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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洪版《三国》译本与罗贯中《三国演义》原著在文本上的差异，历来都是学界关注的焦点所在。许多泰国学者从形式内容到语言文字等方面，对二者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比较研究。洪版《三国》保留了《三国演义》的散文体形式，但是在内容和结构上做了大量的取舍。
（昭帕耶帕康（洪）版《三国》 旧版）
首先，《三国演义》原文中大量的韵文诗词被删去。《三国演义》全书有近200首诗词，但在洪版《三国》里绝大部分都删去不译，甚至连那首著名的开篇诗词《临江仙》也一并删去，只保留了对情节推动较为重要的11首，并进行了意译。
其次，洪版《三国》重新调整和划分了章节，也使全书的篇幅缩水。《三国演义》原著全本共120回，而洪版《三国》却仅有87章，篇幅明显缩减，除了因为删掉了后半部分数段大战的内容外，还因为洪版《三国》重新划分了章回。洪版《三国》把一个较为明确、完整的情节提取出来划分为一个章节，并且舍弃了原著的章回题目。因此，洪版《三国》各个章节之间的内容极不平衡，内容少的章节仅有10页左右篇幅，而某些内容较多的章节甚至长达50多页，《三国演义》原著中多个章回在洪版《三国》中被压缩编入到一个章节中。
最后，洪版《三国》简化了《三国演义》的一些艺术化处理的手法。《三国演义》原著中人物的出场有很多艺术化的处理方式，通过各种技巧性、迂回式的方式出场亮相，使人物形象鲜明，个性突出，但在洪版《三国》中这种艺术化的出场方式都被简化掉了，代之以叙事者直接介绍人物的来龙去脉。这是文学审美习惯的不同。中国人认为迂回式的表达是文学写作的艺术技巧，而在泰国人看来却是艰涩难懂，直白表述更符合他们的阅读习惯和审美需要。
正因为洪版《三国》存在这些问题，便有了许多泰文《三国》新译本的不断推出，由此便引出版本之争。
《新译〈三国〉》
（新译《三国》（万崴版））
1977年，万崴·帕塔诺泰推出了《新译〈三国〉》。万崴·帕塔诺泰在中国待了整整10年，整个少年求学时代都是在中国度过的，还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因此是个十足的中国通，中文水平很高。在华学习期间，万崴第一次读到《三国演义》中文原著，深为罗贯中的文学才华所折服，他在《新译》的前言中说道：
很遗憾，在第一次翻译（《三国》）的时候有不少不足和遗漏，从翻译使用的语词，到人名、地名、文化、俗谚成语以及行文方面，与原文作者的作品对照都有错漏。这使得读者在阅读这部作品的时候无法欣赏到其应有的味道，差距不小。
与洪版《三国》相比，万崴的新译版本的确更加忠实于《三国演义》原著。在回目上，万崴版完全对应120回的中文原著，章回标题也都尽力译出；在内容上，万崴几乎毫无遗漏地翻译了每一处细节内容，连被洪版删去的大段诗文，他都进行了补译；译文中若出现洪版未译、且与中国文化相关的泰国读者难以理解的地方，万崴会添加脚注详细说明；在译文中如果出现和洪版译文有明显出入的地方，万崴会将洪版译文放到脚注之中标注出来，以示对比；在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上，万崴照顾到泰国老读者的习惯，多数主要人名和地名仍然沿用洪版翻译时按照闽方言发音的译音，只对一些不太重要或影响到译文表达的专有名词，才按照普通话的发音音译过来。
《批注版全本〈三国〉》
2001年，威瓦·巴查冷威推出了一本泰文《三国》全译本：《批注版全本〈三国〉》。威瓦·巴查冷威是一位华裔，华文名叫马鼎文，他在20岁那年读到《三国演义》中文原著，才发现洪版译文有诸多错误，而这些错误又被后来的书籍不断重复，因为许多后续衍生版本都是以洪版译文为“元文本”的。他遂萌生了重译《三国演义》的想法。威瓦版本在万崴版本基础之上，把对译文忠实性的追求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他强调这个版本最大的特点就是最“完整”。该版本有以下几个特点：
1、增加了金圣叹所作的序，模仿中文书眉批的方式添加金圣叹的批注；
