夺势的大贝勒是个有力的牵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激烈的嗣位之争。同时，也不难看出，所谓“九王当立而年幼”，令代善摄位，将来“传于九王”的传闻，决不会是这种体制下的产物，而是努尔哈赤在实施此制之后，对嗣君的一个适时的思考方案。

　　（四）嗣位之谜底

　　朝鲜李朝使臣传出多尔衮当立嗣，代善暂摄政一事，后世史家常常一言以蔽之，“望风扑影”。就算如此，影子是什么？也需要史家认真追踪。现从四个方面看看当时的具体情况。其一，多尔衮为贝勒，不代表八家。努尔哈赤在世时，他在诸贝勒中处于什么位置，我们从头说起。早在天命四年（1619年，万历四十七年）李朝官员李民寏提到代善、皇太极、莽古尔泰之后说，“余三子幼”，当时阿济格15岁、多尔衮8岁、多铎6岁。这里指的是受重视、有地位的六个儿子。其中这三位幼子，在李朝人的笔下只是“余”子，并无明显社会影响。第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努尔哈赤因代善的“过恶”，废除其执政地位，宣布八家的列名是：“阿敏台吉、莽古尔泰台吉、皇太极、德格类、岳讬、济尔哈朗、阿济格阿哥、多铎多尔衮八贝勒为和硕额真。”从此，9岁的多尔衮由一名闲散贝勒成为正式和硕额真。但在八家中只是与7岁之弟多铎合为一家，且在多铎之后。天命六年（1621年，天启元年）十二月初一日，召开八家会议时，有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多铎（8岁）、岳讬参加。天命八年（1623年，天启三年）五月初五日，在八角殿审事时，出席的是代善、阿敏、皇太极、多铎（10岁）、阿济格等。天命九年（1624年，天启四年）元旦出席八角殿叩拜的是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阿济格、多铎等贝勒。初三日，参加与蒙古恩格德尔盟誓的是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阿巴泰、德格类、斋桑古、济尔哈朗、阿济格、多铎、岳讬、硕讬、萨哈廉。如上的情况终努尔哈赤时代，不曾有变化。事实证明，多尔衮既是八家成员，又不代表八家，准确的定位是闲散贝勒、和硕额真。其二，多尔衮不主旗。努尔哈赤三位幼子分旗当在天命五年（1620年，万历四十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分析八家时。当时两黄旗60牛录，分成四份，努尔哈赤与三位幼子各分15牛录。总管自然是汗。多铎掌正黄旗，多尔衮附之，具体管旗大臣是达尔汉虾，包括巴克什额尔德尼都在此旗。阿济格掌管镶黄旗，汗的15牛录当属此旗。具体管旗大臣是阿敦阿哥。多铎作为旗主贝勒，除上述旗主贝勒聚会出席外，军事行动自然是他出面。所以，天命九年（1624年，天启四年）正月初六日，努尔哈赤派八旗每牛录出10名甲兵往取复州户口时，出兵的贝勒是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四贝勒、阿巴泰、岳讬、阿济格、斋桑古、济尔哈朗、多铎。代表两黄旗的贝勒是阿济格和多铎。十一日，出兵取恩格德尔额驸户口时，是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四贝勒、阿巴泰、德格类、阿济格、斋桑古、济尔哈朗、多铎、岳讬。代表两黄旗的仍是阿济格和多铎。事实说明，多尔衮虽属正黄旗，并有15牛录而不主旗。其三，多尔衮尚未分居。理由之一是天命五年（1620年，万历四十八年）五月，查抄大福晋藏隐财产时，从阿济格家中抄出“二个柜，内藏有绸缎三百匹”，证明阿济格此前已分居另过。理由之二是天命九年（1624年，天启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努尔哈赤命令“多铎阿哥，将尼堪阿哥财产诸物合于尔处”，并指出“尔家”作为“八家”不得“挥霍”尼堪财物。证明多铎作为八家亦有自己的家。多尔衮所属15牛录虽然附于多铎的正黄旗，但兄弟之间不属于同一个家。一个月后的五月二十八日，多尔衮娶妻子，也不曾涉及自己的家和财产问题。大半是多尔衮同努尔哈赤仍然住在一起。多尔衮并未分析家产。此事有先例为证，早在褚英兄弟首次分析家产时，德格类有份，而莽古尔泰无份，可能是重视幼子习俗所致。理由之三是多尔衮既然不是旗主贝勒，地位尚居多铎之后，为什么李朝传出他将嗣位之事，这是多尔衮与父亲的亲密关系所致，一则多尔衮住在汗父身边，不曾分居；二则多尔衮与鲁莽粗俗的阿济格、文雅但好色贪玩的多铎不同，他为人聪明多智，工于心计，善于洞察时势，能够随机应变，在某些公开场合必得汗父特殊青睐，为外人所洞知。同时，不能完全排除努尔哈赤在私密情况下倾听大妃阿巴亥要求令多尔衮承袭之想。无风不起浪，李朝消息多来自“六镇藩胡”，所谓六镇藩胡是指朝鲜会宁、稳城、钟城等图们江东六城居住的女真人，随着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大酋长罗屯等全部归降，多数迁入建州（后金）。这些所谓“藩胡”曾在李朝领有职名帖，受到虚封官衔，对李朝很有感情。天命四年（1619年，万历四十七年）三月初八日，有一名“藩胡”叫仁必，就有如上身份，他乘在后金充侍卫之机，将见到的事情，悄悄地告诉李朝官员，即所谓“凡虏中所为，尽情密言”。多尔衮嗣位问题就是这些人通报的消息，引起诸多猜测。多尔衮嗣位之说在正常情况下，不合逻辑。但是对大权独揽的努尔哈赤来说，私下曾与大妃密议，亦难排除。