2、译出所有诗文，并请专家帮忙润色；
3、添加多项脚注，帮助不谙中国文化的读者理解；
4、添加中国文人和威瓦本人的品评和理解；
5、对照昭帕耶帕康（洪）版制作了完整的人名、地名对照表，并添加其在中文语境中的意义。
“甘拉雅医生版《三国》”
（完整版《三国》（甘拉雅版））
2013年，译者甘拉雅·素攀瓦尼又推出一个全译本，因为作者甘拉雅也是一位医生，因此该书也被称作“甘拉雅医生版《三国》”。
甘拉雅也同样关注《三国演义》翻译中的忠实问题，并且在之前两个新译本之上，又加入了一些新的特征：
1、甘拉雅同样对应罗贯中《三国演义》翻译了120回，在内容上十分完整。
2、在译名上，甘拉雅并未制作人名地名对译表，而是首次在全译本的译文中，按照普通话发音来音译人名和地名等专有名词，同时为了照顾老读者，在译名后面加括号标注基于闽方言的旧译。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泰文《三国》重写作者选择按照普通话发音去翻译《三国》的人名和地名。
3、为了方便读者理解，甘拉雅虽然没有采取威瓦的眉批脚注的方式，但是也想了其他办法。如直接在行文中即时插入解说内容，并用加深的底纹背景以示与正文的区别；此外，每套书还附上一本小册子，以问答的形式解释了115个与《三国演义》的人物、情节以及中国文化相关的疑问，便于读者提前掌握故事的文化背景、人物关系和故事梗概。
4、在译文中，甘拉雅采取了绝对“异化”的翻译方式，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力争达到字字对译的程度。例如“人马”一词，意为军队或兵力，一般意译为“thahan（部队）”，但甘拉雅则字字对译为“khon（人）ma（马）”。在这一点上，前三个译本无论哪一个都没有达到这种“忠实”程度。
翻译的准确性与泰文《三国》的传播并不是正相关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洪版《三国》翻译中的“不忠实”非但没有对其在泰国的传播造成不利影响，反而成就了其在泰国的流行与泰国文学中的经典地位。如此一来，最为万崴·帕塔诺泰、威瓦·巴查冷威和甘拉雅·素攀瓦尼这三位新译者看重的“忠实原著”的意义和重要性就被大大削弱了。作为新译本的作者，万崴、威瓦和甘拉雅在最大程度上放弃了作为重写作者在文本创造上的主体性，他们希望在翻译过程中尽量保持中立、客观的态度，以呈现原著的本初样貌。在文化交流中保持绝对的“价值无涉”只能存在于理想中，译者所处的社会和拥有的文化不可避免地会“干涉”译者的行动，这种干涉甚至可能是强制性的，连译者本人都难以觉察到。
虽然万崴版、威瓦版和甘拉雅版译本在影响力上与洪版相距甚远，也难以企及洪版译本的经典高度，但是它们在泰国还是有一定的接受度的。新译本中突出强调的译文的忠实性对于学术研究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它可以满足那些不谙熟中文的泰文《三国》研究学者们的需要。在这三个新译版本中，万崴的版本出现相对较早，因此常常被用来作为学术研究参考资料来和洪版《三国》进行对比研究，如颂巴·詹陀拉翁的重要研究《昭帕耶帕康（洪）版的政治意义》就使用了万崴的译本来和洪版译本进行比照，从而发现了洪版《三国》文本中的诸多“错译”所蕴藏的政治涵义。
（本文摘自本书“前言”，题目为编者所拟。）
金 勇
朝鲜族，1979年，吉林长春人，文学博士。现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南亚系副教授，专事泰国及东南亚的民俗文化和社会历史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4项，著有《泰国民间文学》《泰-汉语音译规范研究》（合著）《泰国史纲》（合著），译著《泰国文化艺术》（合译）等。
在泰国曼谷拉查丹能中路上有一个“拉达纳哥信展览馆”，这是一个装潢时尚、设计精巧的大型现代声光展览馆，专门向泰国民众及世界各国游客展示和宣传有关曼谷王朝（1782-今）的历史沿革、社会发展和泰国人引以为豪的艺术文化等方面的成就。这个展览始于2010年，由泰国皇家资产管理局承办和管理，是一个官方宣传的平台。
而在展览中，展现曼谷王朝一世推动文学复兴这一历史时，专门列举了两部代表作品：一部是改编自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的诗剧《罗摩颂》（Ramakien，或音译《拉玛坚》），另一部是翻译自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的《三国》（Samkok）。《三国演义》的译本竟然成为了泰国文学代表作品，这让很多人都出乎意料。
如果在泰国有过较长的生活经历，或与泰国友人进行过深入的交流，人们会惊讶地发现，泰国人对于诸葛亮、关羽、赵云、刘备、张飞、周瑜等三国人物都如数家珍，对“桃园结义”“火烧赤壁”等三国故事都耳熟能详。泰国还有一句俗语，叫“《三国》读三遍，此人莫结交”，这与中国的“老不读《三国》”有类似的意味，都是在说《三国》里充满了政治斗争与谋略智慧，读得太多会让人变得狡诈。
作为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自16世纪成书以来，就被人们不断传诵、阅读和品评，并在当时就走出了国门。1689年，第一部日文译本湖南文山版《通俗三国志》出版，这是《三国演义》最早的外文译本。之后，《三国演义》被译成英、法、日、韩、马来、印尼等数十种语言，有的国家还有多种译本。因此，在泰国有人读《三国演义》并不奇怪。但是《三国演义》在泰国的传播范围之广、文化影响之深，着实让人始料不及。
泰文漫画版《三国演义》
那么，《三国演义》是如何传播到泰国去的呢？又是如何成功做到在泰国也广受欢迎的呢？
1802年，曼谷王朝一世王普陀耀发朱拉洛为重振因泰缅战争战火涂炭而衰落的古典文学，御令当时的财政大臣、大诗人昭帕耶帕康（洪）主持翻译《三国演义》，并将其作为振兴泰国“国家文学”的重要措施之一。自此，出现了《三国演义》的第一部泰文译本《三国》。
事实上，在出现泰文译本之前，泰国就已经有了《三国演义》。 而《三国演义》能够传播到泰国，主要归功于泰国的华人移民。从阿瑜陀耶王朝（1350-1767）开始，中国人大量移居泰国。一开始，《三国演义》只在民间的华人社会中流传，并没有和泰国的文学界发生直接关系。在泰文译本出现之前，泰国只有中文版的《三国演义》书籍。但是古代泰国不是一个汉文化圈国家，绝大多数人不懂中文，因此也不会阅读中文书。
除了中文的《三国演义》书籍之外，口头传承、神庙活动、戏曲表演乃至工艺美术都是重要的传播方式。就拿戏曲来说，虽然中国戏曲与泰国戏曲有很大区别，泰国人听不懂戏曲的内容，但中国戏曲中华丽的排场和眼花缭乱的动作表演对泰国人有着很大的吸引力。
泰国学者修朝在《中国戏剧在泰国》一文中指出，传入泰国的戏曲题材“多是三国、水浒等演义小说的题材，以武打见长，或者载歌载舞，活泼矫健，配合以雄壮威武的锣鼓，重现古代战争的场面，气氛肃杀凝重，而歌舞的表演，则队列变化多样，有时威武凛凛，有时轻松活泼。”
在泰南的古代文学作品中也有对中国戏曲的表述：
大戏演“三国”，
髯口当胡须。
泰人听不懂，
“做”“打”却有趣。
棍棒刀枪剑，
虚晃即若离。
我等如上台，
劈头何所惧。
随着上层华人的社会流动，《三国演义》有机会进入泰国“大传统”文化之中。
作为外来移民，华人最初在泰国的社会地位并不高。但是一些华人通过自身努力和社会流动，进到了泰国的上层阶层中。泰国的上层社会有“地位准入”的要求。泰国人传统的准入原则主要有血统准入、庇护准入、战功准入等。但血统准入是针对有世袭关系的王公贵族；庇护与战功准入机制则是针对普通庶民。
对华人而言，在这些原则之外还有“财富准入”，它不仅包括华人以财富资本交换政治资本，还包括泰国政府以追求资本为目的而吸纳华人，最主要的方式有“仕官加爵”和“通婚结亲”。
早在17世纪，已有不少华人在泰国当官。陈伦炯所撰写的《海国闻见录》里说：“（暹罗）尊敬中国，用喊人为官，属理国政。”魏源《海国图志》也说：“华人驻此，娶番女，唐人之数多于土番，惟潮州人为官属，封爵，理国政，掌财赋。”
在泰国华人中论地位和成就，最高的要数吞武里王朝的国王达信王（Taksin，1767-1782在位）。达信中文名为郑信，华人称其为郑昭，意为郑王。他是泰国人心目中历史上最伟大的七位“大帝”（maharant）之一。达信是第二代华人，他的父亲郑达是广东汕头人，于雍正初年来到泰国，娶暹罗女子为妻，生下郑信。郑信后成为达城城主，并带领带过人民抗缅复国而登基为王。