　　（五）终身之衔恨

　　努尔哈赤“未尝定建储继立之议”是历史事实。但清军入关后，多尔衮恶狠狠地指责皇太极的汗位“原系夺立”，反映出当时15岁的多尔衮对此事刻骨铭心。以其母大妃与皇太极为两个轴心所发生的激烈争斗，他必有所洞知。因汗父死前争夺嗣君的两股暗流迅速形成，即大妃的幼子势力与皇太极势力，现分别加以分析。

　　（1）慈母为子谋位

　　阿巴亥被休废一年后，八旗兵一举攻占辽沈等广大地区。天命六年（1621年，天启元年）四月初三日，汗怀着兴奋心情派8位五牛录额真，带领200多名八旗战士“往迎众福晋”。初五日，众福晋到达新都城辽阳。在众福晋中，就有“汗之大福晋”，受到汗与诸贝勒、大臣的热烈欢迎，众军士在街道两旁列队迎接，从城内至汗宫地下铺上白席，“上敷红毡，众福晋履其上进见汗”。足见，阿巴亥已恢复大福晋地位，并同汗恢复正常关系。此后的一段时期，阿巴亥一直同主旗贝勒幼子多铎住在一起。因天命九年（1624年，天启四年）四月二十二日，汗曾指令“多铎阿哥之母，尔当以原本之礼，恭养尼堪阿哥之母”，即长子褚英之妻。一定要平等对待她，同时要求“多铎阿哥，将尼堪阿哥财产诸物合于尔处”。就是说，褚英第三子尼堪带他的母亲和家产，住进正黄旗旗主贝勒多铎家里，而这个家中的主要责任人是阿巴亥。可见，努尔哈赤与阿巴亥仍然分居。不难看出，阿巴亥恢复名誉是其势力形成的前提，而同时证明多尔衮确实与汗父住在一起。

　　阿巴亥的主要参谋是其亲弟阿布泰。阿布泰是乌拉贝勒满泰的第三子，天命四年（1619年，万历四十七年），叶赫部灭亡前夕，阿布泰归附后金，母亲都都祜等都在后金得以团圆，可谓乌拉那拉氏势力的集结。阿布泰作为国舅，受到汗特殊重视，当年正月在莽古尔泰带领下，舅舅阿布泰排在总兵官巴都里之前，共同带兵6000人，攻克旅顺口。天命六年（1621年，天启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他亲自带兵戍守蒙古边境。因功勋卓著，汗“以己所着镶貂皮白袄”赐给阿布泰。天命十年（1625年，天启五年）八月十四日，阿布泰带领大将杨古利、巴都里等往取挂勒察部胜利回师，汗带领诸贝勒出城五里外，大宴迎接。可见，阿布泰已成为后金著名高级将领。