达信王
通过仕官和通婚，以及由此形成的关系网，一些华人垂直流动到泰国上层社会，使以《三国演义》为代表的中华文化被泰国的上层社会接受成为可能。而使可能成为现实的，则是成功主持翻译了《三国演义》的昭帕耶帕康（洪）。如果没有他这位“伯乐”，《三国演义》的潜质恐怕很难被真正发掘出来，甚至可能因为“水土不服”而就此湮灭。
昭帕耶帕康（洪）生年不详，卒于1805年。“昭帕耶帕康”并不是他的名字，“昭帕耶”是爵衔，相当于公爵（一等爵品），而“帕康”为负责国家或王室金库的大臣的职衔。他的本名叫洪。他是泰国吞武里王朝和曼谷王朝两朝重臣，也是当时首屈一指的诗人，在文学上很有造诣。
昭帕耶帕康（洪）虽然泰文功底深厚，但是却不懂中文。他主持的翻译团队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精通中文并粗通泰文的华人移民，以闽籍华人为主；另一部分则由昭帕耶帕康（洪）亲自挂帅的精通泰文的人员。整个翻译过程采用了一种完全“意译”的方式进行翻译，先由华人将中文大意翻译成质朴否认泰文，然后由宫廷文人对译文重新进行组织和润色，力求使泰文译文地道、典雅，具有文学性。
这样一来，翻译出来的《三国》在具体内容上会有与原文不一致的地方，但是却更符合泰国人的阅读和欣赏习惯，这也是其在泰国获得成功的原因。准确来说，泰文《三国》并不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翻译作品，更像是一部以《三国演义》故事为蓝本进行的“再创作”。不少泰国人也将洪版的《三国》视为泰国本土文学。
洪版《三国》自问世以来逐渐风靡暹罗社会各个阶层。起初，译本以手抄本的形式在宫廷和贵族间广泛传阅。1865年印刷出版以后其影响很快就扩展到整个暹罗的范围。除了三国故事的精彩和厚重之外，《三国》中所使用的全新的叙事语言风格也颇受欢迎，形成了一种“三国体”（samnuan Samkok）。
“三国体”的特点是语言简洁明快、通俗流畅，常常带有生动形象的比喻，行文中又带有一种特殊的中国的异文化韵味。这种散文体语言风格是以往泰国文学作品中不曾有过的。洪版《三国》及其“三国体”开创了泰国散文体文学的先河。
《三国演义》的成功泰译还带动了一大批中国历史小说被移植过来，中国文学开始逐渐被泰国所认识和接受。很多中国古小说的泰译本纷纷出版成书，例如《红楼梦》《金瓶梅》《聊斋志异》《济公全传》《七侠五义》《警世通言》等。
进入20世纪之后，泰国社会逐渐出现一大批洪版《三国》的派生文本，不仅数量上蔚为可观，不少作品在质量上也令人瞩目。譬如雅各布（Yakhop）的《卖艺乞丐版<三国>》，这是最早的泰文《三国》重写型小说。还有克立·巴莫（Kukrit Pramoj）的《富豪版<三国>》，“冷威塔亚库”（Ruangwithayahom）创作的《卖国者版<三国>》以及厄·安恰里（Ua Anchali）的《身边人物版<三国>》（又名《蝴蝶的梦影》）等诸多有趣的派生版本。这一系列新文本是《三国演义》在泰国传播进入本土化阶段的直接产物和明证。
因此，简单地说，现在泰国人民看的《三国》跟我们中国人看的罗贯中写的《三国演义》并不一样，甚至在语言风格和思想立意上可能有着很大不同。不过，这也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与泰国本土文化的融合较为成功。
时至今日，《三国演义》在泰国的传播进程仍在持续进行之中。人们推陈出新的热情不减，每年仍有新的泰文《三国》类书籍源源不断地出现，同时经典的《三国》书籍还在不断重印和再版。此外，各种新的传播方式，如影视剧、漫画、动画、网络游戏等方式方兴未艾，对年青一代受众来说更迅捷、更富时代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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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1-26 11:56:15