　　阿布泰归附后，官职迁升很快，天命七年（1622年，天启二年）正月十三日已与16名都堂总兵官汤古代阿哥等并驾齐驱。当年三月在八大都堂中，地位仅次于哈达部猛古孛罗之子额驸乌尔古岱。当月，乌尔古岱被革职，阿布泰舅舅、额驸升为第一名都堂兼任正黄旗固山之职。

　　努尔哈赤死时，两黄旗60牛录，实力同代善的两红旗相当。比皇太极、阿敏、莽古尔泰占有优势，加之国母阿巴亥“机变”能力很强，有一定的竞争力。但弱点是两位主旗贝勒阿济格（21岁）、多铎（12岁）年龄小，威不重，对两黄旗大臣之凝聚作用不足。是时，阿巴亥姐弟俩十分清醒地知道，他们的竞争对手就是具有狡斗之智的皇太极。于是，在汗前往汤泉养病期间，他们曾“合谋”，欲置皇太极于死地，所谓“欲谄太宗，阴行奸恶”，已磨刀霍霍。那么，成功之后将立何人为君？郑亲王济尔哈朗回忆说，“墨勒根王之母及阿布泰夫妇谄太宗所行诸恶事，臣等尽知”。其阴谋计划，即是以多尔衮“欲成其前谋”，就是“立墨尔根王”。可见，阿巴亥胸有成谋，甚至与汗夫计较过。所谓汗“为国事、子孙，早有明训”，（是否认同此事，不得而知。）但多尔衮说：皇太极汗位“原系夺立”，大半讲的是这件事。

　　（2）汗父属意他子

　　清代史书既说努尔哈赤“未尝定建储继立之议”，又称他“为国事、子孙，早有明训，临终遂不言及”。合理的解释是主张八家共同治国，汗位需要公举。但事实上诸子争位，各有打算。皇太极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是弓在弦上。他有三大优势。其一，他一向受到汗父“偏爱”，视之“如眸子”。宠而必骄，嗣位对他来说，当仁不让，志在必得。其二，皇太极“勇力绝伦，颇有战功”，为社会所公认，所谓“人皆称道者”便是证明，在诸贝勒中能与之相比者罕有。天命六年（1621年，天启元年）九月，叔父阿敦已捅破汗心灵之窗，在某种程度上是默认。其三，阿巴亥藏财事件后，汗将“绸缎各三椟”，送到皇太极库；皇太极述说“命贮于朕库”。可见，努尔哈赤对皇太极抱有特殊信任感。努尔哈赤在嗣位问题上，曾属意于皇太极，并非没有根据。

　　事实不难断定，代善嗣位失败后，汗曾属意于皇太极。但有两大障碍，令他难于决定。其一，他提出八贝勒共理国政思想，本身应当不再坚持长子继承制。但在他的观念中，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天命八年（1623年，天启三年）六月，他在批评皇太极时说：“独以汝诚而越他人，岂置诸兄于不顾，而欲汝坐汗位乎。”反映出他思想有顾虑。其二，努尔哈赤对皇太极很不放心，认为他“贤德聪明”，度欠缺。天命六年（1621年，天启元年）阿敦揭露出的同室操戈事件，尽管皇太极等人矢口否定，但汗不能不深思。在第二年宣布的八家共理国政谈话中，强调“吾子孙中纵有不善者，天可灭之，勿令刑伤，以开杀戮之端；如有残忍之人，不待天诛，遽兴操戈之念，天地岂不知之，若此者亦当夺其算”。此话必有针对性。同时一再批评“强势者”、不“公平宽宏”者，甚至当面批评皇太极“愚昧”，其恨铁不成钢的心情溢于言表。汗虽最终未立皇太极为嗣，但似有属意，便是造成多尔衮终身衔恨的根源之一。

　　（3）终身难忘遗恨

　　天命十一年（1626年，天启六年），当多尔衮刚进入15岁时，终生的不幸向他走来。七月二十三日，汗父身感不适，带领卫兵三千前往清河温泉疗养。半个月后的八月初十日夜，受到毛文龙部下官兵至狗儿岭相威胁，于十一日晨，乘坐轻舟沿代子河转回都城。传话请阿巴亥前往。夫妻相遇于距离沈阳40里的叆鸡堡。当日，努尔哈赤与世长辞，享年68岁。

　　努尔哈赤在关键时刻，除阿敏陪伴外，只请大妃前去，必有大事交代，说些什么，无人知晓。但正在此时后金政局却发生历史性震动。这种震动受四个条件影响：其一，皇太极长期笼络诸位小贝勒发生了效应。早在代善被废，宣布八贝勒共理国政时，皇太极就同岳讬、济尔哈朗、德格类等结缘，每当诸贝勒会议结束时，这些小贝勒都不约而同地送皇太极回府。为此，汗父曾批评皇太极等人“皆谗恶罢了，有何益哉”。但正是这些小贝勒，在皇太极需要时，起了大作用。汗父死讯传来后，代善长子岳讬、三子萨哈廉首先说服父亲推戴皇太极为汗。代善失政后，佩服皇太极，认为“汝智勇胜于我，汝须代立”。这意味着两红旗站到皇太极一边。众所周知，三贝勒莽古尔泰早年生活所需都是皇太极供养；在先攻击李朝后征辽东问题上，附和皇太极意见；阿敦事件中同样是皇太极的帮凶；同时，其弟德格类早就是皇太极争夺汗位的附和分子。自然，正蓝旗，在代善稍加说服后，也站了过去。二贝勒阿敏是有条件的支持。这样，皇太极在八旗中占了绝对优势。其二，在关键时刻，汗父将大妃调离京城，使两黄旗群龙无首，皇太极势力得以从容谋划。所谓汗父遗书等尽皆准备就绪。十一日晚间，阿巴亥怀着悲痛心情陪同灵柩归来，尚未得到喘息之机，第二天早晨代善等便向她宣布“遗言”，指责她：“心怀嫉妒，每致帝不悦，虽有机变，终为帝之明所制。留之恐后为国乱”，假称：“预遗言于诸王曰：‘俟吾终，必令殉之’。”并逼迫说：“先帝有命，虽欲不从，不可得也。”受代善等强大势力威胁，阿巴亥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只能哀痛地提出最低要求：将他的两个幼子多尔衮、多铎相托付，希望诸位贝勒“恩养之”。于是，当日辰时，自尽陪殉，享年37岁。她留下的最大悬念是在叆鸡堡，汗临终时究竟说了些什么，多尔衮发出皇太极汗位是“原系夺立”声音，与此不无关系，故有人相信：“太祖有传位遗命。”

　　从上述事实中不难看出三个问题。其一，16世纪90年代至17世纪30年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大变革时代，满洲贵族揭开了这场大变革的序幕，作为时代人物多尔衮不能不接受这暴风雨的洗礼。其二，爱新觉罗氏以少数民族身份欲担当起这历史的重任，兄弟父子之间相残只是意味着他必须选择家族中最优秀的分子，完成历史所赋予的使命。努尔哈赤已做出榜样，而皇太极无论从哪一方面都优于多尔衮，他登上历史前台十分正常。其三，历史有时就是不公平，在充满血腥味的权力争夺中，让刚满15岁的多尔衮从高贵的贵族子弟，充满温馨的家庭生活中，陡然堕入失去双亲的孤弱境地，并亲临慈母被逼的惨烈情景，智慧而工于心计的多尔衮对皇太极等人能无衔恨吗？这就导致此后围绕多尔衮掀起的一系列风波。

　　[1]贝勒与贝子：满文中的ambabeile和ajigebeie均作beile而不用beise一单词，汉译直作“大王”和“小王”。从而可知，满文的beile和beise，汉文均可译作贝勒或王。那么，贝勒和贝子均可通用，并均可称王。......其实，贝子即为贝勒的复数，亦即金代女真人的“勃极烈”或“勃堇”，均为“贝勒”（beile）的异写。王钟瀚：《清史续考》，台湾华世出版社，第157页。

　　[2]“满族”之称是民国建立后确定，努尔哈赤时称“诸申”，1635年改称“满洲”，整个清代未变。为叙述方便，以下通用“满族”代称。

　　[3]一般史书记载努尔哈赤有8个女儿，1620年已有7个女儿许婚，只有最小的女儿虚岁为9岁，是侧妃叶赫那拉氏，即中宫皇后之妹所生。当年努尔哈赤说：“除大福晋穿用者仍归其本人外，其余衣服，皆行取回，赐予女儿。”这个女儿显然不是指叶赫那拉氏所生之女，如果指的是叶赫那拉氏所生女儿，后文就不会出现杀了大福晋会导致“我三子一女犹如窝心，怎忍使伊等悲伤耶”的话了。所以，阿巴亥曾生有一